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真：大闹一场 悄然离去（上） ——李大同《冰点故事》读后感 （part1)

近日读了两本书，《冰点故事》和《用新闻影响今天》，作者是原中国青年报的周刊主编李大同。书中详实记录了他带领中青报人仗剑拓荒、顶风前行，为中国报业创造出一座险峻高峰——《冰点》。将来的中国新闻史和新闻教科书，应当会记录下李大同在1995年到2006年间创办《冰点》，集结中青报人在舆论严控中，用独行侠般的勇气与坚毅刊发出一篇篇重磅文章，利剑般刺破盛世虚妄！

我曾是《冰点》的忠实读者，那些年之所以订阅中国青年报，每周盼望着阅读冰点的长篇专访，因为它能反映社会真实面目，能引发深层次的思考，能提升读者的公民意识，正如《冰点故事》书中所言“当民众迷茫时，给以真相；当民众无助时，给以希望”。李大同坚守新闻前线为理想拼搏被迫退出后，我曾迅疾退订中青报。庆幸他写下这两本书，记录下他怎样做了改革开放年代新闻人最该做的事。

李大同是我们这代人中公民觉悟的先知先行者，因酷爱读书，广博的知识功底加上独特的生活锤炼，使他视野广锐，收放自如。在我认识的人中，他是具有全新理念的新闻工作者。改革开放之初，他就系统研究全盘接受了欧美新闻共同体的理念，成为站在时代潮头、拥有新闻职业规则与职业道德的第一代中国新闻人。在主持全国大报著名周刊那11年，他将社会责任感发挥到极致，一次次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让《冰点》为民代言。他秉持的理念与实践，势必与中共以政治宣传为宗旨的宣传规范互不相容，个人与专制体制冲突与博弈，失败是难逃之宿命，虽败犹荣，犹如刘晓波、任志强、彭力发等。

李大同1952年出生，北京汇文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他和几个“黑帮子弟”到内蒙古插队11年，担任过大队会计、村长，荣获过那达慕大会的赛马冠军。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从驻省记者干起，进京从总社机动记者到编辑，再到编辑部部门主任，历经了全国性大报新闻运作的所有岗位，成为80年代改开之初公认的标杆性中青报人。

1989年4月那场政治飓风突然袭来，面对报道禁令，李大同发起并征集到首都1013名新闻工作者签名认同，连夜整理好并迅速送全国记协递交中央，要求与决策层进行对话。两天后，分管新闻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来到中国青年报社，与李大同等人做了长时间对话，双方坦诚交流后获得共识，胡启立当面代表政治局承诺：中央将立即开始新闻体制改革，胡启立还指着李大同说“你们这些同事都要参加”。这是中共建政史上唯一一次党内基层与最高层面对面的直接对话并取得成功的事件！

整个过程完全符合党纪国法组织程序，李大同却在六四后遭严酷整肃，背上党纪处分被撤销行政职务，中断了职业生涯。他没有消沉，把坐冷板凳的惩罚当成读书良机，赋闲5年中，一本接一本，一套接一套，至少读了两三百本历史、政治、文化、学术、人物传记等书籍，系统地研究并接受了欧美新闻职业规则与职业道德，建立起完备的知识体系，对文化产品的鉴赏力跃上高台阶。

由于对新闻运作有了系统性的全新认知，具备了日后成功主编《冰点周刊》的理论基础与业务水平，以及坚守职业道德底线的果敢与韧性。主持《冰点》屡屡激怒体制且不肯屈服，11年后他被迫二度离开热爱的新闻岗位，再次坐冷板凳直到退休。在主持《冰点周刊》最繁忙的尾期，李大同争分夺秒写出《冰点故事》这本书，不久后被迫赋闲，悄然离开新闻一线，又写出《让新闻影响今天》一书。

