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第十二章：我也有一位恩师 （三）

《山居续忆》

第十二章

我也有一位恩师

—— 纪念中国语言学界一代宗师吕叔湘先生逝世 20 周年

徐家祯

(三)

          （接上文）转眼，到了 1979 年年底，我要准备去美国留学了。关于去美国的事 情，倒有些很富戏剧性的故事可谈，不过那要等以后有兴致时另文详谈而 不适宜在这里多说题外之事了。反正，“过五关、斩六将”，到那年 12 月，申请留学的事已经进展到了要去北京办签证这最后一关了。

          那时中美刚建交不到一年，美国除了有一个驻北京的大使馆以外， 全国各地的领事馆一个都还没有设立，所以，整个中国的赴美签证都要到 北京使馆才能办理。十二月中，到了北京，我才发现吕先生在建国门外平 安南里社科院宿舍的家离开使馆区很近，步行就可以走到。不过，当然， 即使美国使馆离吕先生家很远，我总归还是应该去拜望他的。

          记得那是十二月中旬一个晴朗的上午，我打算先去吕先生家，等出 来后再步行去美国使馆领取签证申请表格。吕先生住在社会科学院的宿舍 里，一整片红砖的四、五层楼宿舍房，是五、六十年代在全国各地大量建造的、最最普通的宿舍房。我想，社科院里全国闻名的不少大学者，当时 大概几乎都住在这片宿舍房里吧!吕先生的家在二楼。敲了门，是吕先生 自己来开门的。我忘了事先是否已经写信告诉他我要到北京去了。可能没 有，因为记得他看到我有点吃惊的样子，问我:怎么到北京了?我简单地 告诉他我决定去美国留学的事，说，这次到北京来，正是为了办签证。不 料，吕先生马上说:

          “那好呀!我认识美国大使馆的参赞简慕 X(我现在忘了他名字的 最后一个字了 —— 笔者注)，可以给你写一封推荐信。”

          我一听，有点犹豫，脱口而出说:

          “听说美国人很反感‘开后门’。您写推荐信会不会被他们当作我 想‘开后门’呀?”

          吕先生回答道:

          “美国人也是很讲人情的。”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说:“其实中 国人以前也是很讲人情的，只是这几年被‘革命’、‘斗争’弄得大家都 不敢讲‘人情’二字了。”

          说着，就领我走进隔壁的书房，让我坐在书桌对面的一张旧藤椅上， 自己从书桌抽屉里抽出一张顶端印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用笺”一行红字的 信纸，写了起来。

          我趁空看了一下这间小小的书房。书房不大，至多十一、二平方公 尺吧，长方的一条。书桌横里的一头靠窗。吕先生坐着的椅子后面就贴着 一排靠墙的书橱，我就坐在他的对面，后面好像就是墙壁了。所以，书房 的宽大概就是两、三公尺吧。除了一排贴墙的几个书橱、一张不大的书桌和对面对的两张藤椅子，我不记得有沙发之类的家具。实际上，可能也没 有空间可放其他家具了。

在吕叔湘先生书房向先生请教 (1985 年 8 月摄于北京吕宅)

         信很简短，几分钟就写好了。记得就写着:“徐家祯老师是我朋友， 准备去美国留学、深造，现来北京办理签证，希望给予帮助”之类简简单 单的几句话。给我看过之后，吕先生就把信纸折起来，放进社科院专用的 信封里，没有封口，让我去美国使馆的时候面交那位参赞。

          写好信，我们就又回到进门那个客厅去坐，因为客厅里有一张三人 座的布沙发，可以坐得比较舒服一点。客厅也不大，大约十五、六平方米 吧。靠通往书房对面那个邻室的门的墙边，有一张方桌，所以，这间房间 一定也是兼作餐厅的。吃饭的人多了，可以把方桌抬开来，坐四至八个人。 除了沙发旁边有一张茶几，其他还有什么家具，我就忘记了。也忘了注意 墙上是否挂了什么书画，大概没有什么很引人注目的字画吧，否则，我对这类装饰是会比较注意的。我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初，全国任何一 位第一流的学者、教授，即使再有名，除了以前就有一点家底的，否则， 大多就居住在吕先生这样简朴的宿舍里。

吕叔湘先生夫妇在客厅 (1990 年 8 月摄于北京吕宅)

          坐定之后，吕先生的太太就出来给我倒了一杯茶。她看上去就是一 个非常普通的江南老太太的样子。记得吕先生给我介绍他太太时还说: “外面有人说我太太以前没有文化，跟我结婚以后我才帮她学习的。其实， 她倒是以前就念过书的。”

          那天，我在吕先生家呆了不久就告辞了，因为我还有去美国大使馆 领取签证申请表的大事没办。记得当时在使馆门房就可以凭护照领取申请 表。但取了申请表，填写好以后，还得另外安排时间当面向领事递交申请 表，并与他面谈。这一过程却并不那么简单。不过因为此事与我现在想谈 的吕先生无关，就不在此详述了。领到了申请表，我告诉门卫要见美国使馆姓简的那位参赞，因为有一封信要面交。他们告诉我，那天简先生正巧 外出不在。所以，结果我未能在申请签证前把信交给他，于是，吕先生的 介绍信也就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美国使馆去排队等领事接见。当天下午再回使 馆，领取已经盖好签证章的护照。然后，就下楼去找简参赞，这才见到了 他。简参赞是一位四十多岁高高大大的美国人，懂中文。打开吕先生的信 看了一遍，就用相当标准的汉语问我，办了签证没有。我告诉他已经拿到 签证了。他很高兴，说欢迎我去美国念书，也欢迎我到伯克莱大学念书。 他还说，他原来是伯克莱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与吕先生很熟。我这才知道 为什么吕先生会与这位参赞是朋友了。我们站着谈了几句就分手了。后来， 到了美国，我还查过这位美国教授的履历，发现他是相当有名的一位语言 学家，不知当时怎么会去当外交官了。可惜，现在我不但已经忘了他的原 名，而且连他的中文姓名也只记得头上两个字了。

