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一日
狱中一日
李公尚
收到邮局寄来的传票，我才知道市政厅还有一个“公民狱政评议会”的设置。传票（Summon with a subpoena）要求我在两个星期后的星期二上午八点，自带干粮，去市政厅参加两天会议，会议内容是通过考察和讨论，对附近的监狱现状提出意见。我同样也不知道在我住的附近还设有监狱。全市只不过两万名居民，怎么能养得起一座监狱呢？
我就此事打电话询问一位律师朋友，他告诉我，我收到的是一份要求市民履行义务的行政法律召书，和市法庭发出的要求市民履行陪审员义务的司法法律召书相类似。不同的是担任陪审员要经过原告和被告律师的共同认定，最终由法庭决定是否能履行义务，而担任评议员则不需要这一过滤程序，就像接到应征入伍通知一样，必须去履行兵役义务。说完，律师朋友祝贺我说：看来你是一位“模范公民”，也就是说，你在该地必须居住满十年以上，居住期间没有任何违警记录，未欠政府任何税费，信用记录良好，才有可能被选拔。各地选择“评议员”的情况大同小异，都是在“模范公民”中随机抽选。能经过这样一种过滤性的抽选，你应该感到是一种荣誉。
听了律师朋友的话，我立即上市政厅网站查询有关资料。过去我只知道在市法庭旁边有一座拘留所，是拘留未获保释的候审人员和行政违法人员的，如街边醉酒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或沿街乞讨的流浪者等。一查发现在离我家车程约一个小时的地方竟然有两座监狱，一座是成年人监狱，另一座是未成年人监狱，未成年人监狱的名称比较柔和，叫“少年教养所”（Youth Detention Center），名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类似注解：“少年矫正设施（Secure residential facility for young people）”。但确实因为我所居住的市太小，财政负担不起监狱费用，就和邻近的两个县市共同出资支撑。邻县是全美国最富裕的县之一，比我所住的市大得多，那里居民多，企业多，税收也多。另一个相邻的市，也比我住的市大，这两个县市承担了这两座监狱四分之三的费用。
到了我该去履行义务的那一天，我持传票去工作单位请了假，按时去市政厅报到，到了市政厅才知道，“公民狱政评议会”由二十四名市民组成，我所住的市只占其中的六个名额，我作为市里抽选出的六名评议员之一，被要求去邻县的县议会履职。临行前市长助理告诉我们：“目前我们市被关在监狱里的总共不到六十人，其中包括十九名未成年人，最长的刑期也没有超过六年的，这说明我们市是全美国犯罪率最低的模范市。市里进监狱的人少，市政厅曾向两个相邻的县市提出按在押人数比率出资，未被他们接受。因此算下来，我们市对监狱的投资并不少。你们去考察监狱时，要访问我们市里的在押人员，他们有投诉，你们要在评议会上提出来。”
到了邻县的议会，我出示本市的传票和本人身份证后，获准进入评议会办公室。二十四名评议员齐聚，被分为两组，一组先考察成年人监狱，后考察未成年人监狱；另一组先考察未成年人监狱，然后再考察成年人监狱。我从领到的相关文件中获悉，这两所监狱都是由私人承办的。
“公民狱政评议会”每两年重新审批一次监狱的专营权。由申请专营的各私人保安公司先对专营权进行投标，再由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即县议会的司法委员和聘请的专业人员，组织被抽选的市民评议员分别去参观两所监狱，然后作每届的监狱预算、财政、安全、绩效等工作报告，同时向评议员们介绍参加新一届专营权竞标的其他各私人公司的情况，经过充分讨论后，二十四位评议员以无记名方式对下一届监狱专营权进行投票，最后由县议会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结果，决定其中一家公司获得专营权，也就是获得由三个县市政府联合出资的专项拨款来经营监狱。但无论哪家私人公司获得对监狱专营，监狱里原有的监管、惩教、警卫等工作人员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我先去考察未成年人监狱。这是一座低度设防的狱所，在押人员四百多名，其中男性占百分之八十六，有色人种占百分之八十八。分为三个监区：一监区是十二岁到十五岁的男犯人，二监区是十六岁到十八岁的男犯人，三监区是十二岁到到十八岁的女犯人。三个监区相连，用铁栏杆和铁丝网分割开来，相视可望，相呼可应。不同监区的犯人所穿的囚服颜色不同。
