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探索未被报告的文革 -- 文革研究笔记一则

探索未被报告的文革 -- 文革研究笔记一则

by王友琴

原文链接： 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docs/1995_00_001.pdf
 

 1993年夏天，我去了我上过的中学，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1966年以前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1966年8月5日，当时的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在学校里。那一天下午，在拳打脚踢，挂黑牌，游街，强迫挑重担“劳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两小时之后，她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后来被移到一辆运垃圾的手车上，又过数小时她才被送到学校对门的医院。医生说人已死多时。同时被打的还有这所学校
的另外四位老师，都被严重打伤。

   二十七年后，历史好像走过了一个圆圈，这所学校又仍然是北京最难考进的中学之一。四个住在学生宿舍楼里的十七岁的高中生问我为什么来，然后满脸惊讶地问:“以前的校长被打死在我们楼门口? 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啊。”
 

他们不知道。但是这并不是因为这远远发生在他们出生之前，而是因为这一悲惨的死亡，未被记载，未被报告。然而，卞仲耘老师的死，在那年8月，并不是单独的仅有的事 件。我在“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 (发表于“二十一世 纪”双月刊，1995年第4期，香港中文大学)中，报告了对76 所学校的调查结果。在分布于北京和各省市的这76所学校中，没有一所学校在1966年夏天没有打过老师，这里所说的打，包括拳打 脚踢，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打、游街示众，抄家，在“牛鬼蛇神队”里 “劳改”，等等。在76所学校中，有9所学校各有一名老师被学生 打死，有一所学校有两名老师被打死。还有老师在被打后自杀身亡。 另外，有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同学活活打死。

   然而，在当时，在1966年，这些打老师和打同学的事情从来没被报告过。

   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以《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为首，发表了很多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大幅照片。在照片上，年轻的学生红卫兵们身穿黄军装，臂缠红袖章，兴高采烈。他们有的上了天安门城楼，喜笑颜开地簇拥在毛泽东的身边;更多的人在广场上手握红色《毛主席语录》，流着热泪向天安门城楼跳跃欢呼。在当时拍摄并在全国放映的纪录影片中，可以看到千千万万的红卫兵，走过天安门广场，发出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喊声。纪录片又配入大声的《东方红》歌，以及红日东升、红旗招展、红灯高挂的镜头，红光弥漫，渲染出一种今天看来很是特别的“文革场景”。

   今天，对于这种文革场景，有人觉得煽情，夸张，迷狂，非理性而且透着邪恶的气氛;有人仍然认为这种场景表现了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于是他们不但怀念这个过去，而且以此来指责现实中的物质主义。这种对同一场景的不同评价和判断，跟各人不同的经验背景和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有关。对于这种被公开报导的文革场景以及人们的不同反应，应该作细而深的分析。然而更重要的是，必须指出，这些被记录被报导的文革，只是文革的很小的一部份。文革的大量事实却是未被记录也未被报告的，比如，卞仲耘老师的死，以及死于她之后的许多受难者。

   被报导的文革场景和未被报导的文革场景之间，有着巨大的反差。前者是用红色装饰的，红色的“红卫兵”袖章，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塑料封皮，大红颜料写就的大标语;是大叫大嚷的，有声嘶力竭的口号如“万岁万岁万万岁”，有激昂的音乐配上歌词如“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再用上当时刚制造出不久的半导体高音喇叭，响彻云霄;是集体行动的，游行，集会，都成群结队，人山人海，声势汹汹。而且，是被报告、被宣传的。比如，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之后，总理周恩来立即命人去香港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贵最好的摄影机和电影胶片，以保证以后的七次接见红卫兵拍出高质量的纪录影片，在全国各地放映。

   而那些未被报告的文革场景，是黑暗的，阴郁的，被隐而不提。一些人，比如教师，被打，被关，被侮辱，被挂黑牌子，被游街，被杀害，而且，只能忍气吞声，麻木呆滞，逆来顺受。1966年8月9月，在卞仲耘老师被打死后，北京有大量的老师和别的人被红卫兵打死。据北京市政府机构的内部统计,北京的红卫兵在四十天里打死了1，772个人。还有很多人在被打后“自杀”，在被杀害之前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种自杀需要加上引号，因为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我了断。

