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伟大的历史人物遭遇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是他的幸运。但是，不幸的是，所有伟大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上都是寂寞的。托克维尔的寂寞与卢梭的寂寞有些相似，我们甚至可以说，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就是革命时代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录。

与托克维尔的孤独相比，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人群》中所描述的置身于人群之中的诗人的孤独，多了一份清闲 、狂热与自得、迷醉，但却少了对于道义和更高人性的探寻的焦灼；相反，卢梭的孤独多了一份刻意、畏缩与对人群的恐惧，而少了一份进入到一个伟大历史事件当中的沉着与坚毅。但是职责与生活当中充塞的各种忙碌都驱赶不了托克维尔的这种孤独感。

在与那些上至总统、议员，下至士兵、市民与乡亲的交往过程当中，无论是自己一次次侃侃而谈地发表演讲的时候， 还是聆听议员的议论的时候，无论是在和同事聚餐、共商国是的时候，还是深更半夜独自躺在自己的卧室中，无论是在枪林弹雨、唇枪舌剑中，还是在踽踽独行、长夜一空之时，托克维尔都是孤独的。

一方面，他的孤独是他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幕幕有了更为沉痛、剀切的思考；另一方面，他的孤独又并没有使他与时代 、与历史限隔开来，倒是孤独推动他跃入历史的情境，深味处在“我们时代的扑朔迷离的局面呈现的混乱容貌”背后的深刻的人性内容。

由于贵族出身带来的各种信念，托克维尔不可能是1848年革命的参与者，但他也绝不是1848年革命的破坏者。革命之后他由于一个更高的原则而真诚地拥护共和制政府，在之后的岁月中，他一直为维护共和制而鞠躬尽瘁、全力以赴。他也不是这次革命的旁观者，他自始至终以一个算得上非常重要的角色经历了这次革命，经历使他有可能对这次革命有更为深入的思考。

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尚未来临的时候，他在好几次议会演讲中已经有非常真切的预感。尽管他对于革命的真实缘由——“不久，将是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政治斗争。大战场将是所有权，而各种主要的政治问题将围绕以多大的深刻程度改变财产所有权展开争论”——的认识入木三分，深刻无比，但他显然对于因为这个理由而出现一场革命感到非常遗憾。他认为，有些不负责任的理论家想方设法叫穷人相信，人的贫困不是天意使然，而是法律造成的结果，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依照穷人自己的意志重新制定法律，才能消除贫穷。这是革命的直接动力。

有不少批评者因此而批评托克维尔，认为他不公正地对待了那些穷苦的阶级成员。这些批评者固然有其并非完全不成立的理由，但是我们注意到，托克维尔区分开了两个概念：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在他看来，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德行、个人的自我完成，这些评价标准是人类存在的最高标准。阶级斗争是人从对于财富的欲望以及对于自己可怜的现状的痛恨中升起来的野蛮的烈火，而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完成确保人的自由这个神圣的任务。

这种自古希腊以来就赋予个人的人性完成的观念在托克维尔身上可谓是根深蒂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托克维尔是西方古典文明的现代继承人。

带着西方人古老的人性梦想，托克维尔观察了几次革命的过程。越是深味革命的本质，越是接触革命事件中更多的细节，他就越是失望。他沉痛地写道，他本来以为这次革命是 1789 年革命的继续，但他最终发现，它们是同一场革命。

时间并没有使我们更聪明。革命固然有其深刻的原因，但这也促成了一些使人惊奇而恐惧的即兴发挥。国王的逃遁，议会里的吵吵嚷嚷、议而不决、各据山头、党同伐异，革命者的义愤填膺、不能自制，只有充满仇恨的激情，而毫无有活力的激情，诸如此类。一切那么生动活泼，又是那么依稀相识。这一切都是法国人惯会表演的“把文学精神移入政治”所产生的后果，政府和革命者双方都像文人那般对政治进行判断，而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政治家。

托克维尔的矛头不仅指向别人，他也常常调转矛头指向自己，对自己做了大量深刻而尖锐的反思。当然，托克维尔也并不全是失望、震愕。在很多人身上，包括博蒙夫人、奥尔良公爵夫人、拉莫西里埃将军、乔治·桑、士兵以及从全法国赶来支援巴黎的人身上感受到了真正的革命活力与人性的善良。托克维尔的反思不仅针对其他人或者他自己，事实上，他已经在反思法国人的民族精神，而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常常最赫然醒目而又巨细无遗地表现在革命这样的事件中。

托克维尔反复申说：“我并不想写1848年革命的历史，只是努力追述我在这一革命当中的行动与想法，以及我对这一革命的印象。”个人处境和视域的有限性使他的视野很狭窄，妨碍他公正地评价这一事件，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托克维尔能够在某些方面深入思考下去，而且是在某些最为重要的方面。

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是以政治家的身份登场的，在那些岁月中与他朝夕相对的是政治家。那些政治家，包括国王、梯也尔、路易·勃朗、布朗基、路易·波拿巴、迪福尔，在他回忆录中无不有栩栩如生的记载，但托克维尔的目的不是简单地颂扬与讽刺他们，而是直指政治家这一职业的神圣性要求。

自马基雅弗利以来，政治家的个人德行问题被弃置一边，从此，政治问题与伦理问题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问题，而 在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那儿政治学恰恰是伦理学的一门应用科学。

韦伯较早地反思了这个问题，提出了政治家的个人德行问题。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政治哲学家无一不把这个问题当作政 治学的主要问题——甚至当作核心问题——来讨论。事实上，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已夺韦伯之先声，以大量的篇幅和随意点染的方式指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政治家的德行不是指制造理论的能力，蛊惑、鼓舞民众的能力，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的能力， 甚至也不是息事宁人的能力，而是对人性的洞悉，对自由的爱好，对人的尊严的崇敬，对于真正的政治目标与政治责任的把握。政治家的德性不仅仅在革命期间展现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在和平时期培育一种公民精神，使政治的激情不至于为其他激 情所取代。

在两次革命之间，“像法国人在政治激情方面要有理论家为他们的非理性行为找理由一样，各俱乐部也不断地在内部 忙于召开民众集会，以制造可以配合他们今后的暴力行动的原则”。这种所谓的政治是对真正的政治的亵渎与抛弃。托克维尔甚至因此而痛斥布朗基、索布里等为疯子。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篇说：“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相信这次战争 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也许 1848 年革命远不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有价值，所 以托克维尔等到革命全部结束之后才动手写作以反思其全部过程。但是，托克维尔的反思所得出的很多结论或者开启出来的思考方向并不比修昔底德稍逊风骚。

他们都看到了一点：在人类或者民族内部发生过的各种暴行，过去就发生过，而且，只要人类的本性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它将来就还会继续反复发生；只要人类存在，人的天性就会一次又一次战胜正义和法律的脆弱约束，让我们陷入对人类本性深深的悲观之中。同时，也在考验我们作为个人在面对人性的卑劣时，是准备去修缮、完善，还是听任与放纵？！

尼采说，他把修昔底德看得比柏拉图更高，因为前者并不歧视人或者事物当中一切独特的东西，相信他们每一个都能 够给人无限的感觉和无偏见的快乐，而他的目的就在于发现这些独特而引人入胜的东西。我们同样可以把这样的赞美放在托克维尔的《回忆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