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少时看过一个故事：一个岛上的居民为了自由而起义然后被镇压，起义首领，一个当地望族，要被官府灭门。但出于对当地传统的尊重，官府允许家族中一人免死，而免死者要由家族自己选出，这是这个故事的残忍之处。

大家都认为最小的那个孩子应该活下来，因为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但老父亲最后选中的是长子。老父亲显然在下一盘大棋：生活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家族复仇。家族成员一一赴死，每个人都对长子留下重托：生儿子，快生，多生。

这个我大约在半世纪以前读过的故事，最近突然在记忆中冒出来，像偶然发现的久已忘怀的恋人的礼物，似乎含义丰富，但记忆已支离破碎，令我抓耳挠腮。我分明记得它是梅里美写的，但找遍梅里美的小说却未找到。因此这个故事本身和我突然想起它的原因一样显得神秘。

以前我认为，梅里美的所有故事都在讲两个字：自由。而这个故事不光讲了自由，还讲了生命的重负。

在恍惚的记忆中，当年我读这个故事时，最为老父亲的痛苦而感动，因为他在选择让哪个儿子活着的时候，其实是在选择让哪些孩子死去。而现在想到这个故事，我所有的同情都给了长子那些尚未出生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背负着几十条人命，他们不是被生出来生活的，是被生出来进行家族 “伟大复兴”的。

人本生而自由，但总有一些人需要为自由而战，并因此丧失自由。人世间充满悖论，而这是最残酷的悖论之一。

在故事的最后部分，沉默寡言的长子“在不耐烦地等待第二个儿子降生”。如果说我找到了该故事被我想起的原因，那就是“不耐烦地等待”五个字。

支离破碎的记忆提示我老之将至，忍受着同样支离破碎的时代生活，我也在“不耐烦地等待”，等待离去，等待死亡。

支离破碎是什么感觉？老之将至是什么感觉？答案是：如果说新年第一天和别的日子有什么不同，那只是因为更适合谈论死亡。

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朱令，都知道她被毁了，也都知道是谁干的，但就是没办法。能做的，无非是等待死亡，要么我们，要么那个谁。

我的缪斯是帕特里克.亨利之周星星附体：不自由，毋宁死；如果要给死亡加一个前戏的话，那就是走先！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or Run,Run,Run Away.

2

十多年前，我偶然在一份叫《南方周末》的报纸读到一篇“新年献辞”，颇受感染，甚至也写了一篇去投稿。那时我还年轻，完全没有想到“献辞”是人家编辑部的专利。但收稿的编辑倒也没有一扔了之，而是全文发在报纸网站的“编读往来”栏目。这篇史上最长“读者来信”居然获得了上百万的阅读量。后来有了自媒体，我就常在新年将至写一篇“献辞”，效果很明显：它们无一例外见不到新年的阳光。

2022年底，我又偶然见到同一份报纸的“献辞”，领教了什么叫“奋不顾脸的相信”。2023年底，再次躲不开地见到了。想来在某次疫情之后，这份报纸已经和同类一样，有了病毒的本事。

今年的大词叫“守住不惑的底线”，似乎这份报纸已经办了40年。当中国人说“不惑”的时候，通常就是说不要脸了，但这份报纸早就不要脸了，再不要只能不要肾了。它使我想起钱玄同的话：人过40就该死。钱玄同并未在40岁时死去，当时被众嘲一番，但他自己一定都没想到，他只是垂范后人，作了一次遥遥领先的预言。

被十月大折腾赶出俄罗斯的纳博科夫，不赞同别人称他为“流亡作家”。他表示：我不在乎祖国，只可惜我的母语。作为老之将至的证据之一，我现在对这些年轻时大惑不解的表述大点其头。

2023年不可谓不多事，但我过目即忘。不是心如止水，而是心如凝脂。这看上去像个好词，其实翻译一下，就是猪油蒙了心。我并非有意，只是空气中充满了那个油脂丰厚的物种的气息，和PM2.5相辅相成，只要我在呼吸，它们就进入我的脏腑，使我心血凝固。有一种渐冻症，叫“心内渐冻”，症状是对苦难和滑稽见惯不惊。患者如果不更换呼吸的空气，早晚会无法呼吸。