          1980 年 2 月 8 日，我从上海坐中国民航飞机飞东京，再转泛美航空 公司的飞机直飞纽约。到了纽约，我才发现，去美国留学并非像我以前想 象的那么简单。所以，刚到纽约这段时期，我真是深感前途茫茫、迷失方 向，不知今后何往。

          简单地说，当时最主要困难有三个:

          第一个是经费。那时人民币不允许随便兑换成外汇。作为自费留学 生出国留学，政策规定只能在中国银行凭美国签证和入学通知书兑换 20 元美金，并说明:这只是用作旅途所需的，以后的学费要靠经济担保人负 担。而到了美国以后，我发现我的经济担保人小舅经济情况并不好。我怎 么好意思去让他为我破费学费呢?所以，以后要是上大学，不是必须设法 自己赚足学费，就是要获得大学提供的奖学金，否则，根本不可能考虑上 大学的事。

          第二个是语言。1980 年初，国内还没有设“托福”(TOEL)的考 点，而进美国大学，一定要有“托福”成绩。要进大学研究院，有的大学 还一定要 GRE(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s, 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成绩， 那就更难了。我在国内学过英语，相对而言，最强的项目是“阅读”，但 是因为在国内时，几乎没有任何用英语与人交流的机会，所以最薄弱的项 目是“听、说”。因为没有“托福”成绩，无法报名直接进入美国大学， 所以我小舅当时给我报的是纽约曼哈顿 42 街一家语言学校，我准备先学 一、两个学期英语，考过了“托福”或 GRE，然后再申请进大学。

          那么进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呢?这就是第三个困难了。我在国内 已经大学毕业，还做了十多年老师。虽然学中文专业和做老师并非我当初 考大学时的志愿，(注 13)但是现在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事实既成、木已 成舟，难道到了近四十岁才改行?但是，那时我小舅再三劝我去学电脑。 他觉得电脑在 80 年代初是一个新兴行业，懂的人很少，以后会大量需要 电脑人才，就业机会一定很多，容易在美国留下来。为此，他还特地介绍 我认识一位从台湾去美国的女士，说她就是改行学电脑，现在在纽约一家 银行找到工作，顺利拿到了绿卡，已经在美定居了。但是，老实讲，那时 我刚到美国不到一、两个月，一切都感到很不适应，连以后是否打算留在 美国都没决定，更不用说想不想以后改行了。

          正因为前面所说三大难题无法解决，所以，我刚开始只能一面在饭 店洗碗、送外卖、做跑堂，尽量多赚些钱，为以后进大学筹足学费和生活 费;一面在语言学校读英文，准备考“托福”和 GRE，为申请大学或研 究院做准备;一面打算多听取各方面看法，再决定下一步应该怎么做。那 时候，可能是我一辈子最为迷茫彷徨、精神困惑的时期。不少年后，我看 了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曾对人说:“电影里王启明做过的一切， 我全部做过，除了我切洋葱没有切破手指，送外卖没被汽车撞倒，也没有 发财开毛衣厂以外，他有的其余经历，我全部有过!”不过我不能在此离题太远，大写我的留学经历，有兴趣的话，尽可去读我的第一本随笔《南 澳散记》(注 14)

          到了纽约，虽然因为忙于打工、念书，与吕先生的通信联系少了， 但是，我还是抽时间给他写过一、两封信。在信中，当然有意无意地流露 出我当时苦闷惶惑的心情。吕先生读了，十分焦急，在 1980 年 8 月 1 日回 信中，他写道:

          “早几天收到家里转来的你七月十二日写的信(因 为吕先生在此信开头就说他从六月开始就在青岛疗养， 刚回北京。所以，我给他的信是由他家人给他转去的 —— 笔者注)，知道你到美国后遇到的不称心的情况， 十分同情。但是，我在美国东部没有熟人可以请托。有 一位王士元先生(注 15)在加州大学语言学系任教，你 可以写信给他，把你的情况详细告诉他，问他是否能给 你想个办法。就说是我介绍你找他的。哪怕在华侨报馆 里找个事，也比洗碗碟好些(这是我的猜想，也许实际 不是如此)。”

          接着，在信中，吕先生不但告诉我王士元教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的详细地址，还告诉我美国有两本语言学期刊:Language(《语言》) 和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汉语语言学期刊》)，要我事先去图 书馆找来看一看。

          可惜，那时我还没有机会去考“托福”(当时好像“托福考试”一 年只有两次，要到考期才能参加考试。而且我忘了为什么还要去纽约的邻 州 —— 新泽西州，才有一个考点)，打工所赚也完全不够上大学，就暂 时没有写信去与王士元教授联系。那时，我还不知道王士元是谁，后来， 才知道原来他的英文名字是 William Wang，可能在当时，除了已经退休的赵元任(注 16)和李方桂(注 17)两位之外，王士元先生可算美国最有名望 的华裔语言学家了。

          到了那年十月，吕先生又直接写信到我上海的家里，给我父亲，问 他要我纽约的地址，说:“我有要事要跟家祯通信，可是把他在美国的地 址丢了。请您把他最近的地址告诉我。谢谢。”

          我已经忘记为什么那时吕先生那么着急地要找我，很可能他又想到 什么可以帮助我脱离困境的办法了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