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拾遗之059：“乞丐命案”的背后

《尘封档案》拾遗之059：“乞丐命案”的背后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
1950年8月下旬的一个傍晚，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社会科民警陈芝善从领导那里接受了一项特别使命。当时，这位25岁的民警并不知道，他在无意间即将揭开台湾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所策划的一个特大罪恶阴谋。
陈芝善所接受的那项特别使命，是由一封来自武汉的函件带来的。这封函件出自16年后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的陶铸之手。那时，陶铸担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并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陶铸是1926年参加中共的老革命家，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9年秋至1933年，他受党组织指派，前往福建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担任、兼任中共漳州特委书记，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福建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书记等职务，期间，曾组织并指挥厦门市劫狱斗争，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已故作家高云览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反映的就是当年陶铸在厦门组织指挥劫狱斗争的那段历史。
陶铸在福建省从事地下斗争时，曾经受到过许许多多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的支持帮助，跟其中一些接触较多或者有着特殊工作关系的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新中国成立后，身在武汉的陶铸很是想念这些同志，主动设法跟还依稀记得当年地址的人联系。但是，时隔20年，又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的残酷镇压，大部分人已经无法联系上了。少数能联系上的人中，有的便在外出办事途中顺道前去看望陶铸。久别重逢，自然要聊到那部分没有联系上的人。7月间，陶铸在跟一位当年在厦门劫狱斗争中为中共方面作出过贡献的中医钱郎中谈话时，说到了厦门市的一个名叫丁清根的以卖糕团为生的小贩，说这位并不是中共党员的丁先生曾在一次他遭到三名国民党便衣特务的盯梢时如何机智地帮助他摆脱了敌人，后来此人又为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提供过情报。陶铸感怀丁先生为革命作出的贡献，请钱郎中方便时代为打听一下丁清根及其家属的下落和现状。
钱郎中当时已经定居福州，他接受这一委托后还是特地去了一趟厦门打听丁清根的下落，但是没有收获，只听一位以前也在厦门街头卖过馄饨的人说丁清根在日军占领时期因贩卖粮食而被杀害了，所遗妻子后来改嫁，不知下落，听说儿子沦为乞丐了。
钱郎中将上述情况致函陶铸。陶铸收到函件后，心里更加放不下此事，于是就写了一封信件寄往中共厦门市委，请市委帮助了解一下丁清根的下落。厦门市委接到陶铸的函件后，作了批示，要求厦门市公安局对此进行调查。
当时的厦门市公安局，规模远非60年后的今日所比，局本部仅仅下设秘书科、人事科、治安行政科、社会科、保安科、司法科六个部门，连刑侦队也没有；下辖思明、开元、厦港、鼓浪屿、禾山、水上六个分局，分局管辖区共有十六个公安派出所，全部警员包括留用的旧警察也不过千余人。市公安局领导接到市委批转下来的陶铸来信后，指派社会科负责调查此事。社会科领导就将此事交给厦门市当地人出身的青年民警陈芝善办理。
陈芝善是厦门市解放前的地下团员，之前是邮电局的投递员，当时称为“邮差”，曾利用职业之便为地下党收集情报、传递秘密信息，为解放厦门出过力。解放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作为政治可靠人员吸收进了公安队伍。小伙子机灵，将近一年的侦查员当下来，已经学得了一些本领。接受这一特殊任务后，他先制订了调查方案：找当年那些也在厦门街头做小生意的小商小贩了解丁清根的原始情况，然后再视情决定如何进行下一步。