金庸迷都知道，有人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金庸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喜欢英雄并努力塑造英雄的金庸把英雄定义为“代表人类正义和担当”之人。李大同用两本书记录下创办《冰点》“大闹一场”的全过程，在夜色中点灯传爱、与手握生杀大权集团的激烈拼搏过程中留下的一连串清晰的足迹。“悄然离去”持续体现到当今微信时代，熟悉他的群友们都知道，他要么只看不说，要么出言必击中要害。

李大同一生经历过两个极其艰难的11年，他曾经根据第一个11年的插队体验，写过《草原归去来》《青马的故事》《青狗哈利和她的儿女》，这几篇文章多次在网上广泛传播。两年前，我和几位发小聚会时聊起李大同，称赞“他描写的传奇经历是那么真实可信”，“是最棒的知青文学，非寻常作家可以望其项背”。我老伴儿老王说：“李大同使我们没机会在内蒙古生活过的人得以贴近并领略那种原始、剽悍、朴实的感受。”好友曹幸平女士说：“他写青狗的故事感情真挚，细致入微，一波三折，惊心动魄，悲壮惨烈！把我这个没养过狗的人彻底惊到了！”老友程江评价青马的故事: “比《狼图腾》更吸引人，文笔更胜一筹。而且我最欣赏他和马小力那次对话所言，观点与逻辑超一流。”

近日，我读李大同根据他一生中第二个艰辛的11年写成的两本书，看到每逢上层领导强力封控的紧急关头，他一次次连天赶夜写出的那一封封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的抗辩信，任凭铁石心肠也会被折服，难怪当年那些官员们与他过招中无可奈何地一次次败下阵去。读这两本书，跟随着《冰点》幕后实况的精彩演进，让我重温到少年时看《福尔摩斯探案集》才有的悬念跌出的阅读快感，层层递进了解到侠客与邪魔斗智斗勇的全过程。

看了开篇这几段文字，您可能奇怪两本书何至如此感动我呢，我分上下两篇读后感介绍书中的部分内容，您看后就有答案了。上篇说《冰点故事》，下篇说《用新闻影响今天》：

（1）《粪桶》打响第一炮

李大同六四后坐了五年冷板凳，无错被罚的他没有消沉，看了海量的书，参与创办新锐杂志《东方》，对新闻运作进行系统性的思考，还不时发表一些颇受好评的论文。到了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新闻界开始从半死不活中苏醒，李大同针对当时发生的几项重大新闻实践，又陆续写出影响重大的业务探讨文章，令新闻界刮目相看。报社内部重新“起用”他的呼声高涨，报社领导要求他重出江湖，因充分信任他有足够的业务能力，破格允许他按自己的想法发挥才能，分给他每周两个版，说了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相信他能创办出高水平的特色版面。

说到这儿，要感叹一下这本书文字的活泼，比如在赋闲5年后接不接每周两个整版的重担？李大同这样记下当时的纠结:“我报自1978年复刊以来有多少比较成功的整版报道？屈指数来，十几年里最多没超过20篇。而现在，我一年就要弄出100篇来……上帝呀！这100多个题材在哪儿呢？我手里只有一个‘粪桶’，谁会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写，还要写一个整版的题材呀——在大款、明星已然充斥媒介的今天？”这样传神的场景，《冰点故事》书中比比皆是。

突然面对一年104个整版专题的超艰巨任务，他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直到发稿限期迫近仍没有着落时，一天晚上，他坐在家里看《北京晚报》，一张两寸大小的照片看得他莫名其妙，一条窄窄的胡同里有个背着不知是什么东西的人的背影，这是什么？他贴近报纸看图片说明“北京还剩7支粪桶，背粪桶的都是老知青。”这行字让他心里“咯噔”了一下，仔细再看发现是粪桶占了画面的三分之二，粪桶上沿露着背粪工的半个脑袋，那一瞬间，李大同找到了题材！在他的点拨启发下，年轻漂亮的女记者王伟群不避脏臭扑向粪桶，《冰点》开山之作《北京最后的粪桶》一鸣惊人！