进了监狱会议室，先观看由上一届公民评议会视察监狱时拍摄的录像纪录片，两名狱警陪同我们观看，如果有问题，记录下来，影片放完后向陪同的狱警提问。狱方估计我们对监狱的考察印象可能会影响我们对监狱的评分，并最终会影响对专营权的投票结果，所以对我们进入监狱只提出一些基本的安全注意事项，例如与犯人谈话时应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其他未作任何限制。
看完纪录片，我们集体参观狱所的设施，如宿舍、食堂、教室、浴室、洗手间、劳动场所和娱乐场所等，然后解散随便找犯人交谈，陪我们进入监舍的狱警们则远远地站在一边观望，以备一旦有突发事件出现时，随时采取应急行动。我们去考察前，监狱当局已作了充分准备，那天犯人们全部放假，不集合，不上课，也不工作，但被要求全部到室外的操场上活动。
在一监区操场的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一位后背印有406号的十四五岁的白人少年犯，正趴在水泥地上用彩色粉笔作画。他画了一具骷髅在和从水塘里爬出来的几条鳄鱼交战。他的画栩栩如生，无论透视、比列还是色彩都一丝不苟。对画的不满意的地方，他不厌其烦地用沾了水的刷子涂干净后重画。我在他身边看了一会儿，称赞他画得生动逼真，他不理我。直到我用他放在地上的白色粉笔给他画的一条张着血口的鳄鱼眼角上添了几滴泪水，他才抬起头看了看我，然后低头用沾了水的刷子把那几滴泪水涂掉，等水迹干了，他自己画上了几滴和我画的一样的泪珠。
他是一个有艺术天赋的少年。他对我说他每天都在室外活动时间，来这个地方作画，脚下这个十平方米大小的区域是属于他的。他的案情是在他十岁时他妈妈找了一位男朋友，他妈妈的男朋友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经常挑拨他妈妈和他之间的关系。他十二岁那年，他妈妈生了一个异父同母的弟弟，婴儿两个月大时，一次他妈妈的男朋友因为婴儿被猫抓伤后流血，他在一边看着而不去告诉他妈妈，打了他两个耳光。那天夜里，他趁她妈妈和妈妈的男朋友睡熟后，悄悄潜进婴儿的睡房，把婴儿从窗口扔到了楼下。他被判四年监禁。
在二监区，我和一位叫詹森的评议员接触了一名胸前号码为302的黑人男孩儿，年龄大约十六七岁。他瞪着敌视的眼睛盯着我们，我们还没开口，他就劈头盖脸带着攻击性喝问：“你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告诉他，我只想和他谈谈，想知道他对目前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是否满意。他仇视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又恶狠狠地盯着詹森，突然伸出一只手，向詹森要烟抽，他从詹森身上闻到了烟味。
我们进入监狱时，监狱当局只让我们把身上的金属类物品和电话等留在办公室，没有要求我们把全部随身物品都留下，詹森身上确实带了烟。他从衣兜里拿出一支烟递给302号男孩儿，302迅速藏进衣兜里。霎时呼啦啦围上来四五个黑人男孩儿，争着向詹森要烟。詹森把烟分发给他们，没等分完，302敏捷地伸手把詹森手中的整包烟抢了过去，藏进衣服里。
302号和其他几名索取了烟的男孩儿，不无夸耀地分别向我们讲诉他们各自入狱的原因和在狱中的生活情况。两年前，302和另外两名黑人男孩儿在他所住的街区，袭击了一名去该街区送外卖的泰国裔男人。当时送外卖的泰国裔男人提着外卖上楼去找客户时，汽车没有熄火，也没有锁车门，302号和另外两人进入他的汽车搜索钱物，当看到送外卖的人回来后，他们来不及下车逃走，就慌忙开着他的车离开，慌乱中撞上了路边的其它车辆，送外卖的男人追上他们，他们下车用刀把他捅伤后，逃回家里。
