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 《饿鬼》书评 — 隐藏在麦穗下面的长凳及埃德加斯诺

《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 贾斯柏·贝克 著
姜和平 译
492 页
《饿鬼》中译本书评

王友琴 隐藏在麦穗下面的长凳及埃德加斯诺

原文链接：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docs/2005_12_14.pdf
《饿鬼》一书描写了中国近期历史中极应该被记载而又很少被记载的一段:从 1959 到 1962 年的四年大饥荒。这场饥荒导致数千万中国人被饿死。

《饿鬼》原作者贝克是英国人，在北京当记者多年。这本书有新闻报导的具体生动感性的特质，也有学术性著作的全面深入并注重历史和理论分析的长处。姜和平女士的中文翻译明白晓畅，流利易读，是当今翻译作品中少见的佳品。一个关心中国近期历史和当代中国人命运的中文读者，一定会很有兴趣地阅读此书。

全书共二十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饥荒的发生，第二部分描写饥荒在全国各地的情形。第三部分分析了长久以来关于饥荒的谎言。还有一章附录，关于 1998 年的北韩饥荒。

在第一部分里面，关于斯大林时代的饥荒和毛泽东时代的饥荒的比较，是特别震动人的。

1929 年斯大林领导开始了农业集体化运动。斯大林的所用的具体手段，甚至细节，都和毛泽东相似。比如禁止农民离开乡村，只有城市户口的人才能得到粮 食供应证，高额征粮，大规模搜查农民是否隐藏粮食，在食品极其匮乏时开设“外汇商店”出售食品。斯大林的大饥荒造成了一千一百万农民的死亡。斯大林1953年死亡以后，新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报告了苏联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巨大惨剧。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知如此，毛泽东在1958年仍然开始了他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更多的死亡和更大的惨剧。

在第二部分里，除了饥荒概况，还设有专章描写饿死人最多的安徽和河南两省，以及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遥远而知之甚少的西藏。有一章写了城市的饥荒。作者明察事实，指出城市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饿死人的情况，除了城市居民有国家保证的粮食配给，还因为城市没有“人民公社化”，还允许保留各家自己的厨房，不是被迫在所谓“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吃饭。

作者在第二部分中很好地使用了学术研究上说的“二手资料”，即对前人所做的工作进行仔细的阅读综述整理，在他们的基础上发展新的论述。此书引用了中国作者苏晓康、丁抒等关于大饥荒的著述。中国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但是他们的工作贴近事实，具体形象，而且因为是对抗着压力作的，其中深蕴道德激情，是非常宝贵的有关资源。

作者自己还作了大量采访调查，直接获取第一手资料，给这本书增添了原创性。比如，书中谈到 1958 年的一张“新闻照片”:麦子长得繁茂硕壮，麦穗累累，四个孩子站在密密层层的麦子植株顶上拉手欢笑。《饿鬼》的作者访问了已经退休的新华社摄影记者。那名记者说，孩子们的脚下放了长凳。这张照片作伪。

这是这本近500页的大书里的很小的一段，但也是很有意义一段。一方面，这张照片的故事说明那时候官方媒体假造了“人民公社大丰收”的奇迹，而且并非由于无知或受骗。 另一方面，这也代表了作者的一项研究特色:他作采访和调查，而不只是依靠文献资料。也许一般人凭着常识就可以知道这张照片不可信，但是那毕竟只是推测。贝克先生问清楚了事实，揭示了照片上隐藏在麦穗下面的长凳，历史的这一笔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写下来了。 研究近代历史和研究古代历史不同，当事人还活着，可以去做调查采访，而不必只作推理和想象。当然，研究者是否足够勤快是这样做的先决条件之一。

第三部分的中译标题为“弥天大谎”。长久以来，数千万人被饿死的事实不见报导。相反，大量的谎言被制造出来掩盖事实。“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就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两大谎话，连中国小学生脑子里都被深深输入。

书中还列出了中国读者不太了解的在西方世界中制造的谎言，其中之一是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所作。1960 年，斯诺在中国周游五个月，后来写了《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声言中国没有饥荒，也没有饥饿的人。(424-5 页)

我自己做文革历史研究。我曾经在文章里指出，斯诺1970年应邀访问中国，毛泽东明确告诉他，文革就是从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开刀”，但是他写的 关于中国文革的书中却没有提到文革对教员的迫害、监禁和杀戮。一个新闻记者这样远离事实地报导中国，和中国的权力体制以及记者的道德和工作方式有何关系， 是一个需要研究的专门题目。这本书里也提出了很多引人深思的有意思的观点。比如，作者指出毛泽东在制造大饥荒之后坚持他的“大跃进”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无情铲除他认为背叛了他的人，使大批人丧生或遭到监禁。然后作者分析道，毛泽东组织了他的文革的主要队伍红卫兵。毛依靠红卫兵，因为只有红卫兵对他造成大饥荒的罪孽知道得最少。在当时充满全国的恐怖气氛中，父母不敢告诉孩子们几年以前发生了什么。

人们常说，红卫兵在文革中充当主力是因为他们年轻，容易被鼓动起来。这个说法显然有道理，但是也确实比较一般化。贝克先生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入独到的解释。确实，当对文革历史的认识能得到发展的时候，联系在文革前发生的大饥荒是非常重要的。

这本书的作者不是中国人，所用标题“饿鬼”却是一个中国的传统说法。从前的中国人相信，人死后成鬼。如果是饿死的，就称为“饿鬼”。如果是淹死的，就称为“落水鬼”。作者在书中没有提到中国关于“鬼”找替身的传说，也许是因为他不知道。根据那一传说，“鬼”要有了“替身”才能重新投胎成人。比如，在一个曾经有玩水的孩子淹死的水塘边，老人会告诉其他孩子不要去那里玩，以免当了这个“落水鬼”“替身”被淹死。这样的说法会被当代人斥之为“迷信”。但是平心细想，这其实是一种古代的智慧:他们用这种说法来警告要到淹死过人的水塘里玩的孩子。只要水塘并没有变化，下一个死亡就依然可能发生。活着的人必须避免落入曾经造成死亡的条件和环境。

由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大规模死亡，在俄国，在 1930 年代发生了。在中国，在 1960 年代发生了。在朝鲜，在 1990 年代发生了。传说中的“鬼找替身”就这样出现在 现实世界里。三者发生时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手段，向我们显示了发生惨剧的根源是什么。不能再让一次又一次的“饿鬼”出现了。而揭示“饿鬼”事实以及形成机制，是让将来的人们不再落入如此悲惨的大饥荒的办法之一。

我们需要感谢《饿鬼》和其翻译者，也需要期待更多的有关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