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中的间谍(3) 伸向中国的黑手
历史究竟是必然还是偶然?所有中国历代当权者都极力强调历史的必然性,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任何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很多因素作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既有内部也有外部因素。如果得民心者得天下,难道满清和蒙古骑兵的屠杀获得了中国的民心?同样,共产党在中国获得政权,也有很多历史因素,并非是必然。我们今天谈谈影响中国当时国共之争的外部因素,看看那些伸向中国的幕后黑手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1970年,美国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在对 Amerasia 一案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归因于美国政府内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并用“China Hand"称呼了这些人。这些人中包括有中国通之称的中国问题专家,外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驻华使馆助理谢伟思 (John S. Service)。谢伟思出生于中国,传教士家庭,长期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秘书,是美国政府派遣延安的观察员。在中国共产党官网中,对于谢伟思有如下描述:谢伟思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派驻延安期间,毛泽东与他有过多次重要谈话,谈话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到国共之间的矛盾、中共对美国的政策、战后中国的发展等重大问题。这些理应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讲话,谢伟思原原本本地向美国政府作了报告,并提出了与中共开展全面合作的建议......在其后的20多年间,谢伟思一直受到美国反华势力的攻讦与陷害,经历十分坎坷,但他始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真挚的感情,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致力于中美两国的友好交往。”。 为此,谢伟思被称为”为中国蒙难的美国外交家“。
对于早期共产党人和美国的关系,很多人只知道”别了,司徒雷登“。其实,历史并非如此。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政府内自由主义者和苏联间谍对于蒋介石极为不满,双方爆发过多次严重冲突。为此,美国一直寻求与共产党人接触,探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曾经和谢伟思、鲍大可、奥克森伯格等“中国通”以及史迪威后人有密切交往的金先宏先生写了一本题为《影响白宫对华决策的“中国通”—— 一位前外交官的采访手记》的书。毛泽东与谢伟思谈话中说,“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毛泽东曾询问谢伟思,是否可以在延安设立一个美国领馆。谢伟思率领的观察团来延安一个月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员传达了一条秘密指示,宣布了一个重大的政策变动:中共有望将来与美国“开展文化合作,继而是政治合作”。 毛泽东对谢伟思说:“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合作。我们应该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十分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们美国人的想法和打算。我们不能贸然反对你们———不能贸然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毛泽东转弯抹角想让美国同中共合作,他说:“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国民党,实际上就是干涉。”“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美国一定要和国共这两支抗日力量合作……美国军队会看到……我们有人民群众支持,也能打仗。” 毛泽东还谈到他对再打内战的担忧。他说:“我们有痛苦的经历,知道再打内战,中国还要遭受长期的破坏和内乱……”美国应该站出来,呼吁中国主要的政治集团召开会议,共同参与制定一部民主宪法,确定改革措施,改组中央政府,让参政基础更为广泛:会议的席位一半归国民党,另一半在其他党派、团体中间分配。毛泽东还说,希望战后美国能援助中国重建。
谢伟思及时地详尽地把毛主席的这类谈话内容向美国当局报告,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建议美国支援中国抗日的武器,也应公平地分配一部分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而谢伟思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未来中国民主政府的设想,基本上得到了采纳,成为重庆谈判中杜鲁门总统和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基本政策。如果你只看后来中国的教科书,中美交恶的根源在于美国支持国民党内战。其实,历史并非如此。当年美国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时,中共组织了盛大欢迎仪式,毛泽东称马歇尔为”和平使者:。可以说抗战胜利以后,美国曾经不遗余力试图公正调解国共矛盾,也给予了共产党很多实际支持。比如说,当时共产党重要领导人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肖劲光等20人从延安前往华北各地都是美国提供的飞机。而东江支队也是美国运输到华北的。1946年初,蒋介石召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至重庆,要张放中共东江纵队北撤,面谕: 经此八年抗战……民众痛苦,经济凋零,社会动荡;在国际上,美国希望中国统一,希望现政府成为强有力的政府,但不希望一党专政。基于上述原则,我们不能不与共产党妥协举行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可说是一种政策,吾人应当遵守。俟共产党加入政府后,我们的困难自会增加,希望大家忍耐,各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克服困难。我们不必忧虑,我有信心能控制住局面。
