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模式下：香港的民生應該更好

說到國（居）民民生福祉，我想全世界都差不多，無非“生老病死”與“老弱病殘”的人道關懷問題。前者是福利制度安排，後者則是照顧服務計劃。

只是最近發生的這起荃灣父女雙尸案，令到“生老病死”與“老弱病殘”問題，再一次浮上香港治理的水面，令人感到痛心。一起不應該發生的低級悲劇。

痛定思痛。香港的民生福祉問題，到了徹底檢討、反思，提出解決方案的時候了。

面對這些不大和諧的個案，稍微有點正義感和良知的人，都會理直氣壯站出來說：“一國兩制”的香港民生，沒有理由不超越港英時代的社會福利制度，愛國者治港團隊更沒有藉口不去觸碰社會深層次矛盾，特區政府一定有能力，有智慧，令民生福祉再上新台階。

過去老話講“不當家不知油鹽柴米貴”。今天的特區政府就是香港的當家人。沒有人比特區政府更貼近港人，這是絕對的。

既然是當家人，自然要學會賺錢，也要懂得花錢，特別是有“一碗水端平”的公共資源的平衡能力。

香港好多事情，千頭萬緒，複雜多元，很多時候，受各種因素的影響，發展和繁榮的紅利，未必會全部落在民生福祉上，或做到發展與民生同步，這也是現實存在，看看基尼係數，便知香港的深層次社會矛盾是存在的。

有的時候，特區政府既要考慮賺錢，夯實財政盈餘家底；又要滿足居民的意見和訴求，決策輕重緩急，有時或兼顧不過來，也是可以理解的。

過往這麼多年，在賺錢與花錢的問題上，幾屆特區政府班子雖然風格迥異，各有盤算，但都是為了香港好，為了香港居民好，有自己的接濟民生的做法，也是見仁見智。可能最受歡迎的莫過於派糖。似乎得到大多數居民的擁護和支持。

老實說，派糖並非最好的民生福祉方式，因為是平均主義，無法精準個案扶持。未來的香港，是否應該有些新思維，新辦法，有些比派糖更好的舉措，有個一勞永逸的持續接濟民生的長遠的好制度，令香港人對國家有歸宿感，對香港有自豪感，那就很了不起了。

有位國家領導人說得好“好多事情再難，總有個開始的時候”，道出了香港的民生福祉與社會發展，的確存在一些矛盾的。

但如今是“一國兩制”的管治時代。我們有愛國者治港的巨大推動力，要超越以前的做法，應該沒有問題的。可能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勇氣和擔當，甚至需要做一些導向的轉變。畢竟，發展和繁榮香港的紅利，更多惠濟到750萬香港人身上，總是沒有錯的，這也是最大的德政。

在我看來，德政的功績之一，就是政府有本事賺到錢的同時，花大氣力解決好居民的“生老病死”與“老弱病殘”問題。因為是繞不過去的社會矛盾，也是最大的民生系統工程。

相信未來的“一國兩制”的香港，在發展和繁榮的同時，政府能打造一個卓越的“生老病死”系統工程，以及一套一流的“老弱病殘”照顧服務體系，使之成為香港的真正的軟實力，可能是當務之急。

我們展開來說下這個“生、老、病、死”系統工程:

所謂“生”指得是人從母親懷孕開始，到胎兒檢查，以及嬰兒出生後的養育過程中，發生的所有由政府承擔的一攬子激勵政策，比如女人懷孕的帶薪假期天數；以及嬰兒出生後的父親帶薪陪護假期天數；嬰兒養育過程中的公共教育、養育補貼、免費醫療服務等非常具體到位的資助，有和沒有，有多少，都可以比較。反映了政府在“生”的方面人口政策的福利力度。

我就不知目前的香港生育政策——未來的“生”的政策如何，是否有適齡青年優生優育的獎勵政策：比如BB的奶粉錢，你能發放到孩子幾歲；比如免費教育，你能供孩子上學到什麼階段，是幼稚園，還是小學，中學，或是大學；比如公共醫療服務，如牙科，以及身體檢查，你能為孩子免費提供到什麼年齡；等等，真的要好好算下這筆賬。如果把“生”的政策做到位，相信香港出生率自然可以滿足到本港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所謂“老”則是指居民進入65歲或以上的年齡，由政府對其的一系列生活救助津貼、公共醫療服務以及娛樂旅遊開支等兜底開支計劃。有和沒有，有多少，都有具體指標和額度，這和特區政府原有的個人強積金以及年金制度沒有一點矛盾。相反，如果在原有的養老保險制度基礎上，改革為：基本保障（政府兜底基本費用）+富裕生活（個人強積金+年金計劃）的退休雙保險制度，或許確保香港居民“老”有所養，有比較自尊或優越的晚年生活。

