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结束了我的土插队，开始了我的洋插队
在我的人生中，有两个中秋节，跟插队有关。一个是1973年，一个是1982年。
1973年的中秋节，我离开了插队的村子，踏上了回上海的路程。还记得那一天，一早起来，心花怒放，在黑龙江边的那个村子里，熬了四年，终于熬出头了，那天可以回家了。
1969年的秋天，我们中学成了“集体插队”的试点，全校学生一锅端，统统去黑龙江插队。我们去的那个公社，有五个生产大队（就是五个人口较多的村子），每个村里扔两个班进去，我们的命运就此被决定了。那年11月，一帮十五六岁的孩子，嘻嘻哈哈，哭哭啼啼，木知木觉，坐上了北去的列车，经过了四天三夜，来到了黑龙江边。
我们那个村子，80多户人家，男女老少加在一起，300来号人，1969-1970年间，从上海来了三批知青，共200多人，多数是十六七岁的青少年。从此，这个村子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和秩序，整天有活蹦乱跳的少男少女，在村里唯一的大路上来来往往，打打闹闹，搞得周边人家鸡飞狗跳。这条大路从村口直达黑龙江边的小码头，我们的“知青食堂”在大路旁边。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的脚步稳重了，内心沉重了，闷声低头，茫然地向前走。大路边的狗，自在地躺在家门口，懒得抬头看我们一眼。
我的插队，跟一般人的插队不同，因为是集体插队，整日扎在知青堆里。我住的女知青宿舍，两个宽大的房间，每个房间三个大炕，每个炕上睡五个人。大家就像在中学一样，一天到晚在一起，早上一起出工，下工回来一起挑水洗衣，一块儿打牌、织毛线、唱歌、去老乡家串门、去外边溜达，我们跟当地农民的接触非常有限。
知青多，我们不单独做饭，吃饭就去知青食堂。食堂的饭，天天一样，早饭是大碴子粥加馒头，给一根咸萝卜条，萝卜条非常咸，还有点臭味；午饭晚饭是大白菜土豆汤加馒头，馒头放了碱，黄黄的。过年过节，生产队杀了猪，有点儿荤腥。
我走的那天，因为是中秋节，在知青食堂做饭的室友给我拿来四个肉包子和两个白煮蛋，让我带着路上吃。
1973年，我被推荐回上海上大学。这件事说起来，除了运气还是运气。
我从小喜欢看书，看到书，都会拿起来翻一下。有一天，不知从哪儿找到一本书，是马克思和燕妮的故事。书中提到，马克思因为家里财政危机，为了逃脱烦恼，常常闷头做数学题。这本书里别的说了什么，我全忘了，只记得这一段。
我们在黑龙江呆了几年之后，长大了，每每想到前途茫茫，不免灰心丧气，谁愿意在农村过一辈子？我们一个村，200多知青，偶尔县里工厂来招工，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为了逃离农村，但凡家里有一点门路的，都想方设法离开黑龙江，有的去参军了，有的转到南方农村，知青少的地方，希望在农村过渡一下，等待上调去工矿，有的直接去了外地工厂，还有的嫁给了有城镇户口的人。随着同伴一个个离开，大家的心更散了。
那几年，我家境遇不太好，要离开黑龙江，难上加难。再说，家里的亲戚集中于京沪两大城市，农村户口根本进不去。在母亲的动员下，众亲戚开始积极“结识”外地人，特别是县城公社一级的，希望为我找一条出路。我在等待中，不免心灰意懒，马克思的故事，给我指明了一条路：做数学题。
每天晚上，大家在我身边聊天打毛线玩牌，我趴在炕沿上做数学题。数学，非常其妙，钻进去就出不来了，我们村是自己发电，晚上十点熄灯。熄灯了，我还在煤油灯下继续做题。就这样，不知不觉做完了三年的初中代数，我的“勤学”在村里是人人皆知。
1973年，我们村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要推荐4名知青去县里参加文化考试。因为来招生的是上海的大学，只招上海知青，当地农民寻思，跟他们无关，不如就让知青自己去推荐，推荐完了，贫下中农再批准一下就完事了。
因为那年要文化考试，大家觉得随便找个人去，会白白浪费一个名额，所以得找个能考试的去，大家就此推荐了我。村里的党支书，也不管我的出身，一看就同意了，还说：她干农活不行，但是个上学的料，让她去吧。
于是，我这个非团员，莫名其妙被推荐去县城参加了两天的文化考试，三门课：数学、语文、政治。当时门槛极低，初中水平就行。我们县，共有7000多名知青，推荐了200多人参加考试，录取了37人。大概我也是拼了，数学考了全县第二，其他两科也都名列前茅，就这样，被上海一所大学录取了。
我报的是数学系和物理系，却被分配去学外语。管他呢，能离开黑龙江就好，随便让我去学什么。我曾经跟母亲说，只要能回上海，哪怕去扫马路烘大饼，我也愿意。
黑龙江天寒地冻，江上不结冰的三四个月里，有小江轮经过我们村。我走的那天，江轮是中午时分来的。一个男生赶着牛车，把我的行李拉到江边，全宿舍的女生前后左右陪伴着我，沿着走过几千次的村中大路，来到江边。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几乎所有的知青，不分男女，都来了。不少男生，虽然跟他们共同插队了四年，因为沿用中学的习惯，分男女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至今依旧不知道。
当江轮离岸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岸上的“兄弟姐妹”，女生在拼命地挥手，男生就定定地站着，突然鼻子有点儿酸。我走了，他们还留在那里，跟我一样，每个人都想回家。他们中，比我聪明比我强的多了去了，我的幸运来自马克思的故事，比大家早一步钻进了数学，我第一次切实体会到了命运的力量。
9年之后，1982年的中秋节，我离开了上海，来美国留学。那一天，20多名亲友，还有一名校领导，分坐两辆面包车，浩浩荡荡开往虹桥机场。
我穿了一件新衣服，是暗红色的薄呢两用衫，米色的毛涤裤，裤缝笔挺，是淮海路的新世界服装店买来的，符合我当时的情况，奔赴新世界。
箱子是大红色的，下面有四个小轮子，重得像塞满了砖。就跟去农村插队一样，除了春夏秋冬的衣服，箱子的每个缝隙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日用品，有百雀羚雪花膏、海鸥牌洗发露、龙虎牌万金油、带着塑胶封面的笔记本、英雄牌钢笔、四环素清音丸红药水伤筋膏……箱子是出口转内销的，箱脚贴了两个银色克罗米的英文字，Long March（长征）。我背着沉重的包袱，开始了美国的长征。
在车上，校领导大声嘱咐我：到了美国，要提高警惕，防止美蒋特务策反。坐在旁边的密友，贴着耳朵小声说：去了好好干，不要回来了。
在我上面包车之前，邻居老阿姨说：哟，你出嫁了？大喜事这么保密啊。
我不置可否笑笑。朋友说，不是出嫁，是去美国留学。
老阿姨一惊一乍：去美国享福啦！
她哪知道，这一走，开始了我的第二次插队，艰难、孤独的洋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