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反思与沉思（下）——读美国《国家利益》一文有感

危机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危机无动于衷。真正的危机感，不仅是动力，更是革新的开始。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马斯克的SpaceX已经形成对中国航天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SpaceX变革和重塑全球航天工业的领导力的凸显，每个航天人对此都要怀有深刻的危机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

那么，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

从本质上说，中美航天的差异，就是国家航天与商业航天融合的不同路径的差异。目前来看，中国航天，依然在以传统的国家航天和公益航天为主导的固有路径惯性发展，商业航天的发展尽管颇有起色，但其底色依然是传统航天的延伸和补充。

我们在传统模式下的成绩巨大，也尚有发展空间，这个发展空间有多大，不是本文的话题。但从航天发展趋势看，商业航天已稳居世界航天经济的核心地位，并成为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的主阵地和主战场，各国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和规划，争夺在商业航天领域的领导地位。

欧洲咨询公司（Euroconsult）发布《太空探索前景》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各国政府在太空探索活动上共花费255亿美元，比2021年增加7.3%。2013—2022年10年间，全球1791家太空技术领域的企业，一二级市场累计募集2724亿美元。

由此可见，必然将商业航天作为航天发展的重要一极来看待，才能调动和激发商业航天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营造和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市场规则，达成国家航天和商业航天的平衡、协调，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去年岁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商业航天纳入今年重点支持的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名单，就是一个紧迫而强烈的信号。

当然，有声音会说，中美国情不同，照搬“商业优先”的模式未必适合中国航天发展的实际。但培育和扶植商业航天，使其能尽快成为国家战略性力量的有机组成，而不仅仅只是点缀和附庸，是必要的，更是必须的。

当前中国航天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经济体量和产业规模较小，很难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产业形态，从而制约了航天业的经济功能、科技功能和文化功能的发挥。

仅就狭义的航天产业而言，从投资额和公司估值这两个代表性指标来看，数据显示，2013-2022年这10年，美国在全球太空领域投资占比达46%，中国为29%。在上市的中国航天企业中，市值集中在100亿元人民币以下，而在商业航天企业估值方面，平均单次融资额在2亿元人民币左右，其估值可以相应推导出来。而美国,仅SpaceX一家,估值就达1500亿美元，即便洛马和波音等老牌航天企业，市值都在1200亿美元上下。因此，在经济体量和产业规模上，中美之间还有着数量级水平的差距。

美国蔡斯经济计量学会根据生产函数理论从宏观经济方面分析了美国NASA的研究与发展投入对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影响，计算结果是1∶14。即NASA在航天科技每投入1美元，就对美国民生产总值产生14美元或更多的经济效益。如果我们将广义的航天经济，包括应用、消费、文创、文化、文旅等延伸产业纳入考察的视野，这种差距就更为巨大。与美国发达的航天消费品市场和航天文化产业相比，我们的航天经济体系和航天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与中国航天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的。如果以商业航天为核心的航天经济发展滞后，国家航天与商业航天发展失衡，以规模化应用市场、 大众化消费市场、社会化文化市场为支撑的航天经济形态发育迟缓，就难以为航天强国的建设奠定坚实的经济和文化基础。

事实上，当航天成为国家战略竞争的重要一环时，航天经济的规模化发展和航天文化的繁荣才是航天能力的决定性因素。美苏航天竞争，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最终落败，很大程度不在于航天技术本身，而在于其航天经济和航天文化上的差距。

传统航天从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行为，是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目标为牵引的太空探索活动，在一定历史时期，这种模式是重要的、意义非凡的；更是满足发展需要的。但伴随着体制臃肿、人浮于事、研发及人力成本居高不下等弊端的出现，这种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航天的创新发展，逐渐暴露出效率低、态度不积极、产品创新能力低等缺点。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商业航天就是通过引入市场化运营来改善发展瓶颈的措施，使航天活动不再是单一的国家行为，而是需要考虑投入、产出、利益、效能的综合行为。通过市场化的运作，大幅度降低研发的成本，也促使传统企业做出改变和创新，激活市场的创新机制，同时有利于航天技术的商业化，让更多的百姓体验到航天技术带来的实惠。更重要的是，商业航天也将加快航天领域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更深远的战略布局提供支持，让国家更多的精力集中在更难、更深、更有意义的前沿探索上。

在国家层面上，从发展战略、政策支撑、市场地位、扶持力度等方面，乃至资源倾斜和法规出台，以及关键时刻的项目支持，对商业航天进行全方位支持，从国家战略大局和技术发展来看都是意义深远的。特别是民营航天企业的生存环境和市场公平，以及政策支撑、资金扶持等方面还需要极大的提升和改善。

在这个意义上，商业航天应当也应该成为中国航天竞争的重要力量，并以此构建航天产业体系，成为国家航天发展的技术和经济的深厚土壤。否则，在商业航天领域，乃至最后的国家航天层面，都会处于不利的态势。

现年102岁的王希季院士曾经说过：（航天）这些事情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是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二是靠‘两弹一星’精神”。可见，航天精神是中国航天取得辉煌成就的精神基石。

但令人忧虑的是，一方面，传统的航天精神在行政层级体系和官本位文化的侵蚀下，逐渐演变为对下不对上，口号化的官样文章和表面功夫。另一方面，新的、具有时代感的航天精神也处于被抑制状态而难以生长发育。

更需要警惕的是航天生态环境的庸俗化，如只做官，不做事；只讲名利，不讲贡献；只因循保守，不创新突破，只捞取地位权力，不承担风险责任……

航天系统长期以来的封闭性，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闭环，大包大揽，让“航天+”难以得到实质性推进。特别是在航天应用和航天文化等衍生产业上，对外部积极的、活跃的因素采取排斥态度，甚至“拿来主义”的不道德行为，极大地阻碍了外部社会力量共同构建“大航天经济”的努力。

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航天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跨越式突破的重要制度手段，只有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市场与创新相统一，激发高效的创新动力、创新能力与创新活力，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整合全国、全民的资源与创造力，赢得创新发展的战略主动，才能可持续地提升我国航天科技与产业发展水平。

混合所有制改革则是新型举国体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新型举国体制以技术创新和突破为旨归，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产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要战场、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而混合所有制则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政产学研深度融合模式，形成紧密的融合体，聚合各类资本资源，成为新型举国体制推进的重要途径。

航天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目的是达成三个目标的统一：一是航天先进技术的研发、融合、扩散和转移；二是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由行政化体制向市场化体制转变；三是吸收社会资本，优化治理结构，解决内在发展动力和外部发展资源的问题。其核心是构建联合协作、共同推进的综合创新体系。

反思不是全盘否定。反思的目的在于更好的思考中国航天的未来选择和可行路径。当前，中国航天正处于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战略机遇期和战略转型期，既要看到前途的光明，也要认识道路的曲折；既要坚定信心，也要正视矛.盾，方能行稳而致远。

我们期待，中国航天能够有一次深刻透彻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涤新，迎接未来的挑战。

· 《卫星与网络》创始人：刘雨菲

· 《卫星与网络》副社长：袁鸿翼，王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