內地有14億人口，城鎮居民也有差不多3億人，各類退休人士沒有2個億，也有1個億，國家以城鎮居民退休養老保險制度，堅持了十幾年，不但穩定了城市，也穩定了退休人士的人心。很多城市老人靠著足以支付基本生活費用的退休金，以及按比例報銷的公費醫療制度，過著比較知足的生活到今天。老實說，還是很不容易的。

一個1億人，一個750萬，誰的壓力大，高下立判。都知道財政支出要精打細算，但有些事情，為了算政治賬，算穩定賬，算民生福祉賬，算大賬就是值得的。我相信，這套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是中國政府最引以為自豪和驕傲的。特區政府應該學習國家的這種做大事，算大賬的做事謀略。

所謂“病”是指經過公立醫院診斷並醫生書面確認的中長期病患者，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我們的社會，應該為這些喪失勞動能力的人提供到位的生活費用。雖說疾病是動態過程，只要每半年對病人做一次病情評估和檢查就好。社會應該關懷，而非歧視，甚至謾罵。畢竟，被確診為需要資助的長期病及大病患者，沒有人願意或故意這樣做。

我個人認為，參照物價和通膨指數，其生活費用應該在當年居民收入平均中位數上打五折比較合理，而不是現在的4000-5000元水平。

對於病人來說，錢寬鬆一些，終歸是好事情。理由很簡單：

長期病患者有錢可以請工人照顧自己；有錢可以做物理治療，舒緩下病痛；有錢可以買些好東西食，讓自己暫時快樂一些；有錢可以出去看看世界，放鬆下心情。如果我們的決策者懂得算賬，病人能自己搞定，不給政府添麻煩，從節省成本的角度，還是最經濟的。

當然，這取決於政府財政盈餘的支付能力。

我們的社會應該體恤病人，不應該有歧視，因為沒有人願意患病，尤其是患上大病。

所謂“殘”則是指各種原因造成的先天或後天的殘疾，經過公立醫院醫生的書面確認後，按照殘疾程度，提供比較有自尊的生活費用。包括照顧者，都應納入這個“殘”字計劃。

你像這位荃灣的截肢的自尋死路的中年女人，每天坐著輪椅進進出出，明顯是辛苦不方便的，有可能還會遭受一些異樣的眼光歧視也說不定。何況家中還有一位需要照顧的80多歲的老父親。心理壓力大，性格矛盾複雜，父女相依為命，完全可以體會到。看似表面剛強，內心是很無奈的。哪一天，精神崩潰，突然選擇絕路，一點不要感到意外。

毫無疑問，成為“殘”疾人，便意味著不健全的，是需要特別呵護的弱勢群體一族。說包袱也好，負擔也罷，免費為他（她）提供輪椅，但改變不了他（她）在社會上的二等公民的待遇。社會應該有這樣的高度共識。

所以，我們的社會，對待殘疾人，應該有同理心，同情心，這是一種境界，一種素質。但我看香港，殘疾人通道不少，但社會化照顧服務還需要行到一步，進一步加強才行。

老實說，香港的平安鐘服務是很不錯的。但這個人道的最實在的為老弱病殘提供人道服務的惠民好處，政府沒有包攬下來自己做，卻外判給私人企業當做生意來經營，則是有點不合時宜了。

我算了一筆賬，假設全港有需要安裝的“老弱病殘”平安鐘自動跟蹤服務的有20萬人，按照現有私人企業的收費標準，也就3000元/人。一次性投入也就6個億。每年也就4個億的維護費用。如果用AI系統來管理，可以節省多少服務機構及社工外包服務人工，都是花錢，那一種服務最有效，一目了然。更重要是社會效益以及對國家的歸宿感和幸福感，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