   死难者从未有机会发出抗议的声音，便永远沉寂了。而且，在当时，也没有一个旁观者曾报告这些悲惨的故事，更不要说站出来公开反对这种暴行。原因十分明显，如果这样作，无异于自投死地。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每天在内部报告中上报当日被打死的人数，但是只送给高层领导人。而且，这些报告不但当时不曾公开，至今也未公布。

   不但这些死亡和暴力迫害未进入新闻媒介，而且也难在其他史料中间接发现。比如，一些文革领导人在群众集会上作过一些讲话，当时常被称为“首长讲话”，以油印或铅印的方式在群众中流传，虽未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过，但对文革起过具体的指导作用并产生重大影响。在一本1966年12月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中，有长达一百万字的很多当时的“首长”的讲话，但是他们没有提到任何红卫兵打死人的事情。他们只是在热情支持红卫兵的长篇大论中用几句话说到“打人不能解决问题”。那个时期的人们所谈论的和那个时期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巨大差异，反映出那个时期的权力当局对死亡的无动于衷，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时群众的心态，从而了解历史的更深的一部份，可是也使我们失去了重要的对历史事实的记载。

   那些红色的、大声的、集体的文革场景，曾大量发表在当时的报纸和电视电影上，又留下来，成为现今可见的文革的几乎唯一的“现场的”或“即时的”实录。于是也成为一些人研究或了解文革的仅有的资源。而那些不能出声的、各自孤零零的受迫害者的黑色晦暗的故事，当时从未被报道后来也从未变成文字记录或胶片。在历史上，很多故事是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沉没的，但是这些受难者的故事却从一开始就没有被报告。

   没被报告并不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比如，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是在全校一千六百多名学生目睹的情况下被打死的。1966年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校长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负责人，在北京中山公园的音乐堂的舞台上，当着上千观众被打得或肋骨折断，或鲜血横流，或昏死过去。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学的红卫兵把音乐教室改建成一座监狱，关押老师和从校外抓来的“牛鬼蛇神”。这所中学和文革的最高核心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这个监狱在屋顶上设有岗楼，夜里通宵亮着一盏“小太阳灯”。那所监狱存在了三个多月。有三个人被打死在那里。三具尸体从监狱穿过校园抬了出去。这些在当时都不是秘密的事情。
 

   由于当时报纸可能作比隐瞒事实更坏的事情，所以一字不提也许还不算是最坏的作法。1966年8月，《北京日报》的一名摄影记者来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要拍一些照片发表在报纸上，介绍这个学校的文革。其时，这个学校的“红旗战斗小组”正得到毛泽东和江青直接的热烈的支持。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检阅红卫兵的百万人大上，“红旗战斗小组”的负责人彭小蒙曾经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演讲。红卫兵们看到摄影记者十分兴奋。为了拍照，他们强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和化学老师刘美德跪在一张方桌上。“红旗战斗小组”的一个成员，摆好架式，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踏在她背上，以此实践并图像化毛泽东说过的“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记者站在地面上照完照片以后，那个学生就把怀孕的刘美德一脚从方桌上踹了下来。在此之前，她已经被毒打过多次，有一次打得手臂粗的木棍都打断了。她的孩子后来生下不久就因先天性受伤而死去了。这张照片后来没有发表在报纸上。

