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中走进文革大潮（1）
困惑中走进文革大潮
潘文鸣
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除毛泽东身边的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等少数亲信以外，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到一般干部，都是没有精神准备的。而且，最初人们对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事后人们才知道，这场大革命是先从造舆论开始，然后借助红卫兵运动，把全国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一夜之间搞瘫痪，再利用已经动员起来的造反派，在中国大地上卷起一场横扫一切人类文明的风暴。
作为一个刚刚走上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在运动初期我处在一个旁观者的地位。但从读初中开始，我就喜欢钻图书馆，阅读报刊杂志，关注文艺界的争论和批判。文革前虽然在农村搞四清，但对报纸上的大批判仍然关心，而且心中有不少想法。四清运动突然宣布结束，回到市内和局机关以后，看见无数大字报和大标语出现在眼前，以及一些当权派纷纷被揪出来靠边站……对运动中的这些现象感到十分困惑难解。本文就是笔者对文革初期的经历做个回顾和介绍，供想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的读者参考。
1、四清运动突然提前结束
1966年5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四清工作队集中，突然通知说根据上级指示，要提前结束农村四清工作，各自回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求各组迅速把扫尾工作结束，然后进行小组鉴定。
本来说，四清工作要搞一年。就是说，我们在贵阳南郊孟关要搞到11月份，才返回贵阳。为什么只搞半年时间就要提前结束？另外，回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个“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样搞法？四清工作队领导没有具体说明，所以，大家心里不免都有一些疑问。
不过，在进行四清工作时，尽管乡下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大家和农民一样，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但这些四清工作队的成员毕竟都是国家干部，是吃皇粮捧铁饭碗的，这些人和农民不同，也和一般市民不同，他们对国际国内形势比较关心，习惯读报或听广播，因此，四清工作队里，有的干部还带有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早晨收听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另外，每周四清工作队到公社集中开会，大家碰到一起，往往也喜欢交流一些国内和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
还是在1965年底，大家就断断续续听到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姚文元批京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说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这个剧本的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北京读书期间，曾经听说毛主席提倡过要学习海瑞精神，不怕离婚，不怕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要像海瑞那样敢于犯上。于是吴晗写出了《海瑞罢官》，结果却出了大问题！这有点让人想不通。
翻过年来，又听说林彪委托江青参加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有个纪要，在这个纪要里说，文化艺术界和教育界从建国以来，一直是被一条黑线所统治。这也让人难以理解。因为大家心中想，明明建国以后，各条战线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怎么能说是“被一条黑线所统治”？当时大家哪里知道有两个司令部？这批到农村参加四清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都是分配到省文化系统学艺术的大学毕业生，对《纪要》里这种提法，肯定也有想法。
所以，我身在农村，每天下地干活，心里常常感到不踏实，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学校大门，迈向社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来说，未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究竟怎样才不会犯错误？这是我们这些所谓未来的文艺工作者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就在宣布结束四清运动的通知传达的时候，又听说姚文元发表了批“三家村”的文章。大家通过交谈，渐渐弄清楚，所谓“三家村”，是《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文化界名人廖沫沙三个人的笔名。近几年，他们用“三家村”的笔名写的《燕山夜话》，在北京市的报刊杂志上陆续发表，多是谈论总路线和大跃进方面的内容。我虽然没有读过“三家村”发表的文章，但在那些大批判文章里，有这样两篇留给我的印象最深，一篇是说有人患了健忘症，犯了错误从不总结经验教训，结果一犯再犯，要治好他的健忘症，只有用木棒击打他的脑袋才行；还有一篇说一个穷光蛋，只有一个鸡蛋的家当，他幻想鸡孵蛋，蛋变鸡，如此反复，就可以发财致富。他老婆看他不踏踏实实靠勤劳致富，而是每天做发财梦，一气之下，把他的一个鸡蛋给砸了。这些文章生动有趣，一般人看了也不会想到在政治上是映射什么；但却被批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这不免使我想到在中学历史课上，老师讲的清朝文字狱，一个人在诗中写“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结果就被以反清的罪名杀头。但是，当这种念头一闪，马上自己就认识到自己思想有问题，而且很危险，如果不认真改造，加上出身不好，肯定要犯大错误……
不过，无论怎样给自己做工作，这些致人于死地的批判文章对一个立志从事文艺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在心灵深处引起的震动和不安，外人是还很难理解的。
当然，身在农村四清前线，对于中国的未来，大家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目前最重要的是四清工作队的“小组鉴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大家对这个鉴定都是很重视的，因为这关系到我们这些参加四清运动的每一个成员的前途——对各单位抽来搞四清的干部来说，关系到他们的提拔和使用；对我们这批来实习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在四清工作中的表现，则关系到是否能顺利转正。所以，不管回贵阳以后如何搞文化大革命，这个“小组鉴定”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所谓“小组鉴定”，就是四清工作队到农村以后分成若干小组，分片包干下队工作，每个四清工作小组负责一个生产大队，每一个或两个队员负责一个生产队。工作结束以后，就以小组为单位，对每个人在四清工作中的表现，写一个书面鉴定。具体操作过程是：先由每个参加四清工作的工作队员自己写一份总结，里面把自己在四清工作中的表现和体会写出来，然后在小组会上向大家宣读，再由小组其他成员进行评论，看个人总结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并且互相提意见，这些意见包括正面的赞扬，也有提醒和批评，然后由组长根据个人总结和小组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这个书面材料就是小组鉴定。
另外，小组还根据每个人在四清工作中的表现，选出“优秀四清工作队员”。然后，把个人总结和小组鉴定以及包括“优秀四清工作队员”等材料装入每个人的档案，作为这个干部以后入党提拔时的参考。因此，大家对小组鉴定都十分认真严肃，特别是我们这批来实习的大学毕业生，更是迈向社会的第一次考试，及格不及格，关系重大。
现在想来，中共对如何把干部培训成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的确是有一套非常成熟和巧妙的办法的。假如你生活在这种体制之中，你是无法逃脱这个系统的洗脑工程的。
还有，无论是参加农村的整风整社，或是到农村搞四清，都要求大家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大学读书期间，我曾经到北京近郊的房山县去参加过整风整社，到延庆县去写过村史，到山西昔阳县去搞过四清……这几次农村工作，上级选的都是没有饿死人的地方。所以，几次下乡，尽管亲眼看到农民的日子很苦，但我们在农民家基本可以吃饱。这次到贵州近郊的孟关，也是在大饥荒年代没有饿死人的地方，但农民的生活比北方农民好像更苦。如北方农民是吃了早饭以后才下地干活，孟关的农民是早晨起床就下地，直干到近中午11点左右，才回家吃早饭，而且吃的是包谷米饭和自己种的蔬菜，几乎没有什么油水。所以，我这个北方来到年轻人，总是感是处在半饥饿状态下干活……
可能四清工作队的领导也知道大家吃不饱，所以，每到星期天就到公社集中，说是开会，实际上是让大家到街上的饭铺吃一顿饱饭。
因此，突然宣布结束农村四清回贵阳，大家心中自然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