远处，监管和警卫人员都在密切注视着我们这边，对我们这边发生的一切应该看得一清二楚。当我们和这几个男孩儿交谈完离去时，几名监管人员在我们身后向他们走去，把他们身上藏的烟全部搜了出来没收。
未成年人监狱中的犯人很大比例都出身于单亲家庭，兄弟姐妹多，母亲没有稳定的工作，全家靠政府救济度日，从小生活在你争我抢的环境中，很多人从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他们很多人犯罪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罪，而只是以为在搞一场恶作剧。他们其中有人的父母，未成年时就曾是这座监狱里的熟客。
在二监区连接女少年犯人监区的铁丝网边上，有四五个黑人少年冲着铁丝网另一边几个女少年犯站立的方向，掏出各自的那话儿紧锣密鼓地摆弄。铁丝网另一边的不远处，那几名女少年犯见了，搔首弄姿地和他们遥相呼应，咂嘴吐舌地高喊着：“嗨！这边，朝我弄！贝贝，冲着我弄出来！”她们的口哨声、起哄声和笑骂声，引起了站在离她们不远处的两位女监管人员的注意，她们手按着腰间的警械，顺着这群女少年犯起哄的方向朝二监区看去，看到铁丝网另一边几个男少年犯毫无掩饰的赤裸裸的动作，早已见怪不怪，只是笑着把目光转向其它地方。
监管人员的责任，更多在于防止犯人之间发生发生斗殴、推搡甚至拥抱等身体接触。监狱里实行人与人之间“无碰触（No touching）”交往方式。任何身体接触，都被视为具有攻击性。几星期前一位黑人女少年犯因为打了狱中另一团伙的一名女少年犯一个耳光，被关进黑暗无光只有四平米的单人囚室里五天，出来后就痴傻了。
午饭时，每名市民评议员被要求坐在各自的车里吃各自带的午餐，然后休息半小时，下午继续按照安排好的行程进行。至此我明白了传票上要求“自带午餐”的用意，是不允许评议员们接受监狱方面安排的午餐，也不许午休时和其他投标公司的人员有所接触。甚至休息时各评议员之间相互谈论有关这次考察、评议的话题，都是不允许的。
在成年人监狱，我们集体参观完部分监狱设施后，就不能像在未成年人监狱那样不设防地随便和犯人接触了。这座几千人的监狱是高度设防的狱所，我们和成年人犯人交谈的方式是根据监狱电脑中呈现的名册和相片，任意挑选某个犯人，然后由狱警把他们分别带到会客室，狱警离开，我们和犯人单独交谈。成年人监狱仍然是有色人种和男性占绝大多数，给人突出的印象是，成年人监狱分为互不相连，戒备森严的男女两个监区，除了性别，所有犯人无论重犯轻犯和刑期长短，都关在一起。
我约谈了一位刑期只有一年的拉美裔犯人。他告诉我几个月前，他在他经营的家庭小型便利店门外卸货时，看到两个黑人从他家的小店里跑出来，随后他妻子捂着流血的头追出店门，呼喊歹徒抢走了店里收银台的钱。他见那两个歹徒上了车，仓皇开车逃窜，立即开车前去追赶，同时边开车边打电话报警，告知歹徒逃窜的方向。接到报警的警察警告他不要继续追踪，并警告他开车打电话属于违法，将对他进行处罚。但这名拉美裔店主不甘心就此罢休。因为一年前他的小店被抢过一次，当时他报警后，警察来了只是对发生的情况作了记录，然后出具一份证明，让他到保险公司去索赔。他的小店因本小利微，除了投保强制险外，没有投保有关抢劫和偷盗的险种，保险公司不予理赔，事后警察一直没有破案，所以他这次坚持开车继续追踪歹徒。
他紧紧咬住逃窜歹徒的车辆不放，在追踪过程中故意超速，希望能引起途中警察的注意，将他和他所追踪的歹徒车辆截停。他追了十几英里后，终于遇到了两辆截查超速的警车，拉着警笛追了上来，让他靠边停车，他怕歹徒的车辆趁此逃逸，没有理会，加快速度直接朝着前面开始发慌减速的歹徒车辆撞了过去。结果他和两名歹徒都受了伤。歹徒的车辆被撞停后，他和两名歹徒同时被警察逮捕。后来他以危险驾驶致人伤害罪被判一年徒刑，两名歹徒以故意伤害生命、多次抢劫他人财物、多次偷窃车辆、非法占有他人财产、蓄意超速驾驶危害交通等罪名，分别被判处八年和十年监禁。他们三人被关在了同一座监狱，那两名歹徒在监狱里见到他，就像老鼠见了猫，从心里害怕他敢拚命的愣劲儿。
