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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女神新年絮语:总有一种力量,使我们冷笑不已

下岗女神新年絮语:总有一种力量,使我们冷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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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女神新年絮语:总有一种力量,使我们冷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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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女神新年絮语:总有一种力量,使我们冷笑不已

 下岗女神 下岗女工之魔鬼歌唱2024-01-01 06:47 听全文
 

1

少时看过一个故事:一个岛上的居民为了自由而起义然后被镇压,起义首领,一个当地望族,要被官府灭门。但出于对当地传统的尊重,官府允许家族中一人免死,而免死者要由家族自己选出,这是这个故事的残忍之处。

大家都认为最小的那个孩子应该活下来,因为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但老父亲最后选中的是长子。老父亲显然在下一盘大棋:生活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家族复仇。家族成员一一赴死,每个人都对长子留下重托:生儿子,快生,多生。

这个我大约在半世纪以前读过的故事,最近突然在记忆中冒出来,像偶然发现的久已忘怀的恋人的礼物,似乎含义丰富,但记忆已支离破碎,令我抓耳挠腮。我分明记得它是梅里美写的,但找遍梅里美的小说却未找到。因此这个故事本身和我突然想起它的原因一样显得神秘。

以前我认为,梅里美的所有故事都在讲两个字:自由。而这个故事不光讲了自由,还讲了生命的重负。

在恍惚的记忆中,当年我读这个故事时,最为老父亲的痛苦而感动,因为他在选择让哪个儿子活着的时候,其实是在选择让哪些孩子死去。而现在想到这个故事,我所有的同情都给了长子那些尚未出生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背负着几十条人命,他们不是被生出来生活的,是被生出来进行家族 “伟大复兴”的。

人本生而自由,但总有一些人需要为自由而战,并因此丧失自由。人世间充满悖论,而这是最残酷的悖论之一。

在故事的最后部分,沉默寡言的长子“在不耐烦地等待第二个儿子降生”。如果说我找到了该故事被我想起的原因,那就是“不耐烦地等待”五个字。

支离破碎的记忆提示我老之将至,忍受着同样支离破碎的时代生活,我也在“不耐烦地等待”,等待离去,等待死亡。

支离破碎是什么感觉?老之将至是什么感觉?答案是:如果说新年第一天和别的日子有什么不同,那只是因为更适合谈论死亡。

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朱令,都知道她被毁了,也都知道是谁干的,但就是没办法。能做的,无非是等待死亡,要么我们,要么那个谁。

我的缪斯是帕特里克.亨利之周星星附体:不自由,毋宁死;如果要给死亡加一个前戏的话,那就是走先!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or Run,Run,Run Away.

2

十多年前,我偶然在一份叫《南方周末》的报纸读到一篇“新年献辞”,颇受感染,甚至也写了一篇去投稿。那时我还年轻,完全没有想到“献辞”是人家编辑部的专利。但收稿的编辑倒也没有一扔了之,而是全文发在报纸网站的“编读往来”栏目。这篇史上最长“读者来信”居然获得了上百万的阅读量。后来有了自媒体,我就常在新年将至写一篇“献辞”,效果很明显:它们无一例外见不到新年的阳光。

2022年底,我又偶然见到同一份报纸的“献辞”,领教了什么叫“奋不顾脸的相信”。2023年底,再次躲不开地见到了。想来在某次疫情之后,这份报纸已经和同类一样,有了病毒的本事。

今年的大词叫“守住不惑的底线”,似乎这份报纸已经办了40年。当中国人说“不惑”的时候,通常就是说不要脸了,但这份报纸早就不要脸了,再不要只能不要肾了。它使我想起钱玄同的话:人过40就该死。钱玄同并未在40岁时死去,当时被众嘲一番,但他自己一定都没想到,他只是垂范后人,作了一次遥遥领先的预言。

被十月大折腾赶出俄罗斯的纳博科夫,不赞同别人称他为“流亡作家”。他表示:我不在乎祖国,只可惜我的母语。作为老之将至的证据之一,我现在对这些年轻时大惑不解的表述大点其头。

