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日忆往事
4月22日
今天是地球日。对于很多人来说，地球日是个算不上节日的节日。但是，这一天对我却是个特殊的日子，能勾起很多的记忆。我在金城（某个城市的别称）大学地质系度过了四年，每年的4月22日，我们系师生都会举办活动庆祝地球日，宣传环境保护。因此，地球日这一天，我总会想起从前的学习生活，还有从前的老师。
往事从1996年夏天的某一天开始。当金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的时候，父亲不在家，母亲拆开信封，满脸惊恐。她不知道金城距离唐山有多远，更不知道“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是个什么行当。母亲不懂，我也不懂。地质队是听说过的，那些人长年累月钻山沟，为国家找矿。可是水文地质是什么，工程地质又是什么，家里那本新华字典里，查不到这两个词条。但是不管怎样，只要和地质沾上边，那必然好不到哪里去，将来娶媳妇都困难。母亲非常担心我的未来，一夜之间，头发灰白了大半。
我也失了方寸，跑到学校问老师，可否去复读。老师说，你在高考志愿书上选择了“重点大学内服从调剂”，所以学校不能接收我复读。“服从调剂”是班主任老师要求打勾的，当时我根本不明白“调剂”是什么意思，这下终于知道了。老师安慰我说，金城大学是重点大学，学校里有数学、物理、生物、化学和地理学的基地班。去了学校，我还有机会换一个喜欢的专业。我化学成绩很好，老师鼓励我报考化学基地班。
没有后路，我只能往前走。于是，我坐了27个小时的火车，从北京到了金城，一个灰蒙蒙的城市。金城坐落在狭长的黄河谷地内，西边有金城化工厂（金化）和金城炼油厂（金炼），东边有金城钢铁厂（金钢）和金城第二热力公司（二热），南边是皋兰山和五泉山，北面是白塔山。两山夹一河，好玩的地方不多，因此很多老师称金城为读书的好地方。我没碰到书中的颜如玉，只看到城市上空灰色的云团。那是钢厂的红烟和化工厂的黄烟混在二热排放的水蒸气中形成的，不但难看，而且难闻。
金城大学看起来既老旧，又凌乱。地质系的实验室在物理楼的四楼。物理楼和文一楼与图书馆一样，是苏联援建的俄式建筑。文二楼和学生宿舍，大都是中式的青砖或者红砖筒子楼。新一些的建筑，如文二楼，外墙有水刷石风格的装饰，略显现代。老一些的建筑，好几个看起来像危房，外面裸露着用来加固的钢筋结构。校园中间，有一个雕像，周围的喷泉只有在抽风的时候才会喷水。雕像的名字好像是“无题”。虽然搞不清作者想表达什么，但这个雕像倒是和金大校园这种驴唇配马嘴的建筑风格很搭配。
大学也能说话不算数，我很快就领教了。首先，学费涨价了。理由是招生广告上的价目是去年的。涨得不多，大概是千把块钱吧，我认了。真正火大的是，地质系不允许学生报考地理系之外的基地班。系领导号称得到学校特许，为避免地质系学生严重流失，只允许学生报考地理系。后来我听说，系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老师担心学生数量少，无课可上，影响他们的工作稳定。当然，系里的土规矩挡不住有关系的人，几个家长陪着来的同学，如愿以偿地转系，或者报考了其它系的基地班。
我没啥关系，却有点胆量，在老乡的帮助下，偷着报名去考化学基地班。可能是地质系和几个基地班之间早有默契吧，考试前系里有老师找我谈话，给我帮忙的老乡好像也被约谈了。我不想让老乡为难，于是就放弃了化学基地班的念头，在地质系呆了下来。
那时候，金城大学老师大量流失，精明强干的大都去了东南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我们的李校长称这种现象为“孔雀东南飞，留下小麻雀”。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小麻雀，更多的老师走了。我入学时，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课的老师，大都是没经验的助教和讲师，很少有教授给我们上课。好多课程，老师应付学生，学生也在应付老师。糊弄过去的课，基本上忘光了。