我还约谈了一对黑人母女，母亲三十八岁，女儿二十二岁。她俩住在同一间囚室里，后来由于犯罪率不断增加，监狱爆满，狱方只好把原来住两人的囚室改住三人。这对母女住的囚室被安排进一名刑期较长的女犯人后，她们母女俩就经常借故对新来的女犯人寻衅滋事。后来狱方干脆把监狱中不服管教的女犯人安排到这对母女的囚室，让她俩去折磨不听话的女犯人。我在监狱的电脑中看到这对母女俩的名字下面都作了特殊的标记，特意约谈了她俩。
那位母亲拽着肥胖的身躯，撇着外八字步，一扭一扭地走进会面室。大嗓门一进门就没头没脑地砸过来：“想知道我的故事吗？告诉你，操他妈（fuck damn）我这辈子谁都不怕。我见过操他妈的事情多了！”她女儿引以为豪地告诉我，她俩在被捕前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多次在深夜化装成男人，戴上面具持枪去抢劫加油站的便利店。她们抢劫前通常先去偷一辆停在路边的车，她从小就知道如何撬开车锁和接通发动机。她俩以偷来的车作掩护，开到便利店装作加油，确定店里没有其他顾客后，就持枪闯进店内，直接冲着柜台后售货员身边的货物先开两枪，然后挥枪让售货员把收银台里的钱全拿出来。售货员被突如其来的枪击吓得惊慌失措，无不乖乖地把钱柜里的钱全部交出来。她们每次抢劫不超过几分钟，整个过程不说一句话。得手后就开着偷来的车去她们事先停放自己车的地方，然后丢弃，换开自己的车回家。地方电视台报道过她俩作的案，警察从加油站的监控录像里查看整个作案过程时，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这是她们这对女扮男装的母女干的。
这对母女抱怨监狱里拥挤，说原来一间囚室只住她们母女两人时，她们并没有真正觉得是在坐监狱。她们过去住在自己家里，周围贫民区的环境并不比监狱好多少。住监狱不交房租，不用做饭，她们更像是在度假。目前监狱给她们母女住的囚室增加了人，等于破坏了她们的家庭生活。
监狱拥挤、设施陈旧，人手不足，确实是我们这次考察得出的结论。但这些制度性的缺陷，不是每两年换一届专营公司就能解决的。获得专营权的公司每届专营两年，经常算计下一届还能不能继续保持专营，因此每个公司都没有一个长期发展计划，更不会制定发展性战略规划。相反，每届获得专营的公司，都唯利是图，尽量把当年获得的经费花完分光，不愿为下一届专营公司留丝毫余地。有时甚至换了专营公司，连带一些规章制度和运营模式都会作出相应的改变。而每届县议会每次都借审批专营权之际试图压低竟标价格，使新获得专营权的私人公司举步维艰，只能一届一届地维持现状，致使监狱运作逐渐衰败下去。
第二天市民评议员对监狱评分、对议会司法专员作的狱政工作报告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同时对参加新一届监狱专营权竞标的各公司进行评议，最后进行无记名投票。按照过去以往的情况，通常目前正在对监狱进行管理和运营的公司，继续获得专营权的可能性比新参加竞标的公司要大，除非正在专营的公司觉得继续运营已无利可图，或者亏损严重，放弃竞标。果然，投票结果是目前正在承办监狱的公司超过了半数得票。
由市民评议会投票决定每届专营权的归属，就像由选民选举每届政客一样，有多年的历史。不仅是对监狱，只要有利可图的行业，如由政府补贴的市内公共汽车线路、老年休养院、国家公园等，政府都实行专营权由市民评议表决机制。其实这种多年一贯制有其先天性的不足和实施中的无奈，从而积淀了制度性的弊端。被随机抽选的评议员，大都是背景各异的普通市民，对某项专营事业毫无专业知识，甚至对专营权的性质闻所未闻或毫无兴趣，全凭市民评议员两天来获得的观感印象和司法专员的推介，根据“自己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良知“对专营权进行表决，显然难免偏颇。这种看似民主决策的形式，实际上过分强调了民主程序，而忽略了实际效果，仿佛把被临时抽选的评议员当成了民主道具和背景，最终免不了落入由议会几个司法专员背后操纵的老套。实际情况也是，最终获得专营权的私人公司，大都是依照司法专员们流露出的意向选出的。
2021年4月22日
于美国弗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