燃情岁月1989（23）
六月五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陈希同发表广播讲话。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不断发出新的紧急通告。人们注意到，一份六月四号凌晨一点半发出的紧急通告说“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跟当天解放军报社论“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的说法矛盾。
民众益发愤怒。杭州，数千学生、市民高呼“以血洗血”、“绞死邓、李、杨”、“人民是杀不完的”。上海，八千学生上街，部分工厂停工。成都，万人上街，烧毁市委、市府牌子和国徽，烧毁人民商场，损失四千万元。山东，近万学生游行抗议。福州，七千学生戴黑纱、抬花圈，呼喊“悼念北京死难者”、“打倒法西斯”。郑州，上千学生抬花圈游行，“悼念殉国者”、“反对暴力镇压”。石家庄，一万三千学生抬花圈、戴白花黑纱上街，“反对血腥镇压”、“悼念爱国者”；七千人游行，送花圈到27军军部门口。【这是群众误会。27军没有杀人，后面可能写到】呼和浩特，上万师生抬花圈游行，包头钢院一女生退党，内蒙大学生物系团员集体退团。武汉，万余师生抬花圈游行，三镇交通中断。广州，数万学生、市民游行。南京，学生、市民抬花圈、戴黑纱白花，悼念死者，抗议镇压。太原，三万人在五一广场举行追悼会。哈尔滨，万余学生和一千市民上街，堵塞交通。长春，万余学生冒雨游行，“千古奇冤，北京一夜”、“反对屠杀”。合肥，万名师生游行，“为死难同胞报仇”、“罢工、罢市、罢政、罢课”，市内交通全天中断。昆明，数千学生在东风广场静坐。南昌，上万师生在中心人民广场集会，悼念死难同胞。贵阳，数千师生和新闻工作者在人民广场集会。香港，市民一早到中国银行排长队取款，额度达三十亿港元。人民日报一早收到中国留美学生电传的抗议书，要求邓、李、杨下台。
国际社会强烈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对中国的事态发展感到沮丧”。新加坡李光耀对于“中国政府镇压北京要求民主的游行者感到震惊和沮丧”。且不说西方国家政府的反应。法共总书记马歇说，“军队干预，发生伤亡，这是极其令人遗憾的。”芬共主席声明，“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向群众动用装甲车，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人民的军队向热爱和平的、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南斯拉夫政府发言人对于“中国军队的野蛮干涉表示极大不安，对于人们的死难感到痛惜。南政府诚挚地认为中国的复杂局势是能够用政治手段、而不是使用暴力和凭藉军队加以解决的。”
方励之进入美国使馆避难。
六号。街上不时打枪，安全没有保障。记者不能出去采访，新华社通稿也发得少，人民日报编报缺稿。纸库在郊外，纸运不进来，印报缺纸。上面同意，出不了八版，就出四版。上面召集的会，不想参加，就以安全为借口推掉。
印好的报纸，邮局不敢来运，都堆积在仓库，连党中央也看不到它的机关报。直到中南海来电话说好几天没看到报纸，报社才由办公厅负责人带着发行处的人，冒遭枪击的风险专门去给中南海送报。中南海机关事务管理局从领导到一般干部，见到人民日报的人，都跑来跟他们握手拥抱，生死相逢、泪眼对视。
下午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不许记者录音、写稿，统一用新华社通稿。新华社更干脆，说晚上办公室一开灯，就有人往里打枪，所以晚上不发稿。
在记者会上，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主任张工介绍天安门清场过程，反复强调，整个过程“没有死一个人，没有轧伤一个人。”
北京高自联和培大学生自治会联合发出《空校宣言》，号召全国总罢工、总罢市、总罢课。戒严当局继续发布紧急通告，已经达到第八号，申明军警有权“对反抗者就地强行处置。”上海、内蒙、四川和新疆致电，坚决拥护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全文照登，既不加标题、也不写导语，消极怠工。
全国各地抗议如潮。瑞典取消政协主席李先念原定九月的访问计划。挪威王太子夫妇取消原定夏天的访华计划。法国取消李鹏来访的计划。奥地利召回驻华大使。加拿大、英国、日本、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准备从中国撤出侨民。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发表评论，“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是一场悲剧。作为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主义的朋友，当我们读到射杀学生和用燃烧瓶烧装甲车，我们感到特别痛心。……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学到，枪杆子不能出真理，不能解决问题。枪杆子中不会产生别的什么东西，只有死亡。”苏联人代会发表声明“我们希望明智、理智和慎重态度将占上风，将找到摆脱目前这种形势的无愧于伟大中国人民的办法。”波兰政府发表声明“波兰社会和当局以深切关注的心情得悉在北京发生的悲剧性事件……”