所以这一年落在我们身上的铁拳，到头来只归于一点：对汉语的虐待。我只对这一点还保留愤怒。“献辞”二字已被侮辱了，我也不再献辞，只是絮叨一下。

而絮叨又可能见不到新年的阳光，如果那样，我就笑笑。《南方周末》千错万错，LOGO没错：在它身上确实能读懂中国。用它曾经的句式来讲：总有一种力量，使我们冷笑不已。

3

那位钱玄同先生，曾跟我的兄弟迅哥儿有一段著名的对话。迅哥儿说：已然被关在铁屋子里了，瞎JB嚷嚷有什么用？钱先生说：叫醒几个人，大家撬一撬，万一呢？于是迅哥儿写了《狂人日记》。于是我们知道“几千年的历史字里行间歪歪扭扭写着吃人”，可知道又怎样？2023的答案是：“是有点搞笑，但你要服从。”

铁屋子已是旧时代了，铜墙铁壁不怕万一。就凭哥俩那场聊天，就是抓间谍促生产的好案例。

迅哥儿是懂国学的，生辰八字决定一切。也就是说，一个中国人的一生命运在他出生那一刻就决定了。人如此，国亦然。所以迅哥儿说得对，嚷嚷有什么用？几千年了，变过吗？但迅哥儿的好处，是没用也要嚷嚷；而旧时代的好处，是居然让他嚷嚷。如果迅哥儿现在写《藤野先生》，结尾就只能是“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发出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冷笑”。

迅哥儿曾说，在中国，不能说一个孩子终究会死，要想不撒谎，只能说：这孩子，哈哈哈。但现在说哈哈哈都免不了精神内耗，最好说：这孩子，哼哼哼。

迅哥儿还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又是旧时代的话了。谁说走的人多才成路？有时候就只有一个人要走一条路，虽然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去哪儿，但大家也就只好跟着上路，浩浩荡荡，如梦似幻，走不动了也不能躺下。

所以，希望到底有没有？即使迅哥儿醒来，面对这个问题也只好躺回去。如果非要回答，那么答案是：至少有一个人觉得有。时代呼唤再来一个林彪元帅，来宣布“一有顶一万有”。

革命烈士陈然说：“面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毕竟他蹲的是国民党的监狱，居然允许他放声。正确的说法是：“面对着死亡我轻声冷笑”。冷笑有冷笑的力量，用陈烈士的话来说：魔鬼的宫殿，也可以在冷笑中动摇。

大诗人拜伦的《昔日依依别》以这样的句子结尾：“他日若相逢，何以相对，唯有沉默，与眼泪。”少年时读到“沉默与眼泪”，以为悲绝。现在看来，拜伦毕竟也是旧时代的人，还少了伟大国学垫底。最悲哀的不是沉默与眼泪，而是不沉默，但只冷笑。

面对这世界的如此这般，我不沉默，我只是冷笑。

4

絮叨也要守纪律，所以我不谈经济，不谈大A，不谈收入，不谈就业，因为一谈就可能唱衰。不能唱衰，但我又找不到唱衰的反义词——总不能叫做负唱衰。

总之我不想叫疼，因为一位玩儿字母的朋友告诉过我，他们圈儿的规矩是，你越叫疼，人家越来劲。天下何处不字母，再看又在数字圈。八，四，两，百分之五，一百，一百零六，四百零四，以至清零......生活在别人给我的数字中，我懒得叫，我只冷笑。

我只谈谈滇池边的红嘴鸥。它们从西伯利亚远道而来，穿越雾霾和严寒，充满路线自信，不管你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抑或是后后三十年，它们只认青天白日下一片蔚蓝水域，如果你不蓝，它们就不来。我说过，我已是“心内渐冻症”患者，但当我感到红嘴鸥啄食我手中面包带来的真实的撞击感时，我人虽未润，眼却润了。幸运的鸟儿，读不懂南方周末，听不懂各种数字，有食即来，无食即去，上帝赋予他们翅膀能飞越任何高墙，它们在生活，而我只是在活着。每一次红嘴鸥高歌而去，我都觉得它们留给我一串冷笑。

