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匠与杰作｜古尔纳：“我是谁” 并没有非此即彼的答案

Masters of Our Time｜巨匠与杰作

我想探索它，

讨论它，并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它。

I want to explore it, 

speak about it,and understand it in a way.

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20世纪五六十年成长于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在他之前，家乡名人只有一位：“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摩科瑞。桑给巴尔从19世纪末到1963年之前一直是英国的“保护国”，1968年古尔纳决定离开军事动乱的家乡，移民到了英格兰，并隔了17年后才再度回乡。退休之前，古尔纳一直在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大学英语系任教，在教书和写作之中，“后殖民主义”都是他的关注点。

2021年，已出版10部长篇小说的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成为了诺奖史上的第四位黑人作家得主。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长马兹·马尔姆说，他提及“见证文学”（witness literature）这一概念变得重要，并举例说“古尔纳可以算是对逃亡者的见证”；只不过古尔纳“不用自我视角，他写的是小说”。他认为古尔纳得奖后无疑会打开许多人的眼界，引导大家去关注前所未见的地域。

事实如此。在获得诺奖之前，古尔纳名不见经传，尽管早在1994年，他已有小说《天堂》入围英国布克小说奖最终候选名单；自从获奖以来，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8种文字，包括首次被译为古尔纳的母语斯瓦希里语出版。我曾在2016年的英国布克小说奖上与他做过简短交谈，当时古尔纳作为当年布克奖的评委之一，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我提及自己如何通过写作去探索和解决自我身份的问题：“很多作家本身就生活在与自我原生态脱节的环境中，解决‘我是谁’的问题很有挑战性……这并不只是表层自我身份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去对抗他人对你身份的描述，并且在对抗这个定势观念的过程中，形成真正的自我身份认知。而这种视野是生活在英格兰的英国人所没有的。”而这次再度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古尔纳在面对同类问题时显得松弛、自在了不少。

古尔纳请我们到他在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市郊的家中去。正值初秋，后花园里的梨树结满了果实，但古尔纳指了指梨树旁的无花果树，轻声抱怨今年颗粒无收。闲聊中发现，古尔纳在写作之外最喜欢做的事除了园艺和种植，还有做饭：他是家中的主厨。

古尔纳与成长于圭亚那的妻子德尼斯在这座独栋房子里已住了20年，不过当我们在德尼斯的书房里坐下后，古尔纳提到房子离马路太近了，有点吵，准备打算搬家，但新家也还是会在附近找。毕竟“英国诗歌之父”乔叟写下《坎特伯雷故事集》的素材库坎特伯雷市就在旁边——古今故事集的有趣灵魂都不该相隔太远。

ESQ：你过去提到，因为移民，到了新的国度，你才“被迫”去对自己的家乡和原生文化做深刻的反思。搬到英国后的最初，你最想念童年和家乡的哪些方面？

AG：最初我最想的是朋友、家人、老家，但事实上并不只是“想念”那么简单，还包括了你身处之地的不同，而那有可能来自食物和气候的差异，当然还有旁人对你说话的方式和态度。原来在老家，上街对哪里都很熟悉，生活很放松；可是换了环境以后，每次一出门就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你还害怕犯错，害怕别人笑话自己。因而这种反思既是源于对新环境的不熟悉，也源于对被抛在身后的老家的陌生感。不仅是对某一个熟悉的人的思念，也是对一种放松状态的怀念。

很自然，我在自我反思时，还会不期然去担心长远一点的计划，然后难免扪心自问：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个选择正确吗？总之，对我来说，整个过程充满了种种层次的不适。此外还有在新环境中遇到的敌意，并不是说身体上遭受殴打，而是人们在冲你说话和看着你的时候所显示出的敌意；而这种态度会不断提醒你与他人的不一样。在老家时，你从来不会有这种“跟别人不一样”的感受。

ESQ：你在桑给巴尔的老家挨着海边，刚来不列颠时你也住海边，事实上你在英格兰居住的大部分年月都在靠海的肯特郡度过。你也写过一部小说《在海边》，围绕海边与移民的情节展开。这些不同的海，给你带来更多是乡愁还是安慰？

AG：我得承认还从来没这么想过。这里的海常年灰沉沉，刚开始我看到就觉得很惊讶，因为老家的海并不是这样。当我后来写《在海边》的时候，对大海的描写是趋近一种讽刺手法的，因为人们一想到海边，就是度假和野餐的地方，至少在英格兰是这样。然而对我而言，

ESQ：确实，比如你也写过的海滨小镇马盖特，自从新建起了一座“特纳当代美术馆”，在很多人心目中就形成了“海滨文艺小镇”的形象。但当前肯特郡海滨与移民危机的新闻也常见诸报端，多年以后看到这样的新闻，对你有什么冲击？

AG：这样的新闻使我很难受。有些人不得已冒着如此难以想象的生命危险横渡海峡，他们遭受到了生命危险，想方设法逃离。又或者，他们无法容忍原来的生存条件，需要到别处找工作、讨生活。令我难受的不仅是因为这些人被逼得无路可走，还因为他们试图逃往的国家也在为难他们，使他们的安全抵达变得棘手。这里面也包括了这个国家（指不列颠）。