其實，與“生老病死”對應的，還有個“老弱病殘”中的“弱”勢群體非常值得關注。

這個“弱”涵蓋兩種人：

一是那些父母喪失勞動能力的家庭中的18周歲以下的未成年子女，以及失去雙親的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子女。

二是因為各種原因（包括生病或家庭其他突發問題）導致的失業待崗的家庭及個人，沒有公屋，沒有收入，還有仔女返學，以及需要支付房租等剛性費用的失業居民。

前者是這些未滿18歲的子女，本身已是不完滿的家庭和青少年的不幸，無論心智還是身體，都遭受一定的重創，人生處在重要的發育時期，我們的社會如果有條件，理應為他們提供比較卓越的社會養育費用，包括基本生活費用，免費公共教育、必要的學習工具，課外訓練計劃以及醫療服務和旅遊娛樂等多項福利。

後者則是家庭發生變故，臨時出現生活困難，或沒有工開，或生病住院，或仔女有學習的額外需求，導致經濟拮据，而尋求政府的幫助，按理應該無條件幫扶到位才是的。聽說政府對這樣的困難家庭和個人，資格審核有自己的嚴格的流程，加上時間上的等待，估計有些家庭和個人頂不順，覺得遠水解不了近渴，就放棄尋求幫助。如果是性格剛烈的人，就可能無奈走入死胡同了。

相信這樣的家庭和個人，應該不少，也是社會福利資助的一個大的矛盾。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真的需要研究和突破。畢竟，一個發展和繁榮的香港，幫扶有需要的家庭和個人，在人家最困難的時候雪中送炭，絲毫不亞於“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積德的大善事。我們的社會應該有這樣的同情心和善良。

另外，我也不斷看到新聞，總有一些未滿18歲的香港少年，做了一些成人應該承擔的犯法之事，而受到檢控，令人感到痛心。

相信特區政府為此也是傷透腦筋的。

最近福利署發出的希望社會收養200多個孩子的信息，讓人覺得政府也是不遺餘力。相信這些孩子有一部分是問題少年。收養家庭及個人必將付出更多的愛心和精力才行，資助可能還是次要的。我就覺得，一個收養家庭以及社工的幫助，是否比他們的原生父母的教養效果還好？應該值得商榷。我們的資助到底該給到誰，從源頭上杜絕問題，效果或更好。

我還看到一些不該發生的悲劇，總有人為父母返工或養家糊口，甚至為了經濟考量，搞出的不少單親家庭，以及不倫不類的組合家庭個案，為大人辯解或開脫責任，這個理由是站不住腳的。

作為和諧的香港社會，原生父母是子女的第一責任人，然而才是政府及其他人的幫助。這個順序是不應該改變的。父母好，則子女好；父母衰，子女一定出問題。我們應該為問題少年的父母，提供必要的幫助以及教育指引，從根本上解決不應該發生的社會問題。有一句話說得好“解鈴還須係鈴人”。原生父母當然是係鈴人。

一直以來，香港的社會化服務，較之其他國家和地區，都在亞洲前列，曾經得到過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評價和讚揚。如果我們可以行多一步，民生問題應該可以做得更好。說到底，民生問題是政治問題，而非經濟問題。

當然，投資民生項目不來錢，回收期長，收益低，私人企業不會涉獵，這都是事實。但民生的事情，只能算政治賬，而非經濟賬。特區政府是香港人的父母官，有責任，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做更多的善事，做更多的積德的民生大事。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以及手機瀏覽資訊的便利，今天的居民非往日的居民，尤其是年輕人，更喜歡比較和發表意見，這也是客觀現實。相信很多居民還是實事求是的。香港的民生總體來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

說比上不足，當然是指香港的民生福祉水平，從香港開埠以來，到今日回歸中國25年，香港民生還是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有些項目甚至可圈可點，但與北歐國家相比，比如瑞典、丹麥和冰島等，香港在“生老病死”的福利安排上，還是有差距的。人家好些東西都值得香港學習和提升的。

說比下有餘，當然指香港這幾十年，在亞洲地區和城市（包括一些國家），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尤其是社會化服務方面，還是名列前茅的。比如香港的綜援津貼，關愛基金，傷殘津貼，特殊家庭的中下學生學雜費補貼，以及公營養老院申請制度和特殊人士的醫療接濟等，還是幫到了不少人，香港人的生活品質與其他地區相比，還是比較高的，這從香港的消費水平以及食品品質，可以感受到。