三天跑下来，陈芝善找了9名知情对象作了了解，查摸到了目标的基本情况：
丁清根，福建省同安县人氏，18岁时来厦门市内谋生，曾在米行当过短期伙计，后改行做了挑担游走于街头叫卖糕团的小贩，居住于思明区嘉禾路五福巷。于1937年初结婚，次年，其妻黄氏生了一个儿子，因为生下时脸上有比较多的雀斑，所以乳名叫“阿麻”，正式名字叫什么不清楚。日军占领厦门后，由于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对粮食进行了严格控制，老百姓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潜往封锁区外购买粮食以维持生计。这种行为被日军称为“走私”，是属于严查范围的，一旦查获，当场处决。1940年前后，丁清根在一次购买粮食后摸黑返回厦门时，被日军的夜间巡逻队发现。日军巡逻人员抓捕丁清根时，出乎意外地遭到了这个血气方刚的中国汉子的持械反抗，当场伤亡四人。最后，丁清根惨遭杀害。
这在当时的厦门市是一桩新闻，丁清根的行为对于日军是一种刺激，日本宪兵队于是决定对丁清根的家属进行报复。但当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前往丁清根家时，其妻黄氏已经带着儿子逃离了。
黄氏带着儿子去了何方？最终不得而知。但陈芝善在调查中听到不止一人说过，曾经看到过丁清根的儿子已经沦落为小叫花，和一群跟其年纪相仿都在十一二岁左右的男女小乞丐在一起行乞度日。
以上，就是陈芝善辛劳三天所取得的工作成果。
陈芝善根据上述情况，制订了第二步行动方案：核实上述情况的真实性。核实真实性的方式是去丁清根原居所思明区的思明公安分局查阅敌伪户籍档案，丁清根家的情况在敌伪档案中应该是有所反映的。
于是，第四天陈芝善就去了思明公安分局。当时，厦门市警方还没有组建专门管理居民户籍的户政部门，户籍情况由分局治安行政股负责。陈芝善从治安行政股那里了解到，去年10月厦门市解放时我方接管人员确实接管了原国民党厦门市警察局思明分局的全部档案，但从陈芝善所了解的情况看来，丁清根一家的情况应该是发生在日军占领厦门市时期，那应该是在日伪政权的户籍资料中有记载的，但问题是不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接管日伪档案时是否接管了户籍资料并且完好保存下来了。
闲话少说，有没有动手查了再说吧！
陈芝善和治安行政股接待他的那位同志一起去档案资料室翻查，两人在满屋飞扬的灰尘中折腾了好一会儿，终于找到了日伪时期的居民户籍档案，又从中找到了丁清根一家的户籍登记底根材料。于是知道丁清根还有一个名字叫“丁鸣声”，其妻名叫黄秀娟，儿子生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初三，名叫丁武蒙。这个三口家庭的户籍材料上已经盖上了“注销”章，注销原因是：死亡。
从工作程序来说，这项调查可以说已经处于尾声了，陈芝善只要把这些材料摘录下来，让分局盖一个公章，然后再写一份报告，一并交上去就算是完成任务了。但是，陈芝善认为两条不同渠道的调查结果虽然对于丁清根的死亡之说是一致的，可是对于其家属的生死都有不同的说法，所以，他还不打算匆匆下结论，他还想依据关于丁清根的儿子沦落为小叫花的线索进行一番调查。
这样，就有了第三步行动方案。陈芝善没有想到，当他开始实施第三步行动方案时，调查工作就开始了跌宕起伏！
二、
陈芝善把自己化装成一副习练武术的江湖人士模样，骑了一辆自行车去了与鼓浪屿隔岸相望的鹭江道那里，他在实施第一步行动时，曾经听目击者说过那个叫阿麻的小叫花就是在那一带行乞的。陈芝善去时正是中午时分，他就径直去了那一带的饭馆门前溜达。
这里要插言说明一下，当时的乞丐，全名叫做“讨饭叫花子”，他们的行乞是以乞求获得食物得以果腹为主的，不像现在的乞丐那样只要钱钞。因此，每到饭馆的午市晚市时段，每家饭馆的门口总是有若干叫花子手里都捧着一个多半是边沿有豁口或者通体裂痕行将四分五裂的粗瓷碗在行乞。
陈芝善选了一家门口聚集着七八个小叫花的三开间门面的饭馆，进去让跑堂在角落里安排了一副可以容纳八人以上的座头，然后让跑堂出去把这些小叫花请进来，说有位先生请他们吃面条。
陈芝善花了八碗肉丝面条的钱钞，换得的是一个使他意外得有些震惊的消息：那个叫阿麻的小叫花，已经在五天前死了！
这些小叫花告诉陈芝善，阿麻平时基本上是和他们一起行乞的，偶尔也会自己独自一人或者邀上另外一两个伙伴去其他地方行乞。这也是他们这些小叫花经常选择的一种行乞方式，因为行乞不是打架闹事，非得人多才有优势，碰到客流稀少的时候，就得分散行动才有成功的机会。大约七八天前，因为刮台风，马路上行人明显减少，饭店的客流更是大降，他们几人就商量着分流。阿麻单独去行乞，这一去，跟他们这些小伙伴竟然就是永别了。两天后，等到他们听说宝带巷那里的一条小河里浮起一个小叫花的尸体而赶去看热闹时，意外发现死者竟然就是阿麻。
