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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石上流-我的父亲母亲(38)

清泉石上流-我的父亲母亲(38)

博客

三十八 “蒯司令”

1967年夏天,八一学校举办“摧毁‘联动’展览会”,清华足球队的几个人参与展览会工作,展览会有来自师大女附中、女二中、女十二中的中学生讲解员。年轻的大学生都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血气方刚,对异性充满渴望。我们带女孩子到颐和园玩,到清华园玩,给她们拍照。只有师大女附中的女孩儿有气质,有一个女孩叫田青青,只15岁,稚气未脱,是那样地清纯美丽。她喜欢读小说,穿衣打扮有个性,在大家不敢穿裙子的时候,她竟然穿一条蓝色短裙上台讲解!

这一年的冬天,同宿舍的时作隆请我到他哥哥那里画油画。他哥哥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小头头,邀我去画一张三米高的毛主席像。画画的地方在西单劈柴胡同,师大女附中旁边。于是我打一个电话,叫青青来玩。那时候北京胡同有传呼电话是城市唯一的通讯工具。青青来了,乖乖的,坐在一边看我画画。我给她画一张素描肖像,领她到西单吃顿饭。这是我的第一次约会,而对青青来说,是找一个带她玩的大哥哥。

1968年春天,清华园爆发武斗,我随大多数学生和老师逃离校园。我的避难地是北京电影学院,那里有好友洪平,导演系学生。电影学院是很小的学校,在新街口豁口外的小西天,永乐皇帝重建北京城的时代,这里是佛教圣地。洪平的父亲是著名导演洪吴天,洪平演算子承父业。洪平在学校主楼占一间办公室,为我们俩布置了一间舒适的小窝,艺术的课堂。楼下是贴了封条的图书馆,我们可以随意索取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名著,又有取之不尽的赛璐璐唱片,莫扎特、贝多芬、萧邦和柴可夫斯基。这些“封资修”“大洋古”的毒草,绝对禁止的艺术品,对我们是完全开放的。更重要的是这里也是青青温馨的港湾,她和吕其颖三天两头呆在这里,我们读书,听音乐,用电炉烧饭,到太平湖游泳。

此时的青青蒙昧无知,情窦初开。若干年以后,青青成了加拿大公民,在温哥华,她有许多音乐家朋友。她成立的一个帮助中国西部农村贫困孩子的助学基金会,其中许多赞助人是音乐家。初恋确实影响了青青的一生,她学会了很多东西,对文学、戏剧、音乐的鉴赏,她的艺术趣味,她的生活趣味,以及对烹饪的爱好。

无论是书籍还是唱片,我们用过之后送回图书馆。尽管图书馆的大门锁了,我们是从窗户爬进爬出的。最后一次偷出一部线装《金瓶梅》,看完后一把火烧掉了。当时电影学院的造反派发现我们在图书馆的勾当,对门窗做了一番加固,《金瓶梅》送不回去了。

 

横梅

 

青青家在东城交道口香饵胡同,一个诱惑人的胡同名,家里有母亲和两个哥哥。她的父亲是在押政治犯,罪名是“美国特务”。对于这个严重而又敏感的问题,我没有问过她,不愿意开口,怕伤她的自尊心。在我和青青相识五年到了谈婚论嫁之时,母亲为了儿子的政治前途,表示坚决反对。其实,青青的父亲曾是一名战士,他是中国空军最早一批飞行员中的一员,二战时期,他数十次飞行昆明至加尔各答的“驼峰航线”。在他刑满释放之后,他向我描述第一次飞越橫断山脉几乎墜机的惊险,以及从空中看到金沙江、怒江、澜苍江,美丽的洱海和大理三塔。二战结束,他是“中华航空公司”驾驶员,1949年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投入共产党怀抱。1858年他在香港认识了一个女人。后来,这个女人作为“美国特务”在广州被捕,青青的父亲以同案犯入狱,判刑15年。

1968年8月,我和青青约几个同伴到云水洞玩,回来在前门棋盘街遇到同学说“时作隆受重伤”!原来足球队的时作隆参加清华园武斗,攻打东区浴室。他攀登云梯到屋顶,被对方长矛刺中,仰面跌下,胸椎折断。我赶到积水潭医院,运动队来了许多人,又有“井冈山兵团”众头头,包括“蒯司令”。

我和蒯大富打过几次交道。

蒯大富是工程化学系学生,出生于1945年,与我同年。他是江苏盐城人,而我的出生地是相邻的淮阴。蒯大富体态健壮,戴眼镜,大脑壳,目光狡黠,能言善辩。在文革初期,王光美的“工作组”将蒯大富作为“反动学生”批判并关押,使他陡然成为学生领袖,造反先锋。

我和蒯大富的第一次交道是1967年夏天,我的朋友李磊落在四川被人开枪打死,我在“一教”布置了一个很大的灵堂。李磊落是“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他的死在清华园引起震动,运动初期,打死学生领袖是惊天动地的事情。李磊落也是运动队的,打乒乓球,乒乓球队与足球队合为一个共青团支部。

