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保户残疾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

五保户残疾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

所谓《五保》，主要包括以下几项：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

《五保户制度》是指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中的一个特殊人群，这种《五保户制度》的设立体现了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用法律来保护老人、儿童、残疾人、军烈属家庭和无劳动力家庭的一贯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农村人民公社集体化和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

《农村五保户供养工作条例》中的五保供养对象，主要包括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中符合下列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五保户对象指在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但无赡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符合者发给个人《五保供养证》。

具体是指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人民公社的社员，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享受农村人民公社里的五保供养待遇。

五保户对象的确定：应当由本人申请或者由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委员会提名，因年幼或者智力残疾无法表达意愿的，由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生产小队干部或者其他社员代为提出申请，经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委员会审核公告，报县人民政府审核、核实、批准，发给《五保供养证书》，凭《五保供养证书》享受五保待遇。

具体享受五保的待遇有:（1）按计划供给的粮油和燃料。（2）按季节供给服装、被褥等用品和零用钱。（3）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房。（4）及时治疗疾病，对生活不能自理者有人照料。（5）妥善办理丧葬事宜。（6）五保对象是农村人民公社里的五保供养对象未满16周岁或者已满16周岁仍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应当保障他们依法接受义务教育所需费用。（7）农村人民公社里的五保供养对象的疾病治疗，应当与当地农村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和农村人民公社或县里的医疗救助制度相衔接。

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保供养经费不得低于本地区农村居民上一年度人均纯收入的60%。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保供养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并根据当地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在本行政区域内公布执行，也可以由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制定，报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国务院民政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人民公社五保供养标准制定工作的指导。

实行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相结合。根据五保对象的意愿，可吸收五保户入敬老院集中供养，五保户入院自愿，出院自由。实行分散供养的，应当由农村人民公社政府或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集体经济组织、受委托的抚养人和五保对象三方签订五保供养协议。

不仅是医疗，在教育、住房、残疾人工作方面，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执行的政策都是追求一个核心《普及率》。一切服务都是免费的提供服务, 不存在中间商资本家赚钱的说法。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农村人民公社时代，人民公社里的所有社员们看病都是农村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  赤脚医生制度。是受国家及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保障的，对于国家干部和城市居民实行“公费医疗”制度。这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基本政策。说是“公费医疗”，其实也是有一部分费用需要个人承担的，公费只承担看病费用的大部分，对于那些有突出贡献的人，立过一等功的人，有英雄称号的人，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以及军人国家干部则是全免费的。

在毛泽东时代，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群众看病的费用是很低廉的。例如当时有社员曾经患黄疸型肝炎，这是比较一般的疾病，但是全部治疗的费用是几角钱，十几付中药就彻底根除。这是什么概念呢，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的几分之一。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医疗费用这样低廉，这应该主要归功于在那个时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那时候医疗工作者都是人民群众中一分子，信奉“救死扶伤是天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追求脱离人民群众，不以个人利益为追求。医疗不是以赚钱为主的私有化产业。而是公营的福利性服务行业。

《白衣天使》的医德是非常高的，《白衣天使》们是以“救死扶伤是天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白衣天使》们是十分痛恨“以医牟利，趁人之危”的私有化行为。《白衣天使》们在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不管你是干部群众都是一样的服务的。走资派篡权上台后的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如何? 中国人都有切身体会就不多说了。只是年轻人很少有人想知道有三十年时间不同体验。

令很多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老人痛惜，这些老人慢慢地一位又一位走了。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千千万万个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忠诚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老人们。他们曾被世人尊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老的《白衣天使》们，这些老的《白衣天使》们不单单是说他们有着高超的医术，更是尊敬他们这样一群有着崇高医德的老人们。这群老的《白衣天使》们是从毛泽东时代一路走过来的，无愧于“人民医生”的光荣称号。

在毛泽东时代更为广泛的农村人民公社里，执行的也是“公积金”制度，但做了一个划分。小病在各村、大队、公社的《红医站》里就诊，每个大队有一个老医生和二个分别为男女各一的赤脚医生为社员们看病。通常费用是交五分钱，大病送诊到镇、县、区、市医院，费用又是小队、大队、人民公社负担大部分，个人承担少部分。这其中还有个例外，就是只在农村人民公社里实行“五保”制的一分也不收钱。

所谓的“五保”制，就是由人民公社集体和人民政府完全承担一群特殊人的“吃、穿、住、医、葬”五个方面，个人丝毫没有负担。这是比城市居民更为优厚的特别待遇，享受这种待遇的家庭被称做是“五保户”。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五保户制度开始执行起，就有一套比较严格的审核程序，即符合以下条件：“失去劳动能力的，身体有残疾的，没有生活来源的，没有子女的，失去生活依靠的，革命军人烈属、遗孤”。五保户没有年龄限制，如果五保户中有适龄儿童，国家还负担全部教育费用直至参加工作。全国总计约有“五保户”几百万人。