  这也许应该算一件幸事。没有发表类似的打人照片，北京在1966年8月和9月就打死了至少1772人。如果当时《北京日报》发表这张“踏上一只脚”的照片作为正面的报导材料，北京的老师们恐怕大半都不能活命了。然而，也由于这张照片没有刊登，这样的事实就未被记载。卞仲耘老师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群众性暴力打死的人。她的死，标志着文革中可以“革命”的名义随意打死人的血腥时代的开 始。在那一天之后，一个又一个的老师以及学校外的人被打死了。十 四年后，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从1966 年8月下旬到 9 月在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这一数字可能来 自公安局注销户口的有关统计。这个数字是在一篇很长的关于别的主题的文章中提到的，并不引人注目。死者的名单从未刊出。有的人估算，那四十天里的实际死亡数字远大于1,772，但是现在还无法查证。不过，非常清楚是，在1966年9月之后，在北京的学校里，还有人被打死。而这些人未被计入这1，772之中。其中知道的有，北京吉祥胡同小学的校长邱庆玉，被打死于1966年10月 1日;北京第六中学的校工徐霈田，被打死于1966年10月3日。另外，8月9月间还有一大批人被从北京驱逐到农村老家，其中有些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被打死，这些人的北京户口其时已被注销， 因而也不可能被统计在1，772人之内。

   虽然当时公开发行的报纸一字不提那些被打被关甚至被打死的人，也未曾具体说明红卫兵们在做些什么，但是在专供高层人物看的“内部”的特别的报纸上，报告了北京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所以，当报刊每天以通栏标题和热情洋溢的词语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时，这些高层领导人清楚知道他们实际上在支持什么行为。当时的普通读者，走街过巷，也看到暴力和杀害正在发生，所以也能透过报纸知道当局在支持的是什么。当时的人们可能并不误读。但是后来的人们，会无法了解文字背后的实际意义，也不可能从这些报纸中看出当时发生的却未被写出的事情，也不会知道在那时候有相当数量的老师和学生正在被打，被侮辱，甚至被打死，甚至会觉得这不大可能。

1966年8月18日，卞仲耘老师被打死13天后，毛泽东在 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当这所中学的一个红卫兵在天安门 城楼上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时，听说这个红卫兵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 “彬彬”之后，毛说“要武嘛。”有关照片和这段故事当时被广泛报 告。可是，卞仲耘老师的死和这所中学中其他老师所受的折磨从未被提到。

   由于这种文革的大量事实的未被报告的性质，所以，对严肃的文革历史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像考古学者那样，不依靠既有的文字记载来作研究。他们甚至有时还没有考古学者的条件。
 

考古学者可以从古代墓地中那些弯曲的、挣扎姿势的人体骨架，看出古代埋活人殉葬的作法。但是这 1，772 个死难者已经烧成了灰。1966年夏天，北京的中学生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叫家属拿28块钱就是了。”28块是当时火葬场烧一个死人的价钱。那时的北京，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被“斗争”后“自杀”的人，使得火葬场突然非常拥挤，需要排队等候。如果文革经历者们不能写出真情，未来的历史学者是不可能通过骨灰来推断出他们的死因的。

   然而，文革毕竟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亿万经历者犹在，还记得种种文革故事。可是在文革后，这些死亡仍然几乎不被报告。1978年以后，最先被发表的关于文革的批评性文字是后来被称作“伤痕文学”的小说。当时，千千万万的读者曾争相阅读这些小说。经历了长达12年的对文革的任何批评都会导致杀身之祸的高压控制之后，这些小说代言了人们心中对文革的从来未有机会表达的愤懑。但是，在表现历史方面，小说作为一种形式，有其局限性。小说是虚构的，而且常常要为情节或人物的需要而牺牲其现实主义的描写。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伤痕文学”作为文学也未能达到文学在表现历史时可能达到的写实程度。

   1978年以后，报纸和杂志还发表了一些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 死去的人“平反”的报告文章。但是，这种文章一般着重于平反和恢复死者的名誉，而不是说明历史真相。 这些文章描写了死者在文革前的好行为及好品德，但对他们的死亡经过，几乎不提。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这类文章中，“被打死”和“自杀”这样意思较直接的词从来不用。亲身经历了文革的人可能知道这些，当时的读者也较习惯于自己来读出报纸上未曾直接写出来的内容，这也是文革时代留下的遗风。但是后来的读者却难以解读出这类信息。另外，这些文章所写的对象只限于级别很高的干部或者少数社会知名人士，写到的人数也相当小。大量的受迫害的普通人，则未被写及。学校的老师，在文革中首当其冲，先于其他社会集团，成为红卫兵施用的群众暴力的 最早的受难者;在文革后的所谓“落实政策工作”中， 他们的名字和受迫害的事实却轮不上被报纸提到。教师死难在文革后再次不被报告的原因，尚需作更多的了解与分析，而且，可能应该属于“文革后” 历史的研究内容。然而，应该注意到这种延续持久的不被报告的特性。