2023年不可谓不多事,但我过目即忘。不是心如止水,而是心如凝脂。这看上去像个好词,其实翻译一下,就是猪油蒙了心。我并非有意,只是空气中充满了那个油脂丰厚的物种的气息,和PM2.5相辅相成,只要我在呼吸,它们就进入我的脏腑,使我心血凝固。有一种渐冻症,叫“心内渐冻”,症状是对苦难和滑稽见惯不惊。患者如果不更换呼吸的空气,早晚会无法呼吸。

所以这一年落在我们身上的铁拳,到头来只归于一点:对汉语的虐待。我只对这一点还保留愤怒。“献辞”二字已被侮辱了,我也不再献辞,只是絮叨一下。

而絮叨又可能见不到新年的阳光,如果那样,我就笑笑。《南方周末》千错万错,LOGO没错:在它身上确实能读懂中国。用它曾经的句式来讲:总有一种力量,使我们冷笑不已。

3

那位钱玄同先生,曾跟我的兄弟迅哥儿有一段著名的对话。迅哥儿说:已然被关在铁屋子里了,瞎JB嚷嚷有什么用?钱先生说:叫醒几个人,大家撬一撬,万一呢?于是迅哥儿写了《狂人日记》。于是我们知道“几千年的历史字里行间歪歪扭扭写着吃人”,可知道又怎样?2023的答案是:“是有点搞笑,但你要服从。”

铁屋子已是旧时代了,铜墙铁壁不怕万一。就凭哥俩那场聊天,就是抓间谍促生产的好案例。

迅哥儿是懂国学的,生辰八字决定一切。也就是说,一个中国人的一生命运在他出生那一刻就决定了。人如此,国亦然。所以迅哥儿说得对,嚷嚷有什么用?几千年了,变过吗?但迅哥儿的好处,是没用也要嚷嚷;而旧时代的好处,是居然让他嚷嚷。如果迅哥儿现在写《藤野先生》,结尾就只能是“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发出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冷笑”。

迅哥儿曾,在中国,不能说一个孩子终究会死,要想不撒谎,只能说:这孩子,哈哈哈。但现在说哈哈哈都免不了精神内耗,最好这孩子,哼哼哼。

迅哥儿还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又是旧时代的话了。谁说走的人多才成路?有时候就只有一个人要走一条路,虽然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去哪儿,但大家也就只好跟着上路,浩浩荡荡,如梦似幻,走不动了也不能躺下。

所以,希望到底有没有?即使迅哥儿醒来,面对这个问题也只好躺回去。如果非要回答,那么答案是:至少有一个人觉得有。时代呼唤再来一个林彪元帅,来宣布“一有顶一万有”。

革命烈士陈然说:“面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毕竟他蹲的是国民党的监狱,居然允许他放声。正确的说法是:“面对着死亡我轻声冷笑”。冷笑有冷笑的力量,用陈烈士的话来说:魔鬼的宫殿,也可以在冷笑中动摇。

大诗人拜伦的昔日依依别》以这样的句子结尾:“他日若相逢,何以相对,唯有沉默与眼泪。”少年时读到沉默与眼泪,以为悲绝。现在看来,拜伦毕竟也是旧时代的人,还少了伟大国学垫底最悲哀的不是沉默与眼泪,而是不沉默,但只冷笑。

面对这世界如此这般,我不沉默,我只是冷笑。

4

絮叨也要守纪律,所以我不谈经济,不谈大A,不谈收入,不谈就业,因为一谈就可能唱衰不能唱衰,但我又找不到唱衰的反义词——总不能叫做唱衰

总之我不叫疼,因为一位玩儿字母的朋友告诉过我,他们圈儿的规矩是,你越叫疼,人家越来劲。天下何处不字母,再看又在数字圈。八,四,两,百分之五,一百,一百零六,四百零四,以至清零......生活在别人给的数字中,我懒得叫,我只冷笑

我只谈谈滇池边的红嘴鸥。它们从西伯利亚远道而来,穿越雾霾和严寒,充满路线自信,不管你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抑或是后后三十年,它们只认青天白日下一片蔚蓝水域,如果你不蓝,它们就不来。我说过,我已是“心内渐冻症”患者,但当我感到红嘴鸥啄食我手中面包带来的真实的撞击感时,我人虽未润,眼却润了。幸运的鸟儿,读不懂南方周末,听不懂各种数字,有食即来,无食即去,上帝赋予他们翅膀能飞越任何高墙,它们在生活,而我只是在活着。一次红嘴鸥高歌而去,我觉得留给我一串笑。