ESQ：现在你还经常回坦桑尼亚看一看吗？

AG：我现在平均每三年回坦桑尼亚一次，我的父母已过世，但还有三个姐妹和一个兄弟和他们一家在那儿。

ESQ：你对你的子孙后代与斯瓦希里语言和文化的联系有什么想法？

AG：我的孩子们在这里出生和长大，跟坦桑尼亚也许只剩一种心理上的联系，但这也没关系，这里就是他们的国家了。我妻子德尼丝来自圭亚那，我们在家说英语。但跟我姐妹们打电话时我说斯瓦希里语。

ESQ：可以说，你是一直从记忆中去搜索写作素材吗？

AG：是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离开老家后，隔了17年后才有机会回去看看。第一次回坦桑尼亚时，我还没开始出书，但已经写好了第一部小说，而且名字就叫《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说明那时至少已经尝试通过回忆去写作。后来我又多次回到祖国去，许多记忆已被刷新，对我来说，回忆的确是无穷的资源库，即使是今天当我在写作时，许多素材仍然来自自我经验。而“经验”本身也是一个含义广泛而且复杂的词，并不是单指我自己所经历的，还包括了他人告诉我的他们自己或身边人的经历，有些甚至是在几百年前发生的。余下的就是你自己的想像力。

ESQ：获得诺奖后，你的书也首次译成斯瓦希里语。坦桑尼亚家乡对你作品的反馈如何？

AG：今年10月我还会去一趟桑给巴尔，其中一个成行原因就是因为我的书译成了斯瓦希里语，虽然书早已经出版了，但他们希望做一个正式的发布仪式。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对这件事很有兴趣。这书的翻译其实也出于偶然，译者Ida Hadjivayanis 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一位教师，她读博时对《天堂》这部小说产生兴趣，不久她感染上新冠肺炎，康复过程中开始着手翻译，以保持脑筋灵活。当她完成翻译，碰巧瑞典学员宣布诺奖得主，斯瓦希里的出版商便已经有了成书在手。我听说她目前正在翻译另一本小说。

ESQ：你是否有想过：假如你不是用英文写作、直接的读者不是在英国，小说的主题还会一样吗？

AG：还真没想过，也不知道答案。坦桑尼亚有其他用斯瓦希里语写作的作家，他们都比我写得好，我只是刚刚好处在这个位置之上，用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方式去写作。

我想作家和他所使用的语言之间有着很亲密的联系。

ESQ：你曾提到，同为异域文明，跟印度这样一早就跟不列颠有历史交流的国家不同，坦桑尼亚对于许多英格兰人民来说更遥远和陌生。在英格兰，人们经常并不那么愿意去了解你的文化。你怎样缓解由此衍生的孤独感？

AG：刚来英国时我年纪很小，作为一个外来人，没有钱，又缺乏自信和安全感，我当然感觉很孤独。可是随着时间流逝，我学着熟悉这里的社会环境，生活逐渐得到了一点收获，比如考进大学，生活和工作慢慢步入正轨，自信心随着上来了。同时，我对这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加深了理解，出门不再迷失方向，同时学会避免跟某些人直接的视线接触。各种门道自己都摸熟了，又交了些新朋友，安全感也就有了。熟悉感对于抵抗某种自我无用感很有帮助。

ESQ：你的小说中常见各种历史事实，你是否曾有通过写作去向读者灌输历史、“教育”读者的这一层愿望？

AG：我写作并不是为了教育读者，最初开始写小说时，我写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事，平时经常思考的事。但另一方面，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无非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看到了一些现象，尤其是不太对劲的现实状况，也会写到小说里面。比如说，在写我自己的故事时，关于我的文化背景，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不太完整的故事：人们所了解的还只停留在片面化的信息之上，那我觉得，就让我来写一写，纠正一下。

ESQ：你是否倾向于将“后殖民写作”称为“区域写作”？“后殖民主义”的写作发展有什么趋势？

AG：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用自己的文字写小说存在几千年了，新的是用欧洲的语言写。“后殖民写作”总体来说描述的是曾经被欧洲殖民的地区，也有些是回到昔日殖民帝国写当时的历史。后殖民写作的人都不是欧洲人，我们常见的文本都是用欧洲的语言：英语、法语等等这些写成的，因此帝国、语言和后殖民小说之间彼此相连。实际上这种性质的写作也很早已经发生了——大概是19世纪中期吧。只不过“后殖民小说”这个名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成为一种称谓。我们对类似的小说还有另一种称呼，比如称之为“区域写作”：非洲、亚洲小说、加勒比文学等等。归类只是为了能够比照各种文本之间的共同点。到了现在，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的写作视为一个群体去做研究，可能把其形容为一场“运动”不太准确，但它们是具有集体性质的。