这是一篇完全不同于以往新闻模式的长篇报道，它写的不是先进人物，也没有经典的新闻价值，只是将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命运原生态地搬到报纸上来。此文见报前李大同来来回回打磨了二十多遍，都快背下来了，难怪题材那么新颖，难怪读者好评如潮，“已经多年没有见到这样感人的报道了！”“真是太棒了，一口气读完！”“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报道了……”“我要把这张报纸永远保存。”这和我看冰点粪桶一文时的感受完全吻合。

书中还记下一位抗日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人来信说“读完这篇报道，晚上做梦，梦见和他们一起去背粪……”新闻界同行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同行们争相发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个东西的？绝了！”

（2）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

开篇《粪桶》从专业角度去衡量也许并不具有太高新闻价值，却引起轰动性效果，接下来《冰点》更是一路坎坷。比如章诒和大姐写的那篇文章《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我是在读了《往事并不如烟》之后，惊喜地从《冰点》拜读到的。那一段段不让触碰的铁血历史，通过《冰点》让我们在迷茫中坚定了不屈的信念。

在社会转型剧变中，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通过普通百姓“不普通”的个体命运来反映社会的真善美及真实变迁，是《冰点》办刊的重要特色。《五叔五婶》、《桥下人家》《黄杉木店陋室铭》、《没有我哪有你》等对普通人的报道，激发过广大读者对乡村农民极度贫困的悲悯与感伤，对和平年代贫穷根源的探究及思考。

永远难忘我被《五叔五婶》感动得稀里哗啦，那之前我出差去过甘肃、青海、贵州、江西、河北等贫困乡村，不止一次被中少报社长警告“不许再往没有订报潜力的农村跑了！”我当耳旁风，有机会顺道就去偏远乡村，发过一篇头版头条《山里娃的冬天》，挑有趣的回避苦哈哈的，不敢如实写，得了奖同时留下遗憾。我亲眼见过《冰点》报道的窘困，当面怒斥恫吓过“国家级贫困县”陇西县主管教育的县委副书记，不到两个月他就乖乖地把拖欠民办教师们两年多的工资补发了。在中国少年报当记者25年中，我多次写内参向顶层如实反映过这类情况，除了1985年8月我写的两份内参《部分地区出现童工》和《这样收学费还了得》，迅速获中办嘉奖表彰以外，其他都石沉大海。所以面对《冰点》刊发的长篇报道，我是格外钦佩！

读《冰点故事》帮我明白了李大同怎样发掘素材，怎样配合记者不畏艰辛深入偏远地区，怎样提炼与加工报道素材的秘诀，他“完全摒弃大报记者端着架子‘俯视众生’的写作习惯，以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娓娓道来，尤其注重现场气氛和生活细节的真实再现，做到以老百姓的思维方式和提问题的角度与采访对象交谈。虽为长篇报道，但标题制作和文章开头的那些字一定要使读者产生‘阅读悬念’或‘阅读惯性’，并在读完全文后不觉长，觉得值。”

（3）冰点告诫：教育是百年大计

上世纪90年代，我供职的中国少年报曾聘请李大同给我报编辑记者讲过“解析中国教育”的业务课，受益匪浅，从此我认定他是个很棒的教育专家。冰点曾刊发过一些教育专题，比如1998开年第一篇《不仅仅是语文》，其后《关于电视辩论的辩论》，《新语文诞生记》等，每次都引发各地各校、家长师生的热烈讨论。

冰点刊发教育专题，告诫我们教育是百年大计！在诸多围绕教育问题的讨论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两段话，“真是百读不厌啊，它使我产生很多联想，充满荒诞的又岂只是语文课呢！我们的政治课怎么样？那是典型的逼着孩子们生吞活剥背下来，对付完考试，就弃之如敝屣的一门课。它告诉你结论，却不允许你怀疑，不允许发问，不允许你有自己的见解。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培养‘政治顺民’的课程。如果允许孩子们选课的话，我相信这门课会在一夜之间消亡。”

