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札记：死于梦想

死于梦想

（张浩文《三天杀死一个乡村作家》）

虽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一个乡村作家死于非命，这大概还算得上是一起悲剧吧。张浩文讲述的是一个惨烈的悲剧，也许必须要用醒目的戏剧效果才能刺激我们麻木的神经。

这个叫做马高明的作家，没有一部作品发表，尽管他写了一麻袋的稿子。他的文学启蒙是一本残缺的《创业史》，作家柳青也因此成为他一生的文学导师，也许说是精神导师更为确切。马高明自己在心里把柳青当神明供着，也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应该同样对待柳青。他特地要司机绕远路去祭奠柳青，可是却不肯支付五十块钱的路费，理由是司机应该为文化尽尽孝心。这个借口在作为马的朋友“我”看来都不通情理，“我”私下里塞给司机五十块钱才把事情了结了。

马高明是个活在过去不能自拔的人，他看不惯农村里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分化，甚至幻想着第二次农业合作化。他将全部精力化在写作上，一家人的生活捉襟见肘，家人心有怨言是可想而知的。他的妻子刘彩娥是个难得的好女人，有苦心里藏着，从来不和丈夫争吵，对丈夫既尊敬又同情。刘彩娥这个人物过于理想化了，她和丈夫之间的冲突小说中几乎没有表现，这不仅不真实，而且也影响了对马高明性格和内心的深度刻划。马高明并没有多少生活上和心理上的障碍需要跨越，他根本就不操心自己的院墙是不是土夯的，他甚至对孩子有没有钱交学费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焦虑（至少小说中描述得不够充分）。如果刘彩娥和孩子们对他施以压力，而马高明表现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挣扎，那么这个人物要丰满得多。

眼下我们看到的马高明有些扁平，有些符号化，按照作者的说法，马高明这个乡村作家“把文学化入了自己的血肉”，当他的稿子遗失后，“头发和眉毛全部脱落了”。这个扁平的人物依然能够感动作者的“我”和作为读者的我。有时候，简单化的处理倒也有种单刀直入的效果，就像寓言故事的所指。

在我看来，马高明的故事就像一个现代寓言。在这个浮躁、物化的世界里，写作的人看上去越来越多了，文学这个行当的精神指向越来越弱，越来越趋向商业。那些以下半身为卖点的小说现在已经蔚然成风，不是说性不可以写，写好了照样可以是杰作，比如D．H劳伦斯和亨利．米勒，问题你没有人家“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这个本事在劳伦斯那里是才情，在米勒那里则是充沛的元气。市场爆炒卖点尚可理解，文学评论界也跟着为那些破烂叫好，真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作者在小说里说，现在的作家们见面是不谈文学的，除非谈话对象是文学女青年。“我”面对马高明，“想起了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事们，我们都是转干这行的，可我们这些年来到底都做了写什么呢？面对一位乡村业余作者，我们是不是应该脸红？”

“我”虽然在马高明面前感到惭愧，却也明白，马在文学上是不可能有出路的，那些浸满了他心血的稿子不可能为他的两个孩子换来学费。这个活在文学梦想中的人，固然可敬，更多的也许是可怜。作为他的朋友，“我”有义务让马高明从象牙塔里走出来，回到不那么可爱的现实，好尽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我”知道对于马高明这样的人，要让他死心塌地养家糊口，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把象牙塔砸个稀巴烂，所以“我”当着众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说：“你根本就没有当作家的水平，这一辈子也别想：我如果是你，老同学，我就把这劳什子烧了，从此好好安心养家糊口过日子！”“我一口气说完这些话，赶紧跳上火车，我怕慢一点我的眼泪就会流出来。”“我”怎么也没料到，马高明居然卧轨自杀了，就当着“我”的面。“我”忍不住放声痛哭。

小说至此嘎然而止，留给读者的震撼却没有停止。马高明是个透明的人，连死都死得那么纯粹，像上个世纪的一位诗人那样死去。可在这个浑浊的时代，一个纯粹的人没有立锥之地。喧嚣的时代，就像那辆呼啸的火车，谁也挡不住，这架钢铁怪兽，谁也不知道它最终将驶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