重庆谈判期间,在讨论最为关键的军队整编统编协议时,马歇尔曾向蒋介石提出一个方案,其中建议,在整编后60个师的作战部队中,20个师由共产党领导,占1/3;在海、空军中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至少各占30%。蒋没有同意此方案,但在谈判中作出了一定的让步。要知道,所谓的国民党军队中,蒋实际指挥的嫡系部队不到一半,其它派系的如龙云和李宗仁等随时在等待机会再次倒将。而且,共产党此时并无空军海军,这个改编方案的实质就是削弱蒋的军事实力。为了逼迫蒋介石让步,马歇尔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并要求杜鲁门总统出面公开施压。说美国支持内战中的蒋介石是冤枉杜鲁门和马歇尔了。后来,马歇尔自己也承认犯了错误,误判了中国形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目的。在美国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共两党之争跟美国民主共和党一样,双方可以通过民主协商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对此,将当时感叹,外人不了解中国,将铸下大错,共产党的目的是武装夺取政权。
此后,虽然双方签订了双十协议,国共双方并无停战意愿。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用南方局电台秘密指示刘邓部队发起上党战役,歼灭进入晋东南地区接受日军投降的国军阎锡山部队10个师,攻占长治地区。 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议之后,中共华北军队仍在归绥,包头等地围攻傅作义军队达两个月之久,直到十二月入冬久攻不克被迫撤围。1946年1月,无党派社会贤达邵从恩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发问:“双十协定第二条就是避免冲突,可是两个多月了内战仍然在打,国人应该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制造内乱“。1946年5月下旬,国民政府军占领长春,在四平战役重创林彪部队后,一直追击到松花江畔,逼近哈尔滨。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蒋中正6月6日下达了停战令。但是1946年7月份开始,国共的军事冲突加剧,且向东北以外的地区蔓延。7月中旬,美国海军陆战队7名士兵被中共在冀东绑架;7月底,海军陆战队的运输车辆在天津往北平路上遭到中共伏击,美军三人死亡十二人受伤。
正如《马歇尔使华》一书的绪言作者莱曼·P·范·斯莱克教授所说,作为特使的马歇尔,希望自己作为一个中立者调解国共双方的矛盾。但马歇尔的政策本身又存在着一个矛盾,即美国当时一直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正统政权,马歇尔的调停行动,帮助了中共军队摆脱四平战役的失败,以及后来对四平的反攻。1948年11月6日,马歇尔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中共已背叛国民政府。他在一份白皮书上声明,美国政府“不得间接或直接作出暗示,以支持,鼓励或接受在中国建立有共产党参与的联合政府。”,“美国政府无意再作为调处者在中国进行调解”。1951年6月9日,韩战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被撤职后表示,“马歇尔使华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自此自由世界将付出鲜血和灾难的代价。”并表示自由世界可能为此无限期的付出血的代价。马歇尔和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在南瓜间谍案后的五十年代受到强烈批评。
内人寻味的是,苏联曾经拒绝中共要求参与马歇尔调停,但也要求中共在停战令期间不要与国军对抗,否则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之绝大危险”。可见,所有人当时都误判了历史。苏联援助中共,希望可以建立一个亲共的地方政权,没有想到为自己培养了一个敌人;美国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是民族主义者,不是真正信仰共产主义,低估了中国的扩张性;国民党试图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寻求平衡,不相信美国会抛弃自己,错失了机会;共产党有效利用了各方的矛盾,迷惑了美国,迷惑了苏联。不过,中国奉行的团结一切力量对付国民党的政策,也导致了民进党彻底控制了台湾。历史,充满了讽刺。
说完了政治和军事,不得不提到经济。我们都知道,国民党统治后期,物价飞涨,纸钞变成了废纸。真正摧毁国民党政权的与其说是军事失败,不如说是经济危机。当然,中国八年抗战耗尽了国力,抗战的坚持得力于美国的援助。内战爆发,美国切断对华援助,本身就是一个沉重打击。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时中国的金融危机的背后同样有”China Hand“的杰作。钱伯斯的间谍网包括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当时美国财政部货币部部长哈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怀特,那么你总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是怀特的杰作。在1944年布莱顿森林会议中,怀特主导建立了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秩序的构建。对于怀特的间谍罪指控虽然因为怀特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而停止,美国在六十年代建立的针对苏联的信息监控网(Venona project)获得信息证明,怀特确实是为苏联服务的间谍。
怀特伸向中国的黑手,可以说是又一个中国通冀朝鼎。维基解密中,对于冀朝鼎的介绍: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共产党秘密党员。潜伏于中华民国政府的高官,受共产党指示废国币并发行银圆券与金圆券。冀朝鼎去世后,参加追悼会的有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冀朝鼎对于共产党之重要性可见一斑。冀朝鼎出身晋商家庭,接受庚子赔款学生身份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在校期间,冀朝鼎积极参与学生运动,1927年1月以美共代表身份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成立大会,加入中共旅欧支部。1927年6月冀朝鼎、章友江等接受美国共产党委派回到中国。冀朝鼎也是本文开始提到的Amerasia 杂志负责人。由于冀朝鼎与孔祥熙同为山西老乡,又有留学美经历,冀朝鼎凭借这个关系与孔祥熙,宋子文,宋霭龄私交甚厚,也深得孔宋之信任。当时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大都是冀朝鼎拟定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写道:宋子文一直在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陈立夫举证“黄金储蓄券六折还本”与“美金储蓄券到期赖账”两例,指其为冀朝鼎所为,“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现在,国共双方都承认了冀朝鼎的作用。
不得不承认,当我开始写这一段历史时,我自己也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些伸向中国的”China Hand“牵涉的人物之多,问题之复杂,几乎令人无从说起,也感到恐惧。你现在也许开始理解川普总统了,知道他面临的敌人有多么可怕。请阅读”谍影下的中美恩怨(4):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