七号。重要路口都有军人持枪把守，坦克、装甲车在大街上逡巡。惊恐中，满城萧杀。因为交通阻塞，粮、奶、燃气等基本生活用品出现短缺。商店大多关门，菜场里菜贩不多。少数营业的商店前面，居民排起长队。
全国各地继续声讨。上海，传言要戒严，学生纷纷离校。南京，学生堵塞长江大桥和南北铁路交通。武汉，学生堵塞长江大桥，市内交通全面中断。太原，高校2/3学生离校回家。济南和哈尔滨，各有上千工人上街游行。天津、呼和浩特，开始空校运动。长春，十多万工人、市民和学生游行。
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格罗斯发表声明，“中国的悲剧使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党）党员和匈牙利整个社会感到震惊。……我们强烈谴责暴力和自相残杀的战争。这些方法与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匈撤回驻华使馆的22名外交人员家属。
八号。北京高校大部分学生离校，连毕业班都走了1/3以上。中小学大都没有复课。许多企业仍处停产状态，工人出勤率很低，最高的都只有一半。各地时有学生、群众卧轨，导致进京客车出现晚点、停运。市内公交80%的都没有恢复。三环以内只有4个加油站正常营业。
全国抗议继续。欧共体和比利时五号在会谈前临时取消跟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的会谈，代表团今天经巴黎回国。
九号。下午，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标志着当局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平息“反革命暴乱”，是“怀仁”。邓一方面给这场公民运动定性，“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极少数人先是搞动乱，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另一方面又试图安抚人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实行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邓说到，这次“反革命暴乱”是必然发生的，晚发生不如早发生，现在发生是最好的时机，因为一批老人还在。谈到“平暴”，他展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空军还没有动用哩！”
针对社会上仍在不断散发的传单，戒严当局发布第12号通告。政府曾反复强调，戒严不是军管。以戒严当局的通告，代替国家法律，这跟军管又有何差别？
十号、十一号，死难者的头七。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搜捕。仅北京市就已拘捕400多名“暴徒”。方励之、李淑娴夫妇遭通缉。各地纷纷取缔高自联、工自联等“非法组织”，拘捕其骨干成员。
可——是——五月十八号，李鹏曾信誓旦旦，“我代表中央宣布，绝对不会对同学们秋后算账。”
也许上帝的计划超过人类理性的极限，也许中国信仰上帝的人太少，结果上帝并没有实行最仁慈的计划。政府开枪了，不是橡皮子弹，而是荷枪实弹。四号凌晨一点左右，部队在对广场进行合围的时候，在东西长安街和前门大街上开枪。那个时候，广场上有好几万学生和群众。
聂辛站在那个旗杆下面，看两辆装甲车围着天安门城楼，疯狂地来回飞奔。这个时候，他就是想离开，也无可逃遁。眼前景象让他难以置信，完全违背他所了解的世界潮流和政治逻辑。一片茫然中，他突然感到一阵刺痛。一摸肚子，手掌上满是鲜血。身边素不相识的人喊来板儿爷，抄小道将他送往北京医院。
当他重新醒来，医护人员给他看取出的弹片，“不幸中的万幸！”他正年轻，一颗子弹打中腹部，一般不会致命。靠着上帝的恩典，他幸存了。
