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反思与沉思（上）——读美国《国家利益》一文有感

数月前，美国权威杂志《国家利益》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航天的文章，该文认为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发展极为扎实、迅速。如果此种势头持续，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达到或者超越美国在该领域的成就，而标志事件就是载人登月。

相比之下，NASA在航天领域存在机制僵化、创造力不足、组织能力低下等问题，连五十多年前的阿波罗登月都无法复刻，空心化问题严重，已经很多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了。

同时，文章也指出，中国航天也存在重大缺陷，那就是在商业化方面落后很多。而近年来，随着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模式的推进，美国的航天商业化获得了显著的成就。特别是马斯克的SpaceX公司，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私营航天企业，取得的成就让全球几个航天强国都为之侧目。

文章进一步认为，在美国特殊的体制和国情背景下，像SpaceX这样的私营航天公司显示出了无限的潜力。它们不仅能够更灵活地调配资源、迅速响应市场需求，还能进行大胆的技术尝试，从而保持在技术革新的最前沿，比美国政府直接领导的NASA更具发展潜力。

文中所论，尽管只是一家之言，却也颇具启发和参考价值。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为全球领先的美国航天，在面对强大挑战时的自我剖析和深刻反思的态度，及其背后所透露强烈的危机意识。

由此而及彼。

就航天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计划达成载人登月目标的一段时期，将是中美航天乃至全球航天格局重塑的关键期，在这场攸关中美乃至全球航天战略大局的角逐中，应该抱持怎样的心态？对于依旧处于追赶状态的中国航天而言，盛世华章固然是题中之义，但盛世危言也不可缺少。

数十年来，中国航天已经走出了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不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拥有了完备、独立的航天业制造、研发和人才体系，建立了强大的航天基础设施和完整的航天产业链条，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形成了以举国体制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以自主研发为方向的科研路线、以“三大精神”为代表的航天精神与航天文化体系。实践证明，这是中国航天发展的历史选择和根本支撑。

基于此，中国航天在最近十余年来，厚积薄发，呈现出爆发式突破和进展的态势。运载火箭、载人航天、北斗高分、探月探火、空间站等重大工程硕果累累，诸多领域已经达到或接近全球领先水平。

但，也毋庸讳言，中国航天同样也正在经受“历史周期律”的考验。何为“历史周期律”，即黄炎培先生所言“‘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历史周期律”在航天领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长期以来的成就意识下，危机感和忧患意识逐渐淡薄，很多深层次矛盾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被掩盖。其中，只讲成绩不谈问题，这，不是一个产业健康发展的正常状态。

由此，我们试着抛砖引玉，对一些困扰中国航天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批判性和建设性相结合的审视和思考，意在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束缚，促进中国航天的体制、机制的改革进程，推动航天业的转型升级。

反思是追求自我成长和超越的重要方法。

对个体如此，对组织亦如此。

反思是基于历史维度的自我剖析和深刻检讨，是对现实的历史根源和历史脉络的梳理。

长期以来，中国航天发展的基本路径是传统举国体制，以国家投入为主，航天央企为主要力量，以任务为导向，不追求投入与产出效益。

这一路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对于国家安全、国家形象和民族自豪感、地缘政治博弈以及产业基础建设等方面都有着极大的价值和意义。

但时日一长，难免形成路径依赖，并产生系统惰性。正如“窑洞对”中所言：“大凡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从全球航天发展的历史来看，路径依赖导致的系统惰性并非中国独有，美国也不例外。

美国航天的举国体制在达到阿波罗登月的高峰后便后继乏力，不得不在1984年发布了对后来影响深远的《空间商业发射法案》，放开火箭发射业务给商业公司，但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路径依赖所产生的系统惰性使其很难在固有框架下实质性推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8年，此时的NASA不仅自身创新机制濒于失灵，投资方式的改革尝试也陷入泥潭。而SpaceX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局面。

中国航天业也在很早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航天商业化的努力，但运作模式依然囿于传统航天的框架，究其实质，也是路径依赖造成的系统惰性使其很难有大的作为。及至2015年，商业航天开启，虽然注入了改变的要素，但力量仍属弱小，难以对固有格局形成根本性冲击。