宝带巷也在思明区范围内，陈芝善跟小叫花们分手后，就去思明公安分局了解阿麻死亡的情况。到分局秘书股（1952年改称“办公室”）一打听，秘书股不知道这件事，说这样的情况有两种处理方式：如果死者属于失足溺水死亡，那就由治安股处置；如果是他杀死亡，那就是司法股（1952年改称“侦讯股”）的业务范围了。所以，接待的那位同志就让陈芝善去问问这两个部门。
陈芝善先去了治安股，一下子就撞准了，人家告诉他有这么一起死亡事件，已被认定属于失足溺水死亡。陈芝善问是怎么认定的，对方说是根据派出所说的情况认定的，当时他们派了一位同志去现场，拍了两张照片，查看了打捞上来的尸体，跟派出所处理此事的两位警员交换了意见，认为他们说得有道理，于是就作了失足溺水死亡的结论。因为死者是无家可归的乞丐，属于无主尸体，派出所就根据规定向区政府民政股申请善款购买了一口不上油漆的木板棺材，把死者给埋葬了。
这时，陈芝善对阿麻的死亡并没有什么异议。那时，像厦门这样的地方，刮台风时死个把人，那还算不上一种特别需要惊讶的情况。对于陈芝善来说，需要重视的是圆满完成领导交办的这桩调查使命。现在，关于丁清根和其子阿麻之死，都已经有了证据材料，但是，丁清根之妻黄秀娟到底是否还在人世间？如果已经离世了，那又是怎么死的？这，还需要证据。所以，陈芝善考虑许久，认为还是得调查下去。
死者阿麻是一个连户口都已经被注销了的“黑人”，没有居所，所以也无法通过什么街道居民委员会调查其母亲生死情况。不过，阿麻平时一直跟那班乞丐伙伴混在一起，他们倒是可以替代居委会发挥提供情况的作用。这样，陈芝善就再次出现在了那班小叫花面前。
这回，陈芝善不请小叫花们吃面条了，他带了一些从公安局食堂里弄来的馒头，自己又掏钱买了一些瓜子、花生米，来到了小叫花们平日里落脚过夜的一个业已废弃的破庙前的戏台那里，在戏台上席地而坐，好似开座谈会样的跟小叫花们聊开了。
聊的主要话题是：阿麻是几时开始成为要饭花子的？平时你们跟他的接触中，是否听他说起过父母的情况？是怎样说的？
这些小乞丐，年龄在九至十三岁之间，行乞生涯使他们比同龄的有家庭温暖的孩子显得成熟且富有社会经验，常年的行乞又使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了有效的锻炼，所以陈芝善只提了提他的要求，这些孩子就七嘴八舌说了以下情况：阿麻早在六岁时就已经当叫花子了，以前没有听他说起父母的情况，他说记不得了；不久前，他在一次行乞回到戏台后曾对别人说过，他今天碰到一个人，说认识他的阿爸，他阿爸以前是走街串巷卖糕团的，后来被日本人杀死了。那个人还说如今解放了，共产党人民政府忙过了这一阵，腾出手会安排这些苦孩子的。那人当时给了阿麻一些零钱，阿麻买了一大包炒豆请大家一起吃了。
陈芝善这时最需要知道的是阿麻母亲的下落，但无论他如何启发，这些小乞丐就是回忆不起来阿麻曾经提到过其母亲的情况。
本来，调查也就结束了，陈芝善估计自己从此再也不会来跟小乞丐们开座谈会了。哪知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他没有带雨具，就只好再坐一会儿。一样坐着，陈芝善就跟小叫花们聊天了。话题自然还离不开死去的阿麻，这才知道，阿麻生前的水性是很好的。他曾为了获得10碗面条的钱钞，在去年12月的寒冷日子里，跳进河里，替一位不慎将手表掉落进桥下河里的小姐把手表捞起来。可以说，如果厦门市举行少年游泳比赛的话，有一个名次肯定是阿麻的。
小乞丐们说者无意，陈芝善听者却是一个激灵，暗忖阿麻这样好的水性，怎么会“失足溺水而死”呢？这个小乞丐的死，是否有什么问题呢？
陈芝善回到市公安局后，去了司法科，向一位熟识的侦查员老强说起了阿麻之死。老强其实也就比陈芝善大了四岁，但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了，是国民党福州市警察局的刑警。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后，老强被随之成立的福州市军管会领导点名抽调出来，让其参加打下厦门后的接管工作。这样，老强就参加了接管培训工作，成为接管厦门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1949年10月22日厦门市公安局成立后，老强被分配到市局司法科。该科在1952年改为侦讯科，1956年又扩编为刑事侦查科。尽管称谓不同，但老强干的始终是刑侦活儿，他是一名人民公安队伍中年轻的老刑警。
当下，老强听陈芝善说了阿麻之死的情况，也觉得这件事似乎不合逻辑。他便抄起电话接通了思明分局司法股，找到了那位出阿麻之死现场的警员林平望。林平望是一名留用人员，接到电话便有点紧张，张口结舌说不清楚，电话信号又不好，老强就说老林那请你过来一趟，我们当面谈谈吧。