看到这儿，我立即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夏日，我路过北京朝阳区三里屯一中，校门口看到走出考场的学生们表情激动而怪异，有两三个高中生掏出书包中的政治课本，高高举起后使劲摔砸到地上。紧接着见到一个男孩抬脚把政治课本踢飞，追上去狠狠接连踩踏，嘴里解着恨地说“再也不用背这破玩意儿了”，一群中学刚毕业的大男孩大女孩们围上去开怀大笑，有人乐的直不起腰。那场景让我惊掉下巴，领略到“政治课”荒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接下来的文字“历史课又是什么呢？那可以说是用精心选择出来的、因而是受到重大歪曲的历史材料，来构建另一种‘顺民’体系。内容之陈旧，结论之荒唐，让多少历史学教授浩叹不已。”《冰点故事》书中，上世纪90年代围绕《冰点》说教育，有人说出这番真言，今天读来仍然让人后背发凉，更遑论现实竟然更悲催了呢？

（4）鼓励年轻人上进

由于持续报道社会“日渐稀缺”和不敢碰触的热点新闻，引起读者强烈共鸣，1996年6月，刚刚创办一年多的《冰点》就被评上“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专栏”，紧跟着《冰点》被扩版为一周一期，主编李大同的担子翻倍加重。

《冰点》鼓励年轻人上进，李大同获知甘肃漳县大山里有个倔强的腿残青年杨引丛，集合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办了份油印刊物《金钟》，发刊词《金钟响在大山里》写的气势磅礴，冰点报道后，漳县县委书记十分感动，给杨引丛写了封热情洋溢的长信，鼓励他们坚持下去。电视台也追踪报道，他们依然不懈地努力，油印刊物持续印发着好文章，比如“人不管多穷多富，都不能丧失精神追求，不自弃，不沉沦，不颓废，不虚假。活着，就要让心拥有爱、感动和梦想。”像这样励志和穷人帮穷人的故事，冰点发表过很多，构成了《冰点》创立后一段时间内的主旋律，主编李大同深信这些报道会深入人心，也能鼓励更多年轻人上进。

真不容易啊！2001年4月21日《我愿长跪不起》刊出，讲一个农村有志青年和两名大学毕业生在贫苦农村办学，实践素质教育的故事，李大同在文章结尾处加了两段话，“他们投身素质教育，却缺乏起码的教学条件，然而那些硬件充足的学校里，又有几个老师在学生的作文上写出过这样泣血的评语，又有多少老师能将自己的生命感觉——痛苦、狂喜和希望，紧紧地和学生的心灵与未来拴在一起？！而这正是那些富足的学校里最稀缺的东西！”“杨华三人太理想也太穷困，很可能行之不远，但他们播下的种子呢？那个现在就想着‘良知’的男孩儿，他将走多远？”

这篇报道的反应是轰动性的，首先收到美国很多留学生的邮件，说他们第一时间在网上看到这篇报道，震憾不已，说在美国的北大同学会已经动员起来，支持自己的校友。没过几天，各地汇款纷纷向那个小村子涌去。报道刊出后没几天是五一长假，小村子竟成了旅游点，全国各地近千人过去看望三名下乡办学的年轻老师，全国各大媒体也纷纷跟进。

当事三人却发生了矛盾，对数量不菲的捐款如何处置意见不同。当地教育部门很快将两位大学生收编为有正式编制的国家教师，而发起人却被完全冷落，三个有志青年的奋斗团体被碾碎了。让人生气又无可奈何的结局来的如此快，如此激烈，李大同在书中深为怅惘地感叹“名与利裹进去以后，复兴学校一地鸡毛的结局让人十分痛心，完全偏离了它存在的初衷，三位办学者相继失望地退出。”这种悲哀映射的不正是无奈的现实吗？

