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 受难者在封面上：一个美学和理念的高境界

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docs/2006_12_15.pdf

  受难者在封面上：一个美学和理念的高境界
王友琴

在我的《文革受难者》书(开放出版社 2004 年)中，甚至没有写出封面设计者的 名字。设计者太谦虚，竟没有觉得需要署上名字。但是留心到书封面的读者，或者 经我提醒注意到个设计的读者(因有的读者眼力不济没有觉察深黑底色上的浅黑汉字)，都一致赞赏这个封面。只是因为他们不是写文章的人，所以未能发表他们的赞辞。值此祝贺《开放》开办20年之际，请让我来特别感谢这个封面设计。

封面上的书名《文革受难者》是竖排的白色大方块字。副标题“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为红色竖排小方块字，另加作者名字和作序者名字。这些也许都属平常。最重要的是这些白字和红字的背景。

背景是深黑色的。上面有浅黑色的密密层层的的楷书汉字，三字或者两字一组，都是中文人名，一排排，一列列，从左上角倾斜伸向右下角，上下左右，人名盖满了整个封面。虽然深黑浅黑反差不大，但每一个名字都清晰可读。

这些名字，是书中的文革受难者的名字。这本书是 659 名文革受难者的列传。其中绝大多数是普通人。正如副标题所指明的，这是关于他们的苦难遭遇的记录，数据则主要来自我的调查寻访。

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知道，一方面，659 个名字只是千千万万文革受难者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们的个人惨剧实际上也代表了千千万万文革受难者的共同遭遇。他们死了，连名字都不准记载。他们的生命以至名字，都被文革毁灭了。他 们被当作“牛鬼蛇神”迫害致死，死后还被骂作“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 语)。在文革后，他们的名字先是因为级别不够而不被媒体报导，后来又因为当局长期禁谈文革而被遗忘。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终于，他们的名字被印在了封面上。 这是多么大又是多么小的一步!

封面印刷精致，加上纸质细腻光滑，无论是观看还是触摸，都给人一种以黑色大理石建造的受难者纪念碑的感觉。本来，如果可能，我们是希望造一座真的文革博物 馆的。现在虽不能，我们也要把他们白纸黑字地写到书里(这本书有 52万字长)。尽管我们还看不到刻有受难者名字的坚硬光滑的大理石碑，我们先把他们印 在有大理石效应的封面上。虽然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写满名字的为受难者立的纪念碑，但是我们应该有。在这方面，这种改变在价值理念和美学风格上都会是有很大意义的。

现在，有中国人发出疑问:把这些普通人的事情写出来有什么意义?将来的中国人会问：那时候他们怎么能对受难者不闻不问?

把受难者的名字记录下来，把受难者的名字印在封面上，除了视觉上的冲击效应，还至少含有两个抽象而重要的意义。第一，体现了对人道精神坚持。如果我们承认人是天地万物中最尊贵的，我们当然记录每一个受难者并且为他们伸张正义。第二，体现了面对历史真相的勇气。文革的主要场景就是对人的迫害，文革的主要罪恶就是杀害了这些受难者。谁也不能把这些普通的受难者的名字抹煞或涂白。

这个封面庄严肃穆，含义深刻。在美学上和理念上，这个封面都有高境界。

回忆起来，设计过程很花了心血，其间至少四易其稿。记得看过第二稿后我已经犹豫要不要再提否定性的意见，但是这时设计者又传来第三稿，就是现在这个以深黑色上的浅黑色受难者名字作背景的基本构想。我一看到就被吸引住了，觉得简直不可能再好了。后来又作了一些细节修改，包括标题字体等等，才成定稿。

这本书出版已经两年多来，我一直没有向设计者谈过我的这一谢意和读者们的交口称赞。有时自我审察，感到自已和一些人一样，由于文革的压抑环境，也由于惰性，往往对应该称赞和应该批评的事情都习惯性地保持沉默。封面的事情也可以算是一个例子。直到前几天，听说下一期《开放》将纪念创刊周年，我才提起封面事。设计者回信说:

   我对美术有过业余爱好，来香港后，则是边做边学，为了生存。我们这一代
   的青春都给理想骗走了。但真善美总没有在心底消亡。你看过《日瓦哥医
   生》吧，......

也许我们得感叹，当文革的迫害、监禁和杀戮是否罪恶还在被争论时，这样一个人类文明的基本法律都还没能得到澄清时，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和精力来探讨《日瓦哥医生》中对精神和灵魂的探索?不过，让人欣慰的是，真善美的愿望还在，也还在被求索。

设计这个封面的人是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先生。 写于2006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