所有的人都很愤怒。爷爷拍着病床架子，身体跟床架一起颤动，怎么可以向自己的人民开枪？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绝无仅有的！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死罪已免，活罪难逃。低年级同学可以实践空校运动，毕业班的同学可不能离开太久，眼巴巴地指着毕业呢。毕业论文和期末考试的内容变成了——成天学习李鹏在戒严大会上的讲话、袁木和北京市委讲反革命暴乱的真相、邓小平对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学潮期间他们亲身经历、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都不算真相。绝大多数人在学潮期间，出现幻觉、幻视、幻听，所以不明真相，被反革命分子利用。现在政府要帮助大家重新了解“真相”。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学校，追查“动乱骨干”。前段时间很多老师赞美学生，你们不爱读专业书，一直担心你们真的成为“垮掉的一代”。运动一开始，同学们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让人刮目相看，是真正雄起的一代。现在没人公开这么说了。辅导员、党总支成天抓“动乱骨干”，发挥党的优良传统——鼓励相互揭发。已经当上骨干的，现在要积极反省，学校动辄以不让毕业相威胁。
他人还在医院疗伤，姓名却上了骨干名单。他算什么骨干，既没参加游行示威，也没参加静坐绝食，更没参加任何组织。不知道谁说出去的，学校知道他给外媒做翻译。报纸上说，这场暴乱是美国长期精心策划挑动起来的。戒严令特别针对外国媒体，五月二十号宣布戒严之后，外媒报道学潮的活动已属非法。为外媒报道学潮提供方便，属于资敌行为、里通外国、为虎作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还小，而且生活在政治空气相对淡漠的农村。没想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文革不期而至，一样的术语，一样的作派。
如果给外媒当翻译算资敌，那么北京饭店等星级宾馆给外媒提供食宿算什么？党组织领导艺术高超，那不归我们管！他们内部有指标，平暴时在外面中弹受伤的是当然人选，枪伤就是证据。从本质上讲，上级的要求就是他们全部的理由。精神上，只讲信仰，不让思考；行动上，只讲服从，没有制衡。这个政权的生命，完全依靠这个机制维持。
强制学习、自我反省、相互揭发四十天，同学们低着头领毕业证。稳定压倒一切，聚众是当下大忌，连毕业典礼都没敢举行。
学位办的周老师仗义，不给人家学位也就算了，但毕业证是学历证明。人家在这里完成了学业，凭什么不给发毕业证？但管事儿的不管，只服从学校决定，像街上横飞的子弹，不讲道理。
招商蛇口倒不在乎他因为被定为“动乱骨干”而拿不到毕业证，张经理说，只要学校放档案过来，我们就接收。但是学校现在像一个军事单位，只执行命令。按照政策，学生中的“动乱骨干”一律遣返回原籍。他们发配他回湖北农村，他的档案从北京打到武汉，再到新市。人生，回到了原点。
老先生去问，第二学位学生的原籍如何定义，是不是要把聂辛送回娘胎？他没有拿到第二学位，第一学位还是有的。为什么不能按照普通本科毕业生对待？答曰：一切按政策办理。
你就留在北京，哪也甭去，黑人就黑人。叔叔阿姨收留了他。既然他去不了蛇口，她也没去，一动不如一静，都留在北京，相互有照应。她没问题，待明年开春风清月明之后，再去培大简书黄阿姨那里——一场浩劫之后，大学毕业生一时流落社会的不在少数，推迟上班并不引人注意。而他在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成为掉进社会罅隙的边缘人。导游没法接着做，大屠杀之后，英语国家的人不上北京来。爸爸让他在家专心译书，“一个屠杀人民的政府是不会长久的，熬——过——他们。”
戒严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元月，整个夏天北京都处于黝黑的枪口之下。安全第一，婚礼只能精简再精简，好在今年七夕正好是八月八号，一个再吉祥不过的日子。
在译书、跟不同书商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不仅慢慢领悟到什么样的书会畅销，和其它做书商的门门道道，而且发现北京书商中许多人和他一样，也是掉进社会罅隙的边缘人。“跟我们一起干吧，”到九二年、孩子已三岁的时候，他已无法拒绝这样的机会，开始成为一个书商，游走在文化和商业之间。
表面看来，他的生活跟别人没什么不同。只有他自己知道，那腹部的枪伤一到阴天便会隐隐作痛，那双无所不在的眼睛一直盯着呐。他做书商，只能呆在幕后，偶尔来到前台，安全部门就会干预，稳定就会压倒一切。每年的敏感日子，像周年纪念、西方政要来访，安全部门定会照会。他好心告诉他们，他不懂也不关心政治，受到枪伤纯属偶然，请不要在他身上浪费社会资源。那些人说，他们只执行命令。
洪涛出狱后陷入穷困，衣食无着。他受朋友之托，穿针引线，帮助洪涛在外地以化名出书，以稿费的形式资助他。官方调查洪涛生活来源，不停上门问话，恨不能将他们这些残渣余孽，尽数扫除。更为恶劣的是，一次又一次，他们到单位骚扰妻子，给学校施加压力强迫孩子退学。
他们竟被迫分离，因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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