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7：1967年，3岁，第一次吃河虾（第四部分）

今年五月底的一个中午，我到公司里去巡视，而且要和一些员工谈业务事情。都上班时间后38分钟了，我找不到这些人，结果我到休息室一看，居然4个人、4个研究生毕业的员工、其中还有一个是我带的研究生毕业的，仍然在蒙头大睡。我怒不可遏（勃然大怒、怒发冲冠），当即宣布他们严重违背公司制度、影响恶劣，要开除，马上收回钥匙，立马走人，并且扣半个月工资。

几天后我去南大表妹家吃饺子，提到此事。我那姑姑，退休前某央企的副总工，退休后给一个著名私企打工当总经理（12万人民币的月薪，还可以吧？），我一直认为她是心直口快之人，结果她是这样描述她如何辞退员工的：“A呀，咱们老板一直很欣赏你，我也是。可是目前公司经营太差，坚持到现在，真的再坚持不下去了，必须裁人了。都好几天了，真的难为死我了。那些刺儿头，老板都不愿意惹。那些废物蛋，把他辞退了，他咋养活老婆孩子？想来想去，只有你这样的，离开这儿到别处兴许还有更好的发展。。。。。。，没有办法，我跟老板说了半天，给你多争取了半个月的工资做补偿。。。。。”

 

在大多数乡人眼里，韩燕庭仗义疏财、世情练达、交着八方朋友，是难得的能人、好人。但是在有些人眼里则不是。

庄坨村有一个旗奴后代，叫傅常宝，是个好吃懒做之人，平时爱赌钱，又爱欺负村里人。

而我们那里是游击区，八路军经常抓赌，惩罚也很重。

那时候，八路军号召各村老百姓挖壕沟把县城封起来，日本鬼子和治安军只能龟缩在县城里，轻易不敢清乡、扫荡了。而各村民兵夜间还要站岗放哨，严防敌人偷袭。

话说，晚秋的一天，轮到我村的我爷爷和我三大伯（很远的本家族堂伯父，我们村的两个最富的人之一）一人拿一个大棒子在村头的五道庙外站岗。快到半夜了，见远处有人过来了。他们俩吓得赶紧躲到庙里面去了。到庙前的是三个人，一个是区小队队长、一个通讯员、还有一个就是大乡长韩燕庭。

区小队长毫不客气地对着庙里的我爷爷和三大伯说：我早看见你们了，快出来吧。

我爷爷他们俩赶紧出来了，小队长继续说我带你们俩去沙坨（村）去抓赌。

5个人大约走了4里路到了沙坨村。看到了一家东屋亮着灯。小队长对我爷爷和三大伯说：“你们俩到后门堵着，谁开门往后院跑就用大棍子把他吓唬回去。韩乡长你老堵着西屋窗户，小张（通讯员）你堵着前门”。布置完了，小队长掏出盒子枪，站在东屋窗外，向天上砰砰开两枪后喊“抓赌的”，当时就见屋里灯灭了。

但是远近没有一声狗叫。老百姓为了配合八路军，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己家的狗早都打死了。虽然我们那里的顺口溜是“土八路，瞎胡闹，一身虱子两脚泡”，老百姓没有想到共产党八路军会成功赶走日本鬼子、成功夺得天下，但是他们也佩服八路军的组织能力、也爱国。

大家想一想，一个县，在39年冀东大暴动后，党组织被完全破坏，武装抵抗力量接近于零。但是在1943年，八路军要在北宁线（京山线，北京-天津-唐山-山海关的铁道线）以南开辟地区时，一个县有县大队、还有好几个区小队（国民党什么也没有）。

两声枪响灯灭以后，屋里面乱成一团，我爷爷他们俩只听得咚咚的乱跑声，真的有人开后门要跑。我爷爷大棒子一抡大喊一声“回去”，一会儿又开门跑出来一个，三大伯喊一声挡回去。

然后大家就进了东屋。我爷爷和三大伯在里屋（东屋，卧室）门口站着，只见屋里面有六个人，其中一个是傅常宝。傅常宝认得我爷爷，还偷偷地蹭到门口，把一打钱向我爷爷手里塞，我爷爷吓得赶紧把两只手互相放入衣袖中，假装取暖，让傅常宝无法用我爷爷为他窝脏。

小队长就开始训斥这些赌徒，大乡长韩燕庭也要帮腔。小队长的大道理正讲个没完，就听的堂屋咣当一声、又听得哎哟一声，有人走出来一看，发现有一个人从上面掉到锅里了，摔得正在哼哼。原来枪响以后的混乱中，他发现所有的逃路都被封死了，急中生智，就爬上灶台、再登上碗橱，用手抓住房顶上的椽子，半躬着腰斜着身子藏了起来，混乱中谁也没有发现他。可是里屋小队长和大乡长的训话时间太长，这小子那个姿势太难拿了，估计手和胳膊都酸麻了，直挺挺的就掉了下来，砸进锅里摔得直哼哼。至于锅里面是否有热粥，爷爷没有讲到，我不能瞎写。

众赌徒看了想笑又不敢笑，我爷爷说他自己憋的喉咙痛。

小队长最后宣布，搜到的赌资全部没收，他们七个人包括房东都要罚去常坨修10天战壕。

常坨离庄坨有10华里，押送的任务由我爷爷和三大伯来完成，区小队长和通讯员有事情要去西北另一个村子，韩大乡长和我爷爷他们顺路，要半路回庄坨自己的家。

我爷爷和三大爷只好自认倒霉，中间经过自己的村子还不能回家。一路上赌徒相互埋怨，有的说玩的差不多就应该早早回家，结果这么一整，输的赢的都没有捞住好。还有的乱猜测谁告诉给区小队的。有人暗示是韩大乡长。

