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谈天下(375) 聊聊以色列的司法改革-面对集权倾向怎么办

以色列作为美国的盟国，一直被外界当作经济发展的典范，和社会安全的标本，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和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和巴勒斯坦的对峙，而催生出来大量的极端民族主义，反过来出现一些高压极权的倾向，而最近几个月的以色列的司法改革，让我们有机会考虑一个问题，在民主国家里，面对通过选举出现的独裁怎么办？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以色列的司法改革的前前后后，这里以BBC的总结来开始。

以色列司改案中的5大关键问题

● 以色列当局司法改革为哪桩？

批评最高法院的人士当中，包括许多联合政府成员。他们批评法官既左倾、精英主义并且过度干涉政治，更经常将少数群体的权利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 联合政府想怎么做？

以色列政府一直力拼改变，以限制最高法院对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的裁决权，并赋予联合政府国会议员更大的法官任命权。

现行法官遴选小组要求参与的政治人物和法官，必须就任命达成一致共识。但政府的司法改革将改变这一点，转而赋予联合政府决定性的影响力。

● 面对司法改革，以色列民众怒什么？

以色列的民主「制衡」力量相对薄弱，因为缺乏宪法支持，只有用于维护以色列民主基础的「基本法」作为法源依据。在以色列一院制的国会当中，政府握有64席的多数席次，高于在野党的56席。

批评人士表示，司法改革将削弱法院并赋予政府无限大的权力，恐危及民主权及相关自由，还会对经济以及与西方盟国的关系造成灾难性影响，西方盟友已对此表达担忧。

● 还有哪些背后因素？

批评人士担心，尼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想利用司法改组发挥影响力，撤销他的贪污案审判或影响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件。

反对派还表示，尼坦雅胡的民族主义盟友希望削弱最高法院，以扩大犹太人在占领区域内的定居点。占领区原是巴勒斯坦人寻求建国的国家领土。

以色列的司法改革的现在动向

3月2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延迟”备受争议的司法改革立法以提供“真正对话的机会”。前一天，他刚刚解雇了国防部长加兰特，后者在25日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司法机构改革，并称围绕立法措施的争议已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自2月份以来，以色列各大城市开始持续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参与抗议的人数多达数十万。以色列前国防部长甘茨也曾公开警告再次当选总理的内塔尼亚胡，如果不听取抗议民众的呼求，这场抗议甚至有可能转变为一场内战。

整个3月份，以色列抗议群众每周五周六都自发地走上街头，阻断正常的公共交通与社会秩序，使得社会生活部分陷入混乱。抗议者们声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向整个以色列社会表达事情的严重程度，向政府施压。是什么原因在以色列社会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参与抗议的示威者们又是以色列社会的哪部分群体？

以色列是一个没有宪法的国家。建国之初部分宗教主义的犹太群体认为犹太民族有希伯来圣经作为天赐宪法，因此反对再人为地制定世俗宪法。为了团结所有犹太群体，以色列在建国时便没有制定宪法，取而代之的是制定了一些确立以色列国家属性与基本社会制度的基本法（Basic Laws）。这些基本法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实际上一直发挥着宪法的作用。现行制度下，最高法院拥有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议会通过的法案需要经过最高法院审核是否违背基本法，若最高法院判定议会通过的法案违背基本法，可通过宣布该法案“违宪”来阻止其通过。

司法改革触及公民个人权益

削弱最高法院司法权也将触及以色列社会公民的个人利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受欧美自由主义的影响，以色列最高法院也开始更加注重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保护。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开始更多介入政府公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纠纷当中。这当中包括最高法院介入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公民的所谓“违法”土地与住房的强制征收，以色列国防军女性士兵受到不公正对待等等问题。

按照司法改革提案，政府有权提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意味着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将受政府影响。本届政府由利库德集团与宗教犹太政党、极右翼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三股势力联合组成。犹太宗教政党代表宗教主义团体的意识形态与利益，反对世俗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极右翼复国主义政党则敌视阿拉伯群体与左翼温和派群体。因此，世俗主义的犹太人，自由主义的女性群体，性少数群体，以及阿拉伯公民普遍认为，本届政府的意识形态对他们而言是充满敌意的，而削弱最高法院自由主义与尊重个人权利的价值取向对他们而言将是毁灭性的伤害。因为与极右翼价值取向一致的最高法院将很难再努力保护他们的个人权益。