林平望也是一个老刑警了，他的年龄、警龄都比老强大，但是，作为一名旧警察身份的留用人员，他自然有着一份自卑和小心，当老强问到阿麻之死时，他说话就不大利索了。于是，老强明白了，这人不是紧张，而是一种故意。好在老强也是旧刑警出身，知道怎样跟昔日的同僚沟通，一番工作做下来，林平望就说了实话：他当时去现场一看已经打捞起来的阿麻尸体，就觉得可能不是什么“失足溺水”，而多半是被人打昏或者打死后扔进河里的。
那么，你为什么要下“失足溺水死亡”的结论呢？
林平望苦笑道，派出所来的那两个同志都是南下同志，他们已经说是“失足溺水”了，我敢跟他们唱不同的调子吗？
原来如此！老林你别走，这事我得向局领导汇报，少不了还得麻烦你去当面说一下情况。
领导听取汇报后，对此很是重视，当即决定对小叫花阿麻死亡一事进行调查，如若确实属于他杀，那就马上立案侦查。
这样，就有了一个临时调查小组，组长自然是老强了，因为当时已经认定阿麻是陶铸函件中要寻找的那位丁清根的儿子，所以作为原始调查人的陈芝善理应也得参加调查。阿麻死在思明分局辖区，分局也得有人参加，电话打去，分局领导说那就让林平望参加调查吧。
三、
三人调查小组所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开棺验尸。
出乎意料之事，其实早在调查小组成立之前就已经发生了：阿麻的尸体下葬在湖里山那边的一处解放前留下来的专门掩埋无主尸体或者家贫没有墓地的死者的一个乱坟岗子上。当老强三人和一名法医在市政府民政科前几天临时雇用相帮掩埋阿麻的那两个社会闲汉的引领下赶去时，原先掩埋那口棺材的位置已经成了一个空坑，棺材不翼而飞。看旁边的那些挖出来的浮土的色泽，这不是当天所为，也不是昨天挖出来的，很有可能是下葬当天晚上就已经被挖了。
这样，问题就来了：一个下葬时连衣服也没有换上仅用白布裹了裹的小乞丐的棺材，难道也有被盗墓的价值？
老强于是就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那两个受雇的闲汉（他们再次受雇的工作是：挖出那口棺材让法医验尸后重新埋葬），意思尽在不言中：你们是干这一行的，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闲汉知道，说肯定是碰上了专门盗挖棺材的那帮家伙，这些人跟不法棺材商互相勾结，打听得有人来买棺材后就暗暗留意埋葬在何处，在下葬的当晚就下手盗掘。一般老百姓死后通常没有什么值钱的陪葬物的，挖出棺材后无物可捞，最值钱的倒是那口棺材，于是就把棺材盗走，廉价卖给棺材商，棺材商对棺材稍作处理后又作为新棺材出售。通常，像这种乱坟岗子是无人光顾的，因为棺材质量实在太差了，辛辛苦苦挖出一口来运到棺材商那里卖不了几个钱。但是，这种人是以此谋生的，所以，当一段时间没有值钱的棺材可供盗挖时，他们闲着也是闲着，就有可能想到乱坟岗子来弄活儿了。
虽然这也是一种刑事犯罪行为，但调查组三人对此没有兴趣，他们此刻关心的是：棺材给盗走了，那么尸体弄到哪里去了？
两个闲汉凑在一起悄悄议了议，四处稍稍转了转，最后返回原地，指着那个土坑说，多半就在这下面埋着！
老强说就辛苦你们挖挖看吧，小心点，别损坏了尸体，我们要化验的。
一挖，阿麻的尸体果然就在土坑里，而且埋得很浅。
法医就在现场进行了鉴定，尽管尸体已经出现了腐烂，但还是很快就发现了他杀的证据：阿麻的喉骨已经被掐断了，再看肺部，并未发现溺水迹象。法医又提取了胃里的食物，带回去进行化验鉴别，最后得出了阿麻是在进食后两小时内被害的结论。
于是，阿麻的死因就清楚了：他是被人掐死后扔进河里的。
厦门市公安局领导听取验尸情况汇报后，决定对此立案侦查。这样，原先的这支三人调查小组就变成了专案侦查组，还是由老强负责。
三个侦查员中，只有老强以前在国民党福州市警察局干刑警时参加过命案侦查，所以陈芝善和林平望说往下应该怎么做就听你老强的了，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老强说还有怎么做的，遇上命案就是一个字：快！最好是二十四小时内沾手，七十二小时内解决。可是我们眼下遇到的这个案子，死者遇害至少已经有五六天时间了，已经错过了最佳侦查时间，那就只有撞运气了。若是在解放前，刑警通常先要去菩萨座前烧上一炷香，磕上几个头，有的甚至还要求一支签子来看看神明指示。但现在解放了，这都是迷信，所以我们还是省了这些程序，实打实办吧。闲话少说，先坐下来分析一下必须弄清楚什么问题。
三人议了议，认为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凶手为何要杀害阿麻？按说，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小叫花，穷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对于他人既没有什么利益吸引力，也没有什么势力威胁，是不应当惹上杀身之祸的，但是，事实表明他已经被害了，所以“利害”关系看来是存在的。而如何查明阿麻跟他人有什么利害关系，那就得通过向平