正因于此，美国正在将保持其航天优势的努力集中于SpaceX等新兴商业航天力量上，让中美航天的竞争，逐渐演变为中美国家航天和商业航天融合之争，谁融合得好，谁就能占得先机。这也是美媒认为在商业化上的落后是中国航天存在的巨大缺陷的根本原因。

因此，中美航天竞争的实质是要培育和扶持能够突破路径依赖和克服系统惰性的新兴航天力量。

当然，这种新兴航天力量产生于传统航天的内部还是外部，是国有航天还是民营航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整个航天体系中注入打破这种路径依赖的决心和克服系统惰性的勇气。

当前，央企、国企依然是中国航天的主要力量，基于诸多历史和现实因素，航天央企、国企在运行机制上呈现出非常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几乎每一个机构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但行政化体制极易导致官本位的价值导向和激励机制，并逐渐呈现官僚化倾向。长此以往，唯上唯名唯稳的政绩观和保守倾向难免滋生，不愿担当创新的风险，创新的动力与活力逐渐消褪，与科技创新的运行机理格格不入。

正如一些业内人士评价，我们的航天国企、央企的队伍数十万计，每年还有不少资金补贴，但在某些核心技术方面却被仅有数千人的SpaceX超越，确实是不应该的。

当然，中国航天有着自身的历史沿革，发展主要依靠科研和国家战略，管理方式更加稳健，更看重技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相对而言也就会略显保守，但这不是官僚化的理由。

过去，“两弹一星”元勋和航天大家们，很少为官位、名利甚至生死所左右，在一穷二白的艰难条件下，奠定了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坚实基础。郭永怀舍身护数据，邓稼先冒险寻核弹，除了家国情怀，更有在科技创新中不计名利、不避生死的坚定信念。钱三强的座右铭：“从牛到爱”，是老一代航天元勋们追求科技自主、创新不缀的最好的注脚。直到现在，即便已是耄耋之年、期颐之寿，王礼恒、王希季、刘纪原、孙家栋等航天元勋们依然在为中国航天的发展而老骥伏枥，奋斗不息。

毋庸讳言，目前我们许多航天技术，依旧还停留在老一辈航天人的高度，真正的突破性的、实质性的创新并不多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官本位与科研本位在价值观上的错位与颠倒。

反观SpaceX，尽管有美国政府的强大支持，但它的发展动力主要还是来自市场和创新，运行机制灵活高效，创新风格激进，不惧失败和挫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航天与SpaceX在创新上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行政化的官僚体制与市场化的风险体制对于创新的抑制和鼓励。

因此，对科研机构行政化的弊端，是应该深刻反思的。

长期以来，基于航天在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航天央企、国企在政策、资金、人才、行政等资源上具有较大的优势，形成了其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和号召力，恰当的运用，本无可厚非。但在现实中，这种资源优势在不合理的运用下，逐渐演化为一种市场霸权和对产业链中其他主体的强势地位，进而造成对竞争方和供应链，甚至是更多专业方不公平的市场环境。

突出的表现包括：一方面，对系统内或有关联的供应商给予无原则的倾斜，例如指定供应商，即使质次价高也照单全收，导致成本居高不下，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更挫伤了供应链的创新积极性，极大地阻碍了产业链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依靠强势地位，用民营企业产品做集成，却以此要资金，要功劳，事实上造成了对民营企业的盘剥和打压。

资源优势的不合理运用，使系统内与系统外的供应链、国有航天企业与民营航天企业，难以实现“三同”，即享有同等地位、同等权益和同等待遇。破坏了公平竞争和协调发展，导致上下游产业链和产业体系不能建立健康的市场秩序和竞争规则，滋生消极和腐败因素，从而恶化了产业发展环境。

反思四：航天技术应用和转化薄弱，航天+产业生态推进乏力。航天文化产业未得到足够重视，航天经济大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的难以形成

当前，我国航天产业存在建设多，应用少；积累多，转化少；投入多，回报少；基础强，生态弱；能力强，市场弱；事业强，文化弱这样的不平衡状态。究其根源，在于应用端和消费端十分薄弱，难以建立基于商业航天的盈利模式和市场机制，产业生态体系脆弱。

此外，航天文化停留于简单的模式化宣传的层面，未形成与航天经济大发展相匹配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土壤，航天文化产业建设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

考察美国商业航天和航天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两个方面是不可忽视的：

· 《卫星与网络》创始人：刘雨菲

· 《卫星与网络》副社长：袁鸿翼，王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