经济学家们为怎么说出被许可的内容而绞尽脑汁,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谈“红嘴鸥指数”:每年这个时候到滇池边看看,红嘴鸥还在?好吧,还可以再坚持;如果不在了,就报案说有鸟在唱衰。

滇池边除了红嘴鸥,还有年轻人。平安夜,寒潮笼罩,我在海埂大坝观察长津湖如何打败伯利恒。大坝上冷冷清清,但还是有两三处有人围坐,无一例外,都是年轻人。有人在弹吉他唱情歌,别的人在为他们鼓掌,认真地唱,认真地鼓掌。我不知道这些青年是相约而来还是邂逅而坐,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在这种夜晚都很珍贵。一对错判了形势的情侣孤独地守着一小推车挂上了小彩灯的花束,没有人买,但闪烁的彩灯照着所有人。凛冬的月亮高挂,如果它有眼神,一定充满忧伤。

我看着青年们,像看着我的儿子。2023年,儿子终于原谅了我们生下他这一无可挽回的错误,并决定在无望的生活中勇敢地享乐,像在掺沙的碗中挑出饭粒并咀嚼吞咽。作为把这个世界留给孩子们的罪人之一,我想起我们年轻时也唱歌,但只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我爱北京天安门》,所以我们的时代没有歌声,只有大音量的呓语,而停留在那个时代的老头子们终于还没能完全扼杀新一代的享乐,没能让他们与美好隔绝。这是一条“青年歌唱指数”:只要青年们还在唱,唱情歌、摇滚和rap,那事情就还不是那么“衰”。

多年前听一位著名美学教授的讲座,他说我本来是反对文学反映现实的,在有人无微不至的帮助,我现在主张反映现实了,但有人又来帮助我,说不该反映现实这位教授几年仓皇西去,但这话使我印象深刻。

我本是不信上帝的,因为如果真有上帝,是谁生出了约翰的希律卖耶稣的犹大?如果真有上帝,他怎能只毁掉区区一个索多玛,而让更多罪恶之城遍地丛生?但是,在现实在无微不至的帮助下,我觉得应该信上帝了一个希律接一个希律生生不息除了叫声“卖告的”我还能怎样?一批软肋接一批软肋如鲠在喉,我只能说上帝保佑。

愿上帝保佑滇池边的红嘴鸥,和歌唱着的青年们。

5

一个女孩告诉了我另一件事。在热带的异域,圣诞之夜,女孩路过一个酒吧,被歌手的嗓音吸引驻足。酒吧老板注意到她,过来攀谈,问她是哪里人。以往的经验使她犹豫是否应该说来自另外的东亚国家,但最终还是说了实话。老板说:“啊,来这里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I dont know why.”女孩当然知道why,但却感到很难跟一个没有在《南方周末》“读懂中国”的外国人解释清楚。老板去跟歌手说了些什么,然后歌手说:“下一首歌送给来自中国的朋友,一首中文歌:《至少还有你》。”

女孩说,那时她被全场的目光包围,包括很多来自“第一世界”的老人们的善意的目光。她并未进场,也没有消费,就站在门口听完了整首歌。女孩说,那些充满善意的人们不知道这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难得的光亮,他们认为生活本该如此。

我认为这是个温暖的圣诞故事,它又一次和歌唱有关,温暖得如同我的冷笑。生活本该如此,但却“难得如此”;正如人生而自由,却需要投奔自由。

这个故事的最动人之处,是它发生在这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们都知道并怀念一个名字:邓丽君——人类最美好的形象之一。讲华语的不是只有吴京,也有邓丽君,这无疑是幸运、拯救和希望,值得一曲最真诚的“至少还有你”。

在布拉格之春,捷克人曾以音乐对抗坦克,他们说“子弹无法击落我们的声音”。而后来的人类实践证明,声音除了不会被子弹击落,还不会被高墙阻挡。不管是柏林的墙,还是别处的墙;是混凝土的墙,还是别的什么墙;是看得见的墙,还是看不见的墙。

新年是人类的悬念,用观照死亡来盘点余生,在冬天想念春天的花径。如果春天会来,自有青年们的歌声相迎;如果冬天不去,我以我的冷笑替它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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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冬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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