“后殖民写作”这个称谓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出新的含义，今天这个概念广泛用于历史、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当中，当用于知识分类时是有用的，就像产品分类，这一类别是有殖民地属性，这没什么问题。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欧洲殖民主义发生之前，人们早已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在殖民地消失之后也依然在继续。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欧洲殖民主义所引起的社会转变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平衡两者：殖民主义确实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但同时不该想当然地认为：一切都需要通过殖民主义这一滤镜下才能被理解。

ESQ：如今你还有去对抗他人对你身份定势观念的需要吗？

AG：现在我不需要再去问“我是谁？”，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存在许多层面。

我也不再需要去对抗他人对我的认知，只是觉得有许多值得探索和描述的不同角度，我也一直都在探索各种状况和视角，只是内容不一定与我相关，因为这是一个很当代的问题，目前数百万人都生活在同样的状态之中：生活在此处，而来自别处。大家怎样处理各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何感受，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刻的主题。我只想去探个究竟，并不为寻找答案。

ESQ：卡在两种文化之间的错位感还存在吗？

AG：现在我在英国生活得很舒服，结婚、生儿育女，现在孙辈也有了。在这里安了家，也已工作了许多年。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家”这一观念。哪里才算是“家”？家的原意当然指的是你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更深层的意义是你拥有归属感的地方。

比如说一个2岁的孩子跟随父母移民到英国，他/她不会说父母的语言，在这里安顿得相当舒服，跟一个18岁时搬过来的人相比，就像我当时那样，内心早已先有了对原乡和原生文化丰富的印象，所有那些细节和记忆都将留在脑海中，你永远都不可能忘掉。这两个例子的区别是，那个2岁的孩子，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他/她可能会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如果要那个18岁的人做出选择，根本没门。因此对于这个人而言，无论后来在异乡安的家有多好，原来的地方将永远都是家园。我所说的就是我自己的处境：我有两个家，一个住在心里，我每天都牵挂着，另一个是我实际居住的家园，这两个家，一个都不能少。

至于两种文化的错位感，那就得靠自己去平衡了。

ESQ：怎么平衡？

AG：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克服了，我只知道在这里我生活得挺舒服，因为我很清楚社会的运行规则，我比过去更了解支撑这个国家政府所作所为背后的历史和动机，我知道出台的政策都意味着什么，也就是我生活在一个历史和当代状况我都熟悉的世界当中。我对原乡也有同样的熟悉感，同样是因为希望参与其中，所以我一直保持阅读关于当地的新闻、不停回到那里去。同时还有一种永远不会磨灭的同理心，对在当地发生的事情你总是能够感同身受。

我对这两个地方都有类似的亲密感，可是除了在心里，我觉得不太可能将两种文化融到一块去，于是两地就像白天和黑夜，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昼夜并肩生活。

ESQ：这让我想起来：听说你从小最爱读《一千零一夜》，尤其是《盖麦尔与布杜尔的故事》。在你后来的小说比如《多蒂》中，也能见到来自中土王国的布杜尔公主的影响。

AG：我第一次读这个故事是学校里的缩写版本，后来长大以后又读过几个完整的版本。这个故事我特别喜欢的是，布杜尔公主在熟睡的时候被带到别处去，盖麦尔·泽曼王子睁开眼时爱上了熟睡的公主，公主醒来时也爱上了熟睡的王子，他们都睡过去时又被分开，到两人都醒来之后，对方已不在身边。这故事特别吸引人。

ESQ：如今写作，你仍会在现实生活和自我想像的生活、在记忆和历史之间寻找平衡吗？

AG：是的。

ESQ：记得在2016年布克小说奖的评选过程中，你说当年的候选作品中你最感兴趣的是邓敏灵的《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除了“生活在别处”的题材之外，同行作品中的哪些品质你最欣赏？

AG：《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里写了很多我原来不了解的中国断代史，但有时我也喜欢精简的小说，就关于一个人或者一段感情。对我来说最有说服力的作品应当是有能耐将你完全带入到小说营造的世界中去，因此不管是抒情、诗意的，还是报告文学，只要能引人入胜，都是佳作。

ESQ：去年底我在瑞典学院采访负责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常务秘书长马尔姆时，他提到近年诺奖的关注点主要聚焦在“见证文学”上面。你认为综合考虑我们今天阅读方式的改变等因素，英国和欧洲文学界的发展趋势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诺奖的引导？

AG：“见证文学”最有力的例子来自缺乏言论自由、受到极大压迫的地方，这个称谓最初来自南美文学中的“testimonio”，尤其是危地马拉 伯内特 1966 年出版的《逃亡奴隶传》，内容是前奴隶埃斯特万·蒙特霍（Esteban Montejo）的口述历史。其他的“证词文学”也有来自墨西哥和阿根廷这些人民广受压迫的地方，这些人的证词也就成为了一种抗争手段。在英国，我不太确定“见证文学”有多少存在必要性。这里需要的是相对低调和微妙的方式，而“见证文学”是更斩钉截铁地公开表明态度，对一些不公正的现象指出来：“这么做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