不过也多少有些例外，我也遇到过对学生负责的老师，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大一的时候，高老师给我们上“普通地质学”课程。他水平高低，我不敢妄谈，但是高老师教学认真负责，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我还感激他。入学没多久，我就被选作班长。高老师看我们有专业情绪，时常跟我说，要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这样将来才有出路。他可能还没看出来，我就是专业情绪最大的那个学生。老师很投入，学生的反应并不积极，出勤率越来越低。老师替我们着急，我们依然瞎混，一混就混到了学期末。
大学第一个学期，我人生最大的进阶就是开始看黄色录像。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和两个老乡发现了火车站附近的通宵录像馆，那里后半夜放黄色录像。去了第一回，就有第二第三回，我们一发不可收拾。绘画是我的小爱好，上课无聊时我就把录像情节画出来，在男同学间传阅。这些小画片一下子点燃了男生们的青春火焰，我又半推半就地透露出了录像馆的位置，于是到了周末，有些男生宿舍空了一大半床铺。很快，同学们又在金城大学和金城医学院之间的会宁路上，找到了更加刺激的录像馆。这样，我们时常盼天黑，恨天亮，心情苦闷看黄片，无聊课程扔一边。
期末考试之前，我并不担心。英语和数学这样的基础课，我还多少花了些时间，肯定没问题。至于地质系的专业基础课，我没怎么学，但是也不怕考试。那时候的心态就是无所谓，不及格无所谓，补考无所谓，哪怕退学都无所谓。整个学期，我都活在绝望里，最盼望火山爆发、黄河泛洪水，再不济也要来场地震，大家都死球算了，一了百了。“普通地质学”考试前一晚，有人在宿舍看书复习，有人在床上抄纸条，有人在教室里篆刻桌面，我则去了录像馆，看了半宿日本爱情动作片。
清早从录像馆里出来，我从金大后门的小吃摊上买了一根儿火腿肠，两颗茶叶蛋，一边吃一边进了考场。高老师把试卷发给我们，一个研究生帮忙给我们监场。如果有同学偷偷翻书，高老师会不经意间从其身边走过。看破不说破，既阻止了作弊，又给同学留了面子。至于斜眼睛偷看邻桌这样的小动作，高老师基本上是视而不见的。除非有人伸手拉隔壁的试卷，他才会咳嗽一声。现在回想起来，试题出的很有水平，不但考察概念，而且考察推理。我喜欢抬杠，推理是我的强项，没理也能辩三分。我把课堂上听来的只言片语组织起来，洋洋洒洒地写满了试卷，就算答错了，也算是输人不输阵。
考试成绩出来后，四五个同学不及格，需要补考。这我不吃惊，吃惊的是我居然考了85分。这个分数我记得十分清晰，因为太出乎意料了。分数高得让我十分不舒服，好像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一样。下课后，我看四下无人，就直接问高老师，为什么给我这么高的分数。高老师很平淡地告诉我：“因为你是班里答的最好的。”看我一脸诧异，高老师又说：“你很善于分析问题，要要好好学习，将来有前途。”这句表扬，改变了我的大学生活。从此，即便再不喜欢，专业课我也会坚持上课。哪怕是才看了一宿录像，我也不会缺席第二天的课程。有了这个坚持，我虽然没有成为地质专家，但是起码拿到了大学毕业证。
上了专业课，才明白“水文地质”是挖水井的，“工程地质”是勘查地基的。干这一行的和我老家的风水先生差不多。看风水也需要真本领，比如说岩土力学，需要很多的物理和数学知识。土力学应该是大三学习的，授课的董老师是江西人，精明能干有特色。她的数学功底很好，不但在地质系开土力学课程，还在其它系讲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董老师上课，基本上是从数学开始，从物理结束。我觉得她很厉害，但是仍然没有好好学习。那时候我迷上了计算机，天天研究C++，即便是上专业课，书包里背的全是电脑方面的书籍。
考试土力学那一天，我很从容。因为我不求展翅高飞，只求低空掠过，60分就好。试题并不算太难，再加上没什么压力，我感觉答得还可以，及格肯定没问题。考试成绩出来，我又被惊了一下，居然有八十多分。我掰着手指头算了几遍，无路如何我也拿不到这个分数。我再次找到老师，问个究竟。董老师回答我：“你本来没有考够80分，但是有一道题答得很好，我给你多加了几分。”那道题需要比较多的力学理论才能回答。我上课不认真，根本不记得所需的力学公式。为了得分，我用微分方程推导了一通。至于结果对不对，我自己都不清楚。看来是歪打正着，遇到了喜欢数学的老师，不但放了我一马，还多给了我几分。大学毕业后，我基本上靠着数学和计算机混饭吃，这多少要感谢董老师的提点。