不然，香港的社會福利投入不會逐年增加，以至於成為每一任財政司長財政預算案，必須要特別報告的一個數據。

只是，今日世界在變，各國國民追求好日子的胃口在變大，生活的要求日益更高，目標更精細，這都是客觀事實。俄舞戰爭的烏克蘭是這樣，土耳其大選和泰國大選更是如此。

任何政府，面對這個新情況，新問題，只能有所改變，有所作為才行的。比如養老保障問題，免費醫療問題，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價問題，生活成本與絕對收入問題，以及公共教育與居民的生活品質問題，必須與時俱進，平衡好利益關係，有更多的投入才行。

然而，要做好民生福祉這種事情，說來容易做到難。任何政府和話事者，有心只是第一步，有力才至關重要。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有錢可以辦大事，辦好事，賺到錢是第一位，其他的事放在第二位。沒有錢，再好的想法都是百搭。

所以，大多數居民都祝福政府多多賺錢，也非常緊張政府的財政赤字，也是基於有了赤字，民生福祉投入一定會打折扣的顧慮，這是理性的見識，政府應該包容更多關心香港，希望香港好的居民和有識之士。

哲學上有個著名的論斷叫“透過現象看本質”。

這句話套用在香港民生問題上，應該也是恰當的。

看看香港街頭上那些拾紙皮的老人，反映了社會福利接濟嚴重不足的問題；看看那些坐在高樓打著“有汗出沒糧出”條幅的地盤工，反映出勞資關係還存在不少不合理的問題；在公立醫院急症室等候好幾個小時都看不到病的尷尬，反映出我們的公共醫療硬件服務，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還有一些單身的公屋老人去世後無人問津的殘像，更反映出我們的社會人道關懷還不夠到位的問題，等等。

這些表面看似不和諧的景象，背後折射出的是民生的本質問題。

為何說“一國兩制”模式下，香港的民生應該更好？！

我的信心是：

一是“一國兩制”模式，為愛國者治港團隊觸碰社會深層次矛盾，提供強大的鬥爭底氣。

沒有人可以否定，香港回歸中國25年，中央政府駐香港的聯絡辦，解放軍駐港部隊，外交部駐港公署，以及諸多的中資企業，是特區政府等三權合作機構對香港社會管治的最堅強的後盾。

還是一句話，以行政主導的三權合作機構，要敢於碰硬，敢於鬥爭，敢於面對社會深層次矛盾，為了民生福祉，為了絕大多數香港人希望過好日子的共同訴求，敢於打破利益藩籬，踢開第一腳，打開局面的。

二是香港的好多民生問題與壟斷係係相連。不打破壟斷，民生問題或難徹底解決。

香港的壟斷有哪些？

不說太遠的，就說居民生活的經常性開支。比如煤氣，石油氣，電費、車資以及大眾食品，如新鮮牛肉。你能想象，煤氣和石油氣竟然要40港元/立方左右，一河之隔的深圳只要10元人民幣左右；電費也比深圳貴過三倍不止；香港新鮮牛肉120港元500克，內地同樣的品質新鮮牛肉只要50元人民幣。而香港居民絕對收入跟深圳常駐居民收入卻差不多。

在我看來，香港是自由的市場經濟，應該允許世界各路產品來港自由競爭。只有競爭才會保持合理供求，以及價格區間。否則，壟斷和剝削，一定是提振民生的最大的頑疾。

有人說香港居民的“經常性開支猛於虎”，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相信，我們的管治者，在“一國兩制”的撐腰下，是可以勇於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國家也一定會支持政府大刀闊斧改革民生的。

三是“一國兩制”要行穩致遠，選擇民生問題為突破口，是“一國兩制”模式的客觀要求。

“一國兩制”是香港的金子招牌，更是未來香港的富裕、法治和自由的代名詞。“一國兩制”絕對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而是有著豐富內容的含金量很高的管治模式。這個偉大的創舉，有賴於特區政府通過改革民生福祉，讓“一國兩制”綻放光芒，具有示範效應，無論對香港居民的未來生活，還是國家利益，甚至世界各國探索不同社會制度的管理方式，提供新的經驗和樣板，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期待特區政府以此為戒，打造香港居民期待，國家樂見，世界看好的最卓越的民生福祉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