傅常宝和韩燕庭是同村的，他上来央求韩燕庭把他们放了，韩燕庭把他一顿训斥，而且讲了很多傅常宝以前的不是（错误）。傅常宝是又羞又恨。到了庄坨村，韩燕庭自顾个回家了。

到了北常坨，我爷爷他们敲开了村干部的门，把这七个人交给他，两个人带着一身汗拎个大棍子就回家了，到村口鸡都快打鸣了。我三大爷还抱怨跑了这么远的道，居然连一口饭都不管，我爷爷说“算了吧你，这七个人不记恨着你就谢天谢地了”。

傅常宝他们真的挖了10天沟后才被放回家。

以后再因为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傅常宝被韩燕庭丝毫不给情面的整治过。傅常宝一赌气，就跑到县城当警备队去了，这样一来，至少不用受韩燕庭管教了。

45年日本一投降，傅常宝跟日本人跑到滦县，共产党八路军占领了县城，然后国共两边的军队两边拉锯。到了46年底，共产党就组织了土改，韩燕庭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土地被分了。这时候的傅常宝，跟着伙会（依靠国民党的还乡团）回来了，成了革命的敌人。到了47年、48年，革命形势越来越好，这傅常宝一看不对，赶紧改换门庭，又成了区小队的成员。那时候县大队的指战员差不多都随李大钊的族侄李运昌（黄埔四期，林彪、文强、周恩寿的同室，冀东军区司令、解放后的交通党组书记兼副部长（部长是章伯钧））去了东北，区小队的老队员成了县大队成员，而区小队都是新人。

这回，傅常宝压对了宝，共产党节节胜利，甚至打过了长江，马上就要得天下了。

这时候就开始了复查，接着就是镇压反革命。那时候，说谁是反动地主，谁是反革命，这是由村一级就可以说了算的，就可以处死的。

韩燕庭当过日伪和国民党时期的大乡长，其实是为八路军做事，只不过没有强有力的人能够为他提供证明，在傅常宝们的坚持下，韩燕庭被判死刑，具体的执行由区小队负责，具体行刑的方式是活埋。当然了，其他的处决方式有枪毙、油锅炸、和用铡刀铡，这是在四十年代的冀东。

处决韩燕庭那一天，全乡的老少爷们又被聚集在乡公所的广场上，宣判以后，把韩燕庭带到挖好的坑前，叫韩燕庭躺了进去，区小队员们就开始填土活埋他。刚刚填了几锹土，只见傅常宝过来，抡起铁锹猛地就向韩燕庭后脑砍去，就听得韩燕庭“妈呀”的一声，白的红的都出来了。

这后一段是我在仲夏之夜在村头乘凉时听村里人讲的。讲的人绘声绘色，听的我胆战心惊。

那一天人们谈起来这个话题是因为这天上午公社开大会，批判一个地主子女，说她不好好劳动还差点把生产队长的老婆掐死，说她反动透顶，说她爷爷解放时被政府镇压。

这个地主狗崽子就是我弟媳妇的娘家嫂子，这个爷爷就是韩燕庭。

我那时候有8岁左右，当听到村里人说道“活埋、挖坑、趴在坑里面，一铁锨拍下去，脑浆迸裂，妈呀一声”，我太震惊了，我凭着想象力就在脑袋里一遍遍的过着电影。我不能想象那是人干的事情。我都快成小精神病了。我有一天忍不住问爷爷，傅常宝铲死韩燕庭是咋回事儿，我爷爷给我讲了这个完整的韩燕庭故事，并且告诉我韩燕庭是他佩服的几个本乡人之一。

所以，当二十多岁的我知道未来的弟媳妇的嫂子是韩燕庭的孙女时，眼睛一下子睁的老大。

小时候就那几部电影轮着看，小孩子第一次看某一个电影比如《侦察兵》、《第二个春天》、《战洪图》时就会问大人“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8岁时的我也问爷爷“那个（杀害好人韩燕庭的坏人）傅常宝后来干啥去了”。爷爷说：“傅常宝后来当志愿军去了朝鲜，一次美国军机来轰炸，一个炸弹下来，落在傅常宝旁边，副排长葛振河就在附近，发现炸弹落下来就赶紧跳入一个弹坑卧倒，炸弹爆炸后，葛排长发现傅常宝不见了，只见不远处有不小的一块肉。傅常宝死了，他妈捞了个烈属当。傅常宝如果不死，以后他也不会有好”。

一个人的脑袋被铲开，一个人被炸剩下一块肉，我觉得浑身哪儿都不舒服。

 

这件事，我后来也想起来过许多次，我还问过我们班从庄坨来的同学，他讲傅常宝的女儿是他的小学一年级老师。

 

这个让我不舒服的故事给我的人生启示是：不要轻易得罪小人。具体说就是尽可能不要和小人有利益（包括面子）上的冲突；另一方面，就是作为管理者，惩罚人也一定要和风细雨，要讲明这是对规章制度的尊重和遵守，而不是出于个人恩怨。

可是，聪明如韩燕庭者，也免不了得罪小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