其实，不仅是医疗，在教育、住房、残疾人工作方面，毛泽东时代执行的政策都是追求一个核心——普及率。即：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尽最大数量、最大可能的都享受到一定水平的待遇。

关于人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毛泽东有三个基本的人的价值观（世界观）：自由／权利、平等和公正社会。在毛泽东的观念里，自由／权利的概念有两层涵义：“身体自由”和“道德自由”，后者更为重要。身体自由的内涵可以分为两类：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消极自由／权利指不受强制，尤其针对外部干扰或外国统治而言：消极自由／权利的本质是“摆脱”。积极自由／权利指人的自然和心理能力，或作出决定、选择做或不做、行为或不行为的能力。因此，毛泽东积极与消极自由／权利的概念与中国人民“摆脱”西方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自主、抵抗帝国主义的意志，以致中国人民能“自由的”实践民族自决有着密切的联系。

平等，毛泽东设想的公正社会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不应理解为仅包含平等主义的狭义上的平等。相反，毛泽东提倡的平等包含了一个前提，即人就基本的尊严和价值而言是平等的，应当被平等对待。这个人的价值观应该从社会的三个主要方面理解：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换句话说，毛泽东的平等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原则：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政治平等意味着全体中国人民都应当享有相同的政治权利，包括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这也是毛泽东大众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反革命分子自然不享有这些权利。经济平等的观念意味着消灭剥削制度和人压迫人的制度。因此，通过土地、资本和工业国有化，生产资料可以全民所有。公有制和财富平等分配是经济平等的主要特点。社会平等代表了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无论是谁，不管他的地位或身份如何，都应该被平等的对待。这是对中国按财富、权力和教育程度享有社会地位、威望和尊重的传统习俗的重大改革。称呼用语由“同志”取代了“先生”是社会关系平等的一个典型表现。提倡妇女权利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派知识分子下乡、干部下干校政策旨在培养平等的大众观念和一个新的价值体系。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体到他的经济思想，即所有的基本需求都被满足以及财富的分配必须是相对公平的。为了保障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在大众民主之前保留中央集权制要素。在国家指导和领导下有计划的发展全国经济。此外，必须保护人民对公共决策的积极参与，并须为这种参与不断创造条件。

毛泽东经过其革命生涯逐渐形成了经济生存能力和生产力理论，提出了“辩证道德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新观点，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对影响人民思想和行为的作用。毛泽东确信，中国人民能够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自我牺牲、努力工作而释放出巨大的力量。当对人民进行适当的意识形态灌输和组织训练，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将会具有这些新的价值观和品质特点。他“不断革命”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人的观察和概念化的基础之上的，他把人作为一个单独事物分析，并把人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驱动力。

在毛泽东看来，人是最重要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把人的资源看成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他相信：作为生产者，人的动力来源于意识，意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动力是道德力量例如奉献、热爱、决心、信心、节俭、勤奋和简单的来源。意识和动力相辅相成，通过人的劳动可以转化成物质力量。根据这个观点，改造社会和推动经济发展，首先需要改造人，必须引导他们提高自己的觉悟和意志。

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观念的世界观，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强调市场机制和追求个体利润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刺激经济发展。毛泽东表面上将经济发展问题政治化的事实，并不是因为他打算挑战经济发展的概念，而是因为他试图利用政治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资源并使推动经济发展的所有社会力量的效率最大化。在毛泽东看来，“现代科学和技术不应被训练有素的专业‘专家’所独享，而应大大鼓励普通工人和农民进行试验和积极参与。”

为了充分利用人的决定性因素和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首要生产力因素，毛泽东认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世界观，把人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思考。目的是把已经被狭隘化为忠于家庭、村落、宗族的“整体”概念，扩大为阶级、民族甚至更大的觉悟。目标是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以公（集体、公众、广义）为导向而非以私（自私、个人、狭义）为导向的世界观。毛泽东坚定地认为，只有集体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为了接受这样的世界观，需要一场毫不妥协的伦理和道德革命。他经常提到文革作为一种运动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提倡集体主义，它不仅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公有制，而且在行为意义中指热爱和无私。公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基于集体努力的一个过程，而非基于私，如个人主义以自我为导向的动机。因此，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的是消除旧的半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和动机，建立一个与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公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动机。这是试图以道德冲动（公）代替自我本位动机（私）以刺激生产和发展增长。当时试图缩小收入差距的工资政策就是这种刺激的反映。在城市工业，工资差距在掌控之中且在减小，而在人民公社，按工分分配收入，不仅参照个人对生产的物质贡献，还参照一个人的政治觉悟程度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程度。

在1949年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之后，中国同其他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农业国一样，启动了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福利计划。这个计划也是对革命前社会遗留的贫困、性病、营养不良、卖淫、犯罪、失业、吸毒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应对。在现代工业就业的只有一百万人——不到整个城市就业的5%。失业人数极其巨大-470万，大约占当时就业人口的60%。人们相信，通过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消灭阶级冲突、废除剥削制度）的建立，以及一个全国范围的国家资助的福利计划的建立，可以逐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