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越战老兵朋友（五，让我来打死他）

我越战老兵朋友（五，让我来打死他）

刘海鸥（铿锵猪）

 

让我来打死他

 

司令部派我去抓一个俘虏来问话。

我带了五个士兵到丛林里，我们小心地进入树林，周围一片死寂。这次我做point，我紧张地看着前方，看着左右，还要看着地下。树林里非常危险，即使没有越共，也可能随时丧命。你不知道哪里会有越共挖的“booby traps”，就是一个陷阱，里插着竹尖桩，上面涂上屎，陷阱盖上草，如果不小心掉下去踩在尖桩上，脚就会就受伤感染，扎进内脏，简直就没救了。更糟糕的是你不知道哪里埋着地雷，踩上或踩不上地雷，全凭命运。

突然，我听到好像有什么声音。嘘，我在嘴唇上竖起一个指头，让大家保持安静。我们端起枪，小心地搜索，然后我们听得更清楚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好像动物受伤了，病了，急促地，很悲惨。呻吟的声音同时还伴之以一种粗粝的喘息。

我对士兵们说，如果这个动物伤得厉害，我们就把它打死，如果是掉进了陷阱，咱们就放过它。

我们轻轻地走过去。你永远想不到我们看见了什么！一个大个的美国黑人士兵压在一个小女孩身上，女孩小得几乎全被黑人盖在身下。黑人美国兵发出野兽般的吼声。那个小女孩像一个受伤的小动物般发出微弱的呻吟。

我一步跨过去，用手枪顶着美国兵的脑袋吼道：“放了她，不然我打碎你的脑袋。”他转过头来，一看是我们，似乎松了一口气：“听着，伙计，我们是一边的。我们可以分享她。你不会杀我的，对不对？”

我拉上了枪栓：“我今天就要杀你。”

几个士兵把我拉开。

美国兵站起来，毫不在乎地整理裤子：“为什么？！伙计，她只是一个gook。”

女孩子那么小，最多只有8、9岁，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鲜血流了一腿。一个士兵用自己的衣服夹在她的两腿间，几分钟后鲜血湿透了衣服，她可能活不了了。

我卸了黑人的枪，说：“你被逮捕了。”

黑人说：“为什么，你们和我们是站在一边的。”

我说：“我们永远不会和你站在一边，你知道吗，这个女孩要死了！”

黑人说：“这有什么关系，她是个越共。”

我说：“胡扯！这么小的的孩子怎么可能是越共。”

黑人说：“好，好，如果你想要她，你把她拿去好了，让我走吧。”

我说：“我是不会让你走的，我要带你去见军队警察。”

黑人说：“操你丫的，你他妈的是谁？！”

我说：“我是军人，如果我让我的士兵打飞你的脑壳，他们会这么做的。”

士兵们一起端起枪，对着他。黑人一看这阵势，乖乖地跟我们走了。

一个叫约翰的士兵抱起女孩，像抱着一个婴儿飞快地跑着，血滴滴答答地掉在地上。十几分钟后，女孩死在士兵的臂弯里。约翰哭了，张大嘴哭得像个孩子，喊着：“为什么！为什么你杀了这个孩子？！”我们都在流泪。

猛然间，约翰放下孩子端起枪，拉上枪栓，对着黑人嚷道：“今天我要一枪崩了你这个畜牲！”

我吼道：“约翰，住手！”

约翰说：“戴维，让我来打死他，没你的事！”

我也想一枪打死他，但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们不能这么做。我按下了约翰的枪口，说不要开枪，我们把他交给军事警察，他会得到严惩的。

我们抱着死去的孩子，押着美国兵回到营地。

 

这是对我的惩罚

 

我把美国兵带到我们的长官跟前，说：“这个混蛋奸杀了这个女孩。他得偿命！”

长官说：“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他是美国人。”

士兵约翰抢上前说：“我有办法，打碎他的脑袋。”他把枪顶在黑人的脑袋上。

长官说：“不能这么做。你要是把他打死，你要在监牢里呆一辈子。”

我说：“我来打，我不怕坐牢，我豁出去了。”

长官说：“都住手！把他送到美军军营，让他们来处理。孩子送到修道院，那里的嬷嬷会很好地埋葬她的。”

我们的长官和我们一起押着那个美国兵到美军军营。

美国军警少校军官问：“你们为什么用枪押我的人？”

我说：“他杀死了一个越南女孩。”

黑人辩解道：“她是越共。”

我说：“他把她强奸致死。”

少校说：“我不相信，有证据吗？”

我们的军官说：“我们有六个证人，都看见了，难道不算数吗？”

少校问：“死者在哪里？”

我们说在教堂。

少校说：“在看到尸体之前，我不能相信。”

我抢上一步，骂道：“你混蛋，尸体已经埋了，你难道要挖开坟墓？我们有六个证人难道都在胡说八道？”

少校说：“好吧，这事我得报告上司。”

我们跟着一起去见他的上司，说：“我们控告这个士兵犯下了杀人罪。”

他们的上司叫克奈尔·斯密斯，他还算有点同情心，他说：“如果是这样，他要送交军事法庭，他要为此坐牢的。”

我说：“‘如果’？你不相信我们？你要不要看尸体？”

克奈尔说：“不，我相信你们。”