   从1986年以来，发表了三本大型的“文革”通史，但是仍未说到1966年夏天老师们的死亡。其中《文革十年史》(高杲，严家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写1966年”红八月”的具情情况较多，并且写出了在北京被打死的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北京第六中学的校工徐霈田，另一个是北京第六中学的学生王光华 。在《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中，谈到1966年夏天学校里的情况时，只简单地说:”大学、中学、小学受凌辱者数以万计。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这样读来，似乎“受凌辱”的最高程度就是“阴阳头”了，却未曾说及学校里有相当一些老师被毒打甚至被打死，同时也有学生被打甚至被打死的事实。《文化大革命史稿》(金春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写入了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统计，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多天里，北京市有1772人被打死人的数字，但是未说及这些被打死的人是谁。

   由西方学者写的《剑桥中国史》第十五卷是文革专卷。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后，有中国学者表示感到相当失望，以为水准不够。我想这种失望是有道理的。但是造成这本书的令人失望之处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以为是大量的文革事实未被报告。由于文革的被报告了的部份和未被报告的部份相差甚远，那么建立在被报告了的文革的部份的历史著述，很可能会靠拢当年作那些报告的人的看法，即使凭学者的学术研究训练和独立的价值体系也难以弥补。比如，如果不知道北京至少1，772人被活活打死的事实，就可能强调用“理想主义”来描述解释文革群众运动，而这些血腥的事实其实不是“理想主义”所能解释的。如果不说出卞仲耘和其他老师的被打死或者自杀，就可能用“群众的热情”来解释“红八月”的兴起，却不能明白当年从报纸上看起来好像大多数人热烈拥护的文革，其实首先是用棍棒、铜头皮
带和死亡开道的。

   为什么很多文革故事未被报告，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事实上，在文革时代写成文字的材料中，对当时进行中文革如何描述，也是文革历史的一部份。不但报告什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革，而且不报告什么也能帮助我们了解文革。细观对文革的描述本身，可能会得出一些相当有意义的结论。然而，这是将来的进一步的工作，必须建立在对文革史实的比较充分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

   在理论上，关于历史事实的绝对完全和充分的报告似乎是永远不可能的。但是，这种不完全性或者不充分性的程度，毕竟大有区别。
   

   文革的上层方面的故事，比如核心圈子里的人在一起说些什么，怎么讨论和决定事情，圈外的人不知道，圈内的人不说，我们就无法知道。比如，卞仲耘老师被打死一事，当天晚上就由该校红卫兵领导人直接报告到了高层。在高层人物之间，如何谈论卞仲耘老师和后来更多的人的死亡，一直无圈子中人说出。对于这种上层情况，我们现在不知道也不能乱猜。但是，另一方面，关于她和其他的死者，他们是谁，他们如何死去，却是今天的历史学家可以设法了解并予以记录的。我们无法写出全部的事实，但是可以试图比较逼近事实。

   1966年8月5日，暴力迫害的第一个牺牲者卞仲耘老师的死，是一个黑暗时代开始的血写的标记。在我看来，1966年夏天老师们的死亡，是文革中最惨痛的反人道的事实之一。同时，这也是文革中大规模使用群众性的暴力迫害人的开端。另外，这种由最高领导人发动的群体性迫害，是文革的最重要而特别的性质之一。这是文革历史研究应该探索的一段，然而，这也是未被报告的一段。如果要作严肃的文革历史研究，应该从探索文革的未被报告的一面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