（5）见报前被撤掉的好稿

读此书，了解到《冰点》居然有过一篇上了大样后又被撤消的报道《跟胡富国走山西》，让我好生遗憾。

90年代中期，记者董月玲跟随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视察山西多地，从晋北到晋南，记者目睹了一个“封疆大吏”与他治下的人民的交往。初看这篇稿子，李大同很兴奋，之前除了县委书记焦裕禄以外，中国媒介很少有对党政负责干部执政行为的详细报道。但大样出来后，这篇长文被“不准报道省委书记”的内部规定喝退，他不甘心地给中宣部、中纪委领导打电话求援，被临阵变卦或拒接电话，使这次“伟大”的创举“胎死腹中”，成为《冰点》唯一一篇上了大样又被撤消的报道。

作为忠实读者，当年没能从报上读到此文，许多年后从《冰点故事》书中看到那篇文章，我是三分欣慰七分怨愤，记者好不容易采写的好文章，极其难得的正面描写中共官员朴实又接地气的长篇报道，居然落败在中共猴年马月为防范负面宣传偷偷制定的内部条文上，这不是狠狠打自己耳光吗！

那篇报道特实在，摘三小段分享：

一、在灾区镇川口村，胡富国见两个70岁左右的老汉，坐在路边，上前和他俩说话。“你们还知道胡富国？”“知道，省委书记嘛。”老汉一扬胳膊道。“他这个人怎么样？”“不赖，好人呵，关心咱庄户人哩！”老汉大声地说。“好人？一下雨老百姓的窑就塌了还是好人？”胡富国问。“老百姓要吃有吃，要穿有穿，都能住上砖房，下雨房子也不塌了，这才是好样的省委书记呵！”

那晚，胡富国给干部们做有关抗灾过冬的报告，讲着讲着就站了起来，他大声地说：“我们的老百姓太好了！太有良心了！太知足了！太有觉悟了！你给老百姓办一点点事，他们心里都记着你，感激你！他们肚子里净是土豆，还喊共产党万岁。我好久没听喊这样的口号了，喊得我心里感动，要掉泪。尽管共产党内有王宝森这种缺德人，但我们的老百姓，还是看到了主流。”

二、到了临县，面包车一跑一颠地走在坑坑凹凹的土路上，土“呼突、呼突”地往上冒。一路上又说又笑的胡富国，这时不吭声了，老半天才讲了一句话“山西的省长不好当呵！”“老百姓可穷了，当时正是冬天，吕梁山上寸草不生，满眼黄土，那个凄凉劲儿……”这个记者说。胡富国到了许家峪，在老乡家的窑洞里，一会儿掀开粮缸看看有多少粮，一会儿又摸摸炕上的褥子有多厚。吃过土豆南瓜饭，他离开了村子。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站到村口的土坡坡上送他，西北风呜呜地叫着。汽车过了一坡又一坡，老乡们还是远远地望着他，不肯走。有个81岁的老汉，拄根拐杖，扯下头上的手巾一直摇。“那天胡富国是真哭了，他坐在窗边上，一边跟老百姓招手一边哭，眼泪哗哗地流。”

三、6月14日晚上，胡富国坐火车去北京，小董赶上火车。在火车上，她问胡富国“前村一案，一个小小的村长为什么让你这个省委书记如此重视？”胡富国反问道“是一个农民杀了10个人影响坏呢？还是一个干部杀了1个人影响坏？我看是后者。前村事件就是这个道理。”小董又问“村霸现象全国不少地方都有，你为什么还会感到震惊呢？”胡富国说“在前村，不是一个两个干部变坏了，而是一个班子几乎都烂掉了，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氓恶势力犯罪团伙，政权被坏人把持了，这才是问题的严重性。这就好比一座高楼大厦，根基坏了，你楼上楼顶再好，每个房间装修得再漂亮，大厦照样会倒塌。”

怎么样？这么好的报道只差最后一步没能见报，多可惜啊！

（6）推陈出新的性教育

主流媒体和绝大多数家长一直对性教育讳莫如深，李大同决定突破这一禁忌。2001年11月，李大同看到网上有篇给孩子进行性教育的文章，讲夫妇俩如何费尽心机给已进入青春期的儿子做性教育，题材很好，只是语焉不详。他立刻联系两位作者，恳请在冰点上展开详谈，于是一篇详尽而生动的性教育专题报道，加上图片构成完整的性教育过程，题目为《最可怕的一关》在冰点刊登，完成了一次勇敢的突破。“报社的同事们边看边乐，都说写得好，也有人说：鼓了半天勇气，还是没敢拿回家去，因为太露骨了。”李大同“笑骂道：你们这些假道学先生，懂不懂这是科学？”