读大学的时候，谌老师给我们上“工程地质勘查”的课程。他讲的课，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但是，我跟他学来了好些社会经验。我们系在金川镍矿有科研项目，谌老师是项目负责人之一。忘了是哪一年暑假，我和几个同学跟着谌老师到金昌做项目，赚零花钱。除了试验工作，我还负责采买物资。第一次采买的时候，我为了省钱跟商贩们讨价还价。商贩为了抢生意，提出不开发票就能更便宜。于是，我买了好多东西回去，没有一张发票。报账的时候，我如实告诉老师。老师大笑，告诉我下次一定要发票。这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任何不信任的眼光和言语。
西北那个地方，不怎么待见河南人。谌老师是河南人，系里有老师以此开玩笑。但是，我觉得他是个好老师。跟他出去干活，有钱赚，还有好饭吃。项目完活，谌老师带我们去吃大盘鸡。那香味儿，我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除了吃，他还教我们怎么玩。他传授的“弹簧拳”我没有学会，但是仍然记得他出拳的样子。跟着他，我们还没少见世面。当年金大的党委书记是个化学系的教授，也在金川镍矿做项目。书记很有派头，来金川要住当地的“总统套房”。即便如此，他来矿上视察的时候，谌老师还安排机会，让我们见识一下“省部级”领导。
谌老师为人活泛，社会上朋友多。临到大学毕业，班上有同学请他写推荐信介绍工作。这个同学很有意思，上学时在老师面前不太爱说话，私底下却活泼可爱，而且聪明能干。谌老师收到请求，找到我打听这个学生的状况。我看他对写推荐信有点犹豫，就请他有话直说。谌老师的理由更有意思，竟然是那个同学看起来很不朴实，烫着一头卷发。我听了哈哈大笑，跟他解释，那个同学的头发是自来卷儿，不用烫就那个球样。谌老师听完也大笑，爽快地答应去给用人电话打电话。
同学们聊到大学生活，赵老师是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儿。不同的人和他打不同的交道，说的话也自然不同。赵老师已经去世了，我仍然记得很多他的好。金大地质系，用我们的话来说是个烂系，在学校没地位。不招人待见，自然也挣不来资源。系里缺乏经费，就要砍掉我们的野外实习。赵老师在系里反复争取，不但给我们拿到了实习机会，而且还给每个人要来几十块的实习补贴。因为赵老师的坚持，我们多少学来了点野外地质知识，更公费游览了兴隆山、刘家峡和拉卜楞寺。
我最后一次和赵老师见面，是大学之后的事情了。大约是在教师节前后，我和两个大学好友重游金大，到职工餐厅吃饭。那时，赵老师已退休了。他和几个年纪相当的人围坐一桌，正在喝酒吃饭。我认出他来，就上前打招呼问好。见到我，赵老师很激动，话没说几句就搂住我哭。听到哭声，周围的食客都投来关注的眼光，我感到很尴尬，但是继续听他诉说。 “小王呀，你以后做人一定要有良心！”赵老师反复地说这句话，一边哭，一边抹眼泪。我只能苦笑着陪他，忍受着周围人们愈发好奇的眼光。
赵老师的意思我明白。我大学期间做了四年班长，又参加过一些社团。在他看来，我是个会当官的人。赵老师期望我将来做人要讲良心，不要和现在这些当官的一样。他情绪失控，一则是喝了点酒，再则是被人伤了心。系里的领导，大都是他以前的学生。教师节到了，系里慰问老教师，一桌子坐了十来个人，只给点了一瓶酒。一圈还没喝下来，酒瓶子就见底了。这些老先生，在乎的不是酒太少，而是人情太寡淡了。人走茶凉，卸磨杀驴的感觉，让这几个老教授伤了心。后来每想起来这件事儿，我都后悔没有给他们再买上几瓶酒。
时过境迁，金大的地质系拆成了几个系，那些还在教学的老师，已经分处不同的院系。现在的地质系，肯定不记得我这个不情不愿的学生了。而我呢，也很少提起自己曾经学过地质，因为一点儿专业知识都没记住。地质系的学习往事还很多，明年的地球日继续追忆。希望到那时，新冠病毒的疫苗已经研制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