经济学家们为怎么说出被许可的内容而绞尽脑汁，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谈“红嘴鸥指数”：每年这个时候到滇池边看看，红嘴鸥还在？好吧，还可以再坚持；如果不在了，就报案说有鸟在唱衰。

滇池边除了红嘴鸥，还有年轻人。平安夜，寒潮笼罩，我在海埂大坝观察长津湖如何打败伯利恒。大坝上冷冷清清，但还是有两三处有人围坐，无一例外，都是年轻人。有人在弹吉他唱情歌，别的人在为他们鼓掌，认真地唱，认真地鼓掌。我不知道这些青年是相约而来还是邂逅而坐，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在这种夜晚都很珍贵。一对错判了形势的情侣孤独地守着一小推车挂上了小彩灯的花束，没有人买，但闪烁的彩灯照着所有人。凛冬的月亮高挂，如果它有眼神，一定充满忧伤。

我看着青年们，像看着我的儿子。2023年，儿子终于原谅了我们生下他这一无可挽回的错误，并决定在无望的生活中勇敢地享乐，像在掺沙的碗中挑出饭粒并咀嚼吞咽。作为把这个世界留给孩子们的罪人之一，我想起我们年轻时也唱歌，但只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我爱北京天安门》，所以我们的时代没有歌声，只有大音量的呓语，而停留在那个时代的老头子们终于还没能完全扼杀新一代的享乐，没能让他们与美好隔绝。这是一条“青年歌唱指数”：只要青年们还在唱，唱情歌、摇滚和rap，那事情就还不是那么“衰”。

多年前听一位著名美学教授的讲座，他说“我本来是反对文学反映现实的，在有人无微不至的帮助下，我现在主张反映现实了，但有人又来帮助我，说不该反映现实了。”这位教授在几年后仓皇西去，但这话使我印象深刻。

我本是不信上帝的，因为如果真有上帝，是谁生出了杀约翰的希律、卖耶稣的犹大？如果真有上帝，他怎能只毁掉区区一个索多玛，而让更多罪恶之城遍地丛生？但是，在现实在无微不至的帮助下，我觉得应该信上帝了。一个希律接一个希律生生不息，除了叫声“卖告的”，我还能怎样？一批软肋接一批软肋如鲠在喉，我只能说，上帝保佑。

愿上帝保佑滇池边的红嘴鸥，和歌唱着的青年们。

5

一个女孩告诉了我另一件事。在热带的异域，圣诞之夜，女孩路过一个酒吧，被歌手的嗓音吸引驻足。酒吧老板注意到她，过来攀谈，问她是哪里人。以往的经验使她犹豫是否应该说来自另外的东亚国家，但最终还是说了实话。老板说：“啊，来这里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I don’t know why.”女孩当然知道why，但却感到很难跟一个没有在《南方周末》“读懂中国”的外国人解释清楚。老板去跟歌手说了些什么，然后歌手说：“下一首歌送给来自中国的朋友，一首中文歌：《至少还有你》。”

女孩说，那时她被全场的目光包围，包括很多来自“第一世界”的老人们的善意的目光。她并未进场，也没有消费，就站在门口听完了整首歌。女孩说，那些充满善意的人们不知道这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难得的光亮，他们认为生活本该如此。

我认为这是个温暖的圣诞故事，它又一次和歌唱有关，温暖得如同我的冷笑。生活本该如此，但却“难得如此”；正如人生而自由，却需要投奔自由。

这个故事的最动人之处，是它发生在这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们都知道并怀念一个名字：邓丽君——人类最美好的形象之一。讲华语的不是只有吴京，也有邓丽君，这无疑是幸运、拯救和希望，值得一曲最真诚的“至少还有你”。

在布拉格之春，捷克人曾以音乐对抗坦克，他们说“子弹无法击落我们的声音”。而后来的人类实践证明，声音除了不会被子弹击落，还不会被高墙阻挡。不管是柏林的墙，还是别处的墙；是混凝土的墙，还是别的什么墙；是看得见的墙，还是看不见的墙。

新年是人类的悬念，用观照死亡来盘点余生，在冬天想念春天的花径。如果春天会来，自有青年们的歌声相迎；如果冬天不去，我以我的冷笑替它送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