随后美国军事警察把这个黑人铐起来了。他们说：“要把这个畜牲吊死。”我希望如此，但我不相信美国人。

几个星期后，我们敦促我们的军官打电话问询他们怎么处理的。克奈尔回答：“送回美国，坐牢两年。”两年！一个女孩子的生命！两年！他竟比别人都幸运地躲开了战争！听到消息，把女孩抱回营地的约翰一屁股坐在地上痛哭，他曾经用越语对她说，“一切都会好的，你会没事的。”但是女孩的眼睛翻上去了，就在他的怀里。约翰用通红的眼睛瞪着我：“戴维，你不让我杀他，我不会原谅你的！”

女孩子的脸永远地留在我的脑子里了。小小的，圆圆的，像一个婴儿。这是我在越南遇到的最坏的一件事，我最大的后悔就是没有打死那个黑鬼。直到现在，我总是在谴责自己。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我的士兵一定会杀了他。两年！那个黑人士兵早已出狱，没准他已经结婚，有一堆孩子。他可能根本不在乎她杀死了那个女孩。他甚至可能早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我希望他的灵魂下地狱！

我和约翰都是战争的幸存者，回到澳洲后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有一天清早我给约翰打电话，是他妻子接的。

她说：“约翰自杀了。”

我问：“为什么，他是怎么死的？”

她妻子说：“这都是你的错。”就把电话挂上了。

我呆坐在椅子上，怎么会是这样？我的错？我做错什么了？我又把电话打过去，他的妻子说：“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又挂上了。

几天以后，我去参加他的葬礼，他的妻子说：“他是用枪对着太阳穴把自己打死的。戴维，这是你的错！因为你不让他杀死那个黑人。他一直在说，我应该杀死他。”

这也是我最大的追悔，我没把他杀死。几十年来，这件事也一直折磨着我，我总是看见，血从女孩两腿间的衣服中流下来。约翰第一个举枪要把那家伙杀死，我制止了，我抓住他，“不行，把枪放下。”我怕我的士兵招惹麻烦，我想那个家伙简直不是人，是个畜生，是个坏畜牲，他会得到正义的裁判的。可是他只被判了两年徒刑，还躲过了这场战争。约翰一直没有原谅我，他自杀了，这是对我的惩罚。

 

敬礼一百次

 

（在讲述上面故事时戴维一直用的是“Neger”这个词，我说：“戴维，这个词很刺耳，这是对黑人的带有侮辱性的称呼。”戴维说：）

我并不是种族歧视，只是恨那个作孽的美国黑人士兵。战场上的美国士兵多数是黑人，在美国没有什么人关心黑人在战场上的死活。我其实是很同情他们的。

我总是见到白人士兵与白人士兵在一起，黑人与黑人在一起。在食堂吃饭时，从来没有黑人坐在白人的饭桌上。一次，一个黑人端着盘子找不到地方，我邀请他到我的饭桌上来，因为我是军官有权利这样做。他来了，对在座所有的人露出笑脸，可是他们都站起来走了。只剩下我和他。我觉得非常过意不去，向他道歉。他说：“戴维，我23岁了，从四五岁起我记事开始就经历这种场面，我毫不在意，就象水珠从鸭子背上流下来一样自然。”

他叫艾贝尔，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一起吃饭喝酒，一起喝得大醉。从此成了好朋友。

一场战斗中，艾贝尔为了救一个白人士兵，被子弹打中了眼睛，他当时就死了，那个白人没有事。他们把艾贝尔放进口袋。一个白人军官对我说：“他是你的朋友，现在他回家了。”我说：“我要送他回家。”我和他们一起抬他的尸袋，四个人抬，三个美军白人过来帮我一起抬，但是三个黑人士兵把他们推开。我们一起把编号为C630的口袋放进飞机。然后黑人握着我的手，没有说一句话。我可以说艾贝尔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我痛恨在他身上发生的悲剧，我为他而骄傲，为我们的友谊而骄傲。

很多美国青年士兵来自农村，他们愿意当兵，这比一辈子呆在一块几十英亩的土地上更有刺激性。有钱人则把他们的儿子送进大学或者农场（在大学和农场的青年可以不服兵役）。

公平地说，美国士兵打仗非常勇敢。他们在丛林里活动，肩上背着雷达，不怕踩上地雷、掉进陷阱，但是他们也很蠢，他们常常带着收录机到森林中，大声播放摇滚乐。

而那些美国军官并不是因为作战勇敢当的官，只不过是他们家里有钱，送他们上了军官大学。当官的不用上战场。这些人傲慢无理又胆小惜命。

一天我带着五个人去取树样。一辆美国军用汽车从我们身边开过。过就过吧，我们照样走路。

“站住！”车子停下来，上面一个军官令道。

“为什么？”我问。

“你难道没有看见，我们是军官，你们为什么不敬礼？”

我说：“我们不能敬礼，因为如果我们向你们敬礼，越共就知道你们是军官，先把你们打死。好吧，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向你们敬礼一百次。”

我对我的士兵说：“立正，敬礼！再敬礼！再敬礼！……”

车上那个年轻的军官慌忙说：“不用，不用敬了。”

车子一溜烟开走，我冲着车子喊道“Piss off（滚蛋吧）！”我的士兵们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