这篇报道达到了预期效果，引起强烈的反响，很多读者来电话发邮件感谢冰点，为性教育行为奠定了“正当性”,也打算大胆正面地为孩子进行性教育。借助这篇报道，李大同告诉孩子们：了解自己的身体毫无羞耻可言，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同时也告诉媒体就是要传播这些科学的、正确的东西。

2002年7月24日，冰点刊登了《性别的挣扎》，详细报道了易性癖人群的悲惨处境。接着，更大的突破在于对同性恋的报道，2002年8月28日，冰点刊出报道《最有勇气的人》，迅速被全国多家媒体整版转载，三大门户网站也全文刊登。同性恋者陆续发来感谢信，表达“得到了急需的、真正的扶助”。

（7）广开言路的《冰点时评》

1998年初，中国青年报再次酝酿改版，纠结数月无果时，李大同根据对报社改革的认知写了篇长文发在报社内部网站，题目《再谈本报的新闻定位》，9月终于宣布了改版方案，每周又给《冰点周刊》增加三块版，这体现出对李大同的充分信任，寄予《冰点》极大的希望，只是担子太沉重了，能不能顶下来？他咬着牙“临危受命”，认真思考后，决定增加《冰点时评》新栏目。

西方大报每天和要闻相对应的都有言论版，主流报纸的功能不仅是发布新闻，同时要发布意见，发表报社编辑部和有识之士的见解，对舆论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新闻本身。比如美国著名评论家李普曼的专栏，竟然像新闻社通稿一样每天在数百家报纸上同时刊出，公众赞誉“他教育了几代美国总统”。

我国由于党和政府高度垄断话语权，媒介言论只有“二传手”的功能，负责诠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推动落实，以往根本不存在编辑部的声音，《冰点时评》新就新在这里。为了实践自己认定的新闻理念，让见报言论摆脱吞吞吐吐、王顾左右而言它，李大同下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决心，要一针见血地放弃曲笔，坦率直言发表时事评论。由此《冰点时评》成为中国新闻界一个异数，昙花乍现般惊艳在读者眼前。

第一篇冰点时评《再说教育经费》，是根据1997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发现教育法中“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高于财政性经常收入的增长”的规定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全国预算内教育拨款增长速度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这篇评论指出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97年仅为2.49%，为世界上最低，同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4.1%。

《冰点故事》读过这里，回忆起当年看到这篇时评后，身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新闻出版委员会委员的我，马上据此写了一份提交即将在春天召开的两会提案，题目是《敦促我国教育经费尽快提高到财政收入的4%》。这份提案经民进会友反复提交两会好多次，好多年后才被落实。又过了几年，当听到在学校任教的会友告诉我“上面拨款增加后，校领导隔年就装修一次教学楼和操场，从中收取不少提成呢。”好么，啥好事都被缺乏监督弄坏变味，从此这类提案我不再写了。

那几年，除《冰点时评》外，我们还看到扩版后众多的言论栏目，有《冰点观察》《学者视角》《百姓话题》《你说我说》。李大同创办这些言论犀利的栏目，曾收获了众多读者的青睐，消失后又让我们多么惋惜啊。

《国旗为谁而降》是《冰点时评》另一个代表作。时评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各地报刊转载率极高。从时评问世之日起，《南方周末》就在每期“传媒重点”版专门列出《冰点时评》要论，加大传播量。有些报道还被国际著名大报做过详细转载，甚至引发过大洋彼岸的阵阵热潮。

《冰点时评》是主流媒介时事评论的先锋，产生广泛的影响，和《冰点》一样，问世仅仅一年多，《冰点时评》也被评为“中国新闻名专栏”。多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一位研究生告诉李大同，他在某报社实习时，曾向总编辑讨教如何写言论，总编辑告诉他“去看《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时评》！”