引起这些民众恐慌的原因，正是极右翼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些歧视性的议案，并引起社会广泛批评，这当中包括加强犹太宗教法庭的权力，安息日（每周五日落之后至周六日落之后的一天）停电，在基础教育中加强犹太宗教价值的教育，允许商家拒绝向与自己宗教信仰相冲突的人提供服务等等。最后一项具体解释起来包括宗教主义的犹太医生可以拒绝给同性恋者进行医治，遵守安息日者开办的酒店可以拒绝接收不遵守安息日的旅客等等。

然而，以色列又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社会，以色列社会不仅仅只有世俗派与宗教派、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对立，以色列社会中也有着庞大的性少数群体，女权主义群体，斯拉夫裔极端世俗主义群体，以及非犹太人。本届政府充满了宗教主义、保守主义与歧视性的司法改革提案，严重影响了其他群体的个人权益。作为世俗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堡垒，以色列学界也明确表达了对现行政治体制的维护，与对司法改革提案的批评。各大高校纷纷声明与本届政府划清界限，明确大学将继续保护校园内的文化多元性，保护弱势族群，并积极鼓励教职人员与学生们参加抗议。

反对内塔尼亚胡长期执政

新的反对司法改革的抗议中，有相当一部分参与抗议的群众在过去的几年中不断地参与抗议。他们因为内塔尼亚胡的贪腐丑闻而反对他长期执政。而此次内塔尼亚胡联合宗教政党与极右翼政党推出削弱司法独立的改革，被他们认为是内塔尼亚胡为了阻止司法部门对自己贪腐案进行调查与起诉，以保证自己能够长期执政的“卑鄙”手段。

“司法改革”在这些反对者眼中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坚信内塔尼亚胡坚持要通过司法改革将司法权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且利用削弱司法权对政府的监督以实现其通过腐败手段控制行政官员的目的，从而巩固其个人权力。这些反对者们还认为内塔尼亚胡借助司法改革扶持支持他的宗教势力与极右翼势力，打压并逼走反对内塔尼亚胡的自由派与世俗派，改变以色列的社会结构，从而保证他在今后的每一次大选中都能够轻松胜选。

这些人反对此次司法改革的主要原因是反对内塔尼亚胡，他们不仅丑化内塔尼亚胡，而且也攻击他的家人。他们的极端行为也造成了人员伤亡与社会损失，这也成了支持司法改革的群体坚持要通过司法改革的理由之一，即通过司法改革政府将更加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并维护政府决策的稳定性。

极右翼政府为何要提出并急于通过司法改革提案？

如上所述，此次司法改革提案的提出，与内塔尼亚胡的个人问题息息相关。除了其个人的贪腐问题以外，还包括以色列其他各党派对内塔尼亚胡的孤立。

以色列左翼，中间派，与右翼世俗派等党派的领导人近年来因为对内塔尼亚胡个人的厌恶，选择孤立他，拒绝与其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联合组建政府。这样的孤立使得内塔尼亚胡无路可走，只能选择与宗教政党与极右翼犹太复国主义政党联合组阁。于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极右翼政府，这样的政府组成看似代表了以色列大多数选民，然而却不能代表以色列社会整体的政治立场。

在2018年以前的十多年中，以色列政府的组成基本保持了以利库德集团为核心，联合中间派与宗教政党的结构，并且与极右翼和极左翼都保持距离，即中间偏右的政治立场，这也是能使以色列社会大多数人接受的一个政治现状。然而近年来，由于来自左派，中间派与右翼世俗派的批评与对立，急迫需要延续自己政治生命以躲避法律审判的内塔尼亚胡只能求助于宗教势力与极右翼政党，这也让后者看到了向内塔尼亚胡提高价码的机会。