灵堂布置好,蒯大富来了,带几个随从,威风凛凛。灵堂进门的地方是死者的血衣,放在玻璃橱里。正面墙上是死者画像,有横幅“红卫兵战士李磊落永垂不朽”。三面墙上插满“井冈山兵团”战旗,每面旗子的矛尖扎一条黑纱。灵堂布置得庄严而有气势,蒯大富十分称赞。

第二次,“总部委员”张云辉找我,要我立即去工字厅见蒯大富。

张云辉是动力系学生,外号“小黑”,足球队队员。“小黑”英俊潇洒,除了“总部委员”的身份,女友刘铭茹是“文艺社团”舞蹈队头号演员,而舞蹈队的队长即胡锦涛先生。在1967年,刘铭茹主演的歌舞剧《井冈山之歌》是清华园唯一的文艺生活。“小黑”的哥哥张云彰是中央芭蕾舞团首席小提琴手,张云辉领我到他家,张云彰有数不清的古典音乐唱片,“小黑”给我放老柴的《一八一二序曲》。在那个时候,“样板团”首席小提琴手何等威风!张云彰的琴为意大利名琴斯特拉蒂瓦里,来自对一位音乐家的抄家,据说中央文革小组参与此事。这个故事被我写成中篇小说《阿玛蒂的故事》。

我随“小黑”到工字厅,那里是井冈山兵团总部。老蒯出来,原来,他要我给《井冈山报》写一篇紧急社论,倚马而待。老蒯口述社论内容,我回到宿舍赶紧写出来交给“小黑”,写的什么东西,今天记不得了,总之是形势分析之类。

第三次,即在积水潭医院,与老蒯不期而遇。时作隆是我的室友,足球队的正印前锋。他虽是老蒯一派,并不是武斗队的成员。这天回校办事,赶上“团派”攻打东区浴室,众人起哄把他推上战场,瞬间摔成重伤。这期间老蒯多次到医院探视,送来水果之类。在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园之时,老蒯送给时作隆一根火柴,那是毛泽东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用的火柴盒中的一根。老蒯毕业的时候,大家到东四恩成居酒家吃分手饭。席间他对我说:

“小胡,你将来一定要写一部歌颂红卫兵的小说!”

从1968年至1970年2月,一年半时间,我一直参与对时作隆的护理,在积水潭医院八个月,回到清华又近一年。时作隆胸椎第四节折断,高位截瘫。几十位同学参与护理工作,并在他以后十余年的生命中,每年给他汇款。

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不久,他在当地被捕。几年后文革结束,公审江青,蒯大富作为证人出现在电视直播中。又过了十年,我在辽宁鞍山一家国有大企业任宣传部长,老蒯突然来访。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蒯在狱中15年,仍是那样的自信、敏捷、率性,仍是谈锋犀利,口若悬河。在格尔木监狱,他和几个学生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以及同样著名的政治犯魏京生关进一座小院,得到优待。他们可以看书报,看电视,打乒乓球,伙食也不错。如今在北京,海淀区区长支持他成立“大富公司”,他要投入商海大干一番。老蒯当年要我写“红卫兵”,于是我送他一本《阿玛蒂的故事》,“蒯司令”作为反面人物在书中出现。此前我听说老蒯的婚事:有一个云南女孩,北大毕业,比老蒯小17岁,千里迢迢到宁夏找老蒯。老蒯喜不自胜地说:

“还没有结婚呢!”

同老蒯聊天,感觉他多年与世隔绝,对世事的看法停留在学生时代。除了幼稚,还有他的自恋情结,对于学生时代的怀念。许多“红卫兵”时代风光一时的人物都有这种自恋情结。老蒯说,虽然“红卫兵”领袖都是中央文革的牵线木偶,那种感觉还是奇妙而难以名状。

 

今人物志(胡考作于30年代)

 

“大富公司”的梦想破灭了: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下令将老蒯撵出北京。无奈之下,老蒯应山东篷莱一家农民企业之邀,到那里任总工程师。

1990年,我在中国三冶公司当总工程师,到烟台黄海钢厂工地处理技术问题。蓬莱为烟台属地,以海市蜃楼闻名。我给老蒯打一个电话,欲往蓬莱拜访。我的车开到老蒯的村子,天已黑,好一番周折找到他家。这一天,他的太太罗晓波回南方老家,没有见到这位小嫂子。老蒯在他的“乡间别墅”下厨为我做几样海鲜,把酒临风,畅叙情怀。这一年胶东一带汽车走私猖獗,家家户户院子里停满韩国汽车。老蒯说道:

“这种事我不会干的,当局也不会坐视不管!”

蓬莱只有“海市蜃楼”,不久,老蒯离开蓬莱到深圳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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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胡小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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