《冰点时评》一年间刊出156期，李大同得以完全按照全新的新闻观去开创版面，监督型、质疑型的报道高达三分之二，读者获益良多的同时，也导致风波迭起。

（8）难能可贵的价值观探讨

1998年，一部叫作《拯救大兵瑞恩》的美国电影在中国放映，之前在硕士生和掏粪老人之间进行生命价值的比较，因救人值不值？各说各理的讨论中，有位名人认定那场讨论是可耻的。拯救大兵瑞恩引起旧案重提，李大同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二难选择，两种价值观孰是孰非的讨论将很有看点，他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参加这场讨论，用化名写了篇短文《泰坦尼克与拯救大兵瑞恩》，把道理的两面性分别讲清楚“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动物，就在于人、人类不仅重视生命，还会将一些价值放在生命之上，譬如荣誉，譬如尊严。”将讨论引向更深入的反思，以每天刊登两篇的速度推进，来稿越来越多，关注度越来越大。真理是不怕争辩的，在讨论中道理才越辩越明，不少人通过参与或旁观，更改或修正了原来的观点。

那位名人没想到自己的文章引起这么激烈的讨论，又写一文表达接受读者的批评，并修正了自己原来的说法。文章第二天立即原文刊发，题目为《再谈“冰冷的理念”》，结尾是“长期憋闷在心里一直寻找时机一吐为快地说出——我的生命也很宝贵！我有不救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恰恰是我们中国当代的某些男人们！持此种理念的男人，肯定多于持同样理念的儿童少年、妇女和老人，他们年轻、强壮、有文化，可能还风度翩翩。

他们头脑中的不少理念都是冰冷的，他们绝不希望自己的心变得温热一点，他们强烈要求的是——这社会这时代不但应该非常尊重他们自身的冰冷，而且简直应该将他们那一套冰冷的理念奉为新的超前的准则。而我的回答是——我将捍卫他们坦言自己理念观点的自由，但我永远不苟同于他们。”

讨论已经如此深入，趁热打铁，李大同又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做了专访，教授高度评价这次讨论，说“救人这样的事情集中反映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以及一个民族和时代的理智情感特性，因而很容易引起大家感情、理智、思考的震荡。讨论的意义并不在于某一方被另一方说服，最后有一个结论，而是各种意见有了充分表露的机会，使双方或者多方都考虑一下对方的观点，考虑到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问题。”

“我们需要有激情，需要有血性，这个社会如果见死不救的事情老是发生的话，说明这个社会真是出现了道德危机，绝对有必要大声疾呼。但在另一方面，也要有理性，包括事后冷静地反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从而尽量从原因上防范，从制度上减少，这才是关键所在。”“应该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支持的精神、制度的建设、政府行为和个人责任反省多管齐下，社会才能走向比较良序，良序的社会需要人们见义勇为的机会就会减少。所以，尽量从原因上去努力克服，这是根本。”

这位曾在哈佛大学作过访问学者的教授认为“这场讨论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能在全国性大报上进行，这样的讨论以后在中国一定还会有，因为还会有一些事逼着我们思考，逼着我们讨论，问题不会终结，思考与讨论也就会继续。”李大同策划并推动的那场讨论至此结束，堪称完美。

没料到中宣部新闻阅评组马上又跳出来，连续使用彻头彻尾文革式用语断章取义、蛮横粗暴地对这场各抒己见、心平气和的讨论无限上纲，大加指责。李大同据理力争，写了很长一篇抗诉，报社两位领导看了都认为写的非常好，最后考虑到“他们怎么可能会讲理”？才按下抗诉，李大同只好将抗诉文本小心存档“交给历史吧”，要是没被《冰点故事》记录，根本看不到他据理力争写出的抗诉书。我看后真想提着那些狐假虎威者的脖领子，让他们瞪大眼睛好好看看，李大同的抗诉犹如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文革护卫士的下作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