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投降”的老海归

何兹全，山东菏泽人。1935年在北大史学系毕业后，去日本留学，一年后因病回国。1947年获得山东公派出国的机会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历史。1950年回国，在北师大历史系教书。

少年何兹全爱国、政治积极性很高，但站错队了，中学期间就参加了国民党党。后来创办《警钟》刊物，在国民党组织的青年战训团担任教官，还曾经负责把守城门，捉拿共产党嫌犯。

后来国民党内部分裂，何兹全投靠汪精卫的改组派。他回忆说，加入国民党改组派，读《革命评论》，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节点。从此，坚定了他三民主义的信仰。

在北大读书时，他上过胡适、傅斯年等人的课，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些课程让他对共产党有所了解，也许也是他后来回国“投降”的伏笔。

在战乱中何兹全总是想着国家大事。他预见到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一定会有矛盾。他认为国民党应该承认共产党的民主权力，而共产党应该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和统一。他的这些书生之论，遭到了老前辈傅斯年的嘲笑和否定。

何兹全晚年回忆说，“我十五六岁参加国民党，后来写文章、办杂志。我和共产党思想不同，我想通过民主时代进入社会主义，共产党想通过阶级斗争进入社会主义。回国以后我说，我是抱着投降思想回国的，我是回来投降的，不是回来当革命派的，但投降思想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学术生命。我没受到过太大冲击，陪斗有过，但没有被当成靶子批判过。”

何兹全1950年回国时，正赶上抗美援朝战争。虽然不认同这场战争，他还是把家里积攒的19两黄金全数捐给国家，支援前线，也许是表示自己这个老国民党“投降”的诚意。这19两黄金是他结婚时的礼金，一直由妻子保管，没有动用。

尽管投降了，但思想还是扭不过弯。大跃进期间，去参观河北徐水一个小学，几个孩子围成一桌，老师把饭端上来。桌上、碗上、孩子的手上满是苍蝇飞来飞去，轰都轰不走。回去的路上，何兹全心情沉重，暗中寻思，共产主义是物质极大丰富后才出现的，这么贫苦落后的农村，怎么就共产主义了？

“我政治上投降，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但学术思想没变化，原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虽然没有受过政治迫害，但压制还是有的…空气也有重量，那个气氛是很重的，但我一直坚持至今。”

正是这种执著，加上老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一辈子尴尬，让他当了近30年副教授，1978年才转为正教授。心中有委屈，但他并不气馁，还笑着对记者说：“三十年副教授，全国恐怕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三十年的副教授，在学术上的研究成果还是很卓越的，得到了历史界一致肯定。“一生爱国，关心政治，又一生离不开读书做学问，这就是我。”1983年，何兹全72岁，加入了共产党。

何兹全2011年去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