宗教政党急于通过司法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宗教势力的利益，他们可以通过更多司法不透明的手段为目前占以色列人口20%（该比例在不断升高）的正统派宗教犹太人取得更多财政津贴与生活补助。而极右翼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代表了生活在约旦河西岸与耶路撒冷定居点上的犹太人的利益，他们急于通过司法改革使自己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压迫性行为合法化。此外，这两派也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利益，虽然以色列的基本法规定以色列国的属性是犹太的且民主的，但是他们更看重以色列的犹太属性，他们希望通过司法改革更加强化以色列的犹太属性，换言之，加强犹太教在以色列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加强由他们所定义的“犹太人”的优等公民的地位。

这两派政党都知道当下是通过这些改革的最佳时机，因为这是极右翼少有的能够进入内阁并拥有相当影响力的时机，这也是宗教犹太政党在内阁中不需要面对来自世俗派压力的时机。当然对内塔尼亚胡而言，这也是他的政治对手们都被排除在内阁之外的一次机会。

这样一个偏离了整个社会政治立场中位的政府，其提出的司法改革提案自然不能代表广大左派、中间派，甚至部分右翼世俗派群体。更有甚者，这些改革提案中的部分项目正是对自由派、世俗派、与阿拉伯群体的歧视性法案。这样的司法改革运动理所当然地在以色列社会引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而且正如甘茨警告的那样，这场抗议最终甚至有可能走向内战。

综合上面的分析，以色列的司法改革基本上是一个以总理的个人意志为出发，以执政党的党派利益为主旨的，有着明显的集权（甚至是总理独裁）倾向的改革法案，所以会被以色列人民大规模的抵抗。

那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面对集权倾向怎么办，我个人的看法是，在不同环境下的做法会有不同。

第一，在相对高压的集权体制下，比如CN，通过公民运动大力宣传个人的基本权力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当然这种非暴力有理性的活动也是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对于一张白纸都不能容忍的政府，个人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

第二，在相对低压的集权体制下，比如HK，需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法制，用一切可以的办法，合法合理的进行抗议

第三，在劣质民主的体制下，比如很多非洲国家，需要准备好用武力对付暴政的压迫，做好流血的准备

第四，在较好的民主体制下，比如以色列，可以通过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比如游行抗议，不合作运动等等，让政府听到反集权的声音，知道其后果，最后主动放弃这种想法

那有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对集权，或者是进一步的极权。如果说集权是一种手段，极权就是结果，当然最后极权的目的是，让个人或者小团体得到利益最大化，很有可能会和多数国民的利益相悖，这种对于全体国民都会是一种灾难。

任何体制中都会存在不满、批评、反对和不服从。但不同体制的区别往往在于容忍这些因素的弹性不同。极权主义体制似乎是最不能容忍反对的。这与极权主义的特性有关，极权主义对反对的警惕，也许与其对过去经历的记忆有关。极权主义要建立体制，政变与革命是两个基本途径。而无论经由哪种途径，他感受的都是一个敌对的环境。这种对环境的敌意性的记忆，也许是其后来强烈的不安全感的来源之一。

极权主义的组织结构。极权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运动还是作为一种体制，都要求一种集中的权力，同时又要求这种集中的权力能够与作为其基础的群众相联系。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都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这里的民主是联系群众的方式，而集中是确保权力的专断。

为了形成这样的权力与权威结构，一种神圣的意识形态，一个能作为这种意识形态化身的领袖，一个由这个领袖控制和统辖的政党，就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维系所有这一切的是其神圣性。之所以不能允许质疑、批评和反对，是为了维护这种神圣性。没有这种神圣性，组织就失去了力量，与群众的联系就会中断。

最后我们用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来看看集权后的极权体制下，人性是如何被扭曲，政权是如何压迫普通老百姓的。两套思维（同時相信两套直接矛盾的思维或语言）；层出不穷的新口号；思想警察；把异见者推向痛苦、绝望和绝灭的"友爱部"；策动战争的"和平部"；炮制下流作品以毒化大众的机器。奥威尔使我们睁开眼睛，看到这些?政权是如何运作的。?

当我们容忍高度的集权后，就会进一步鼓励极权，而这种极权后的体制，必然会以个人或是小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普通百姓会成为这种体制下的牺牲品，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面对集权我们怎么办，可能已经太晚了，非暴力运动可以解决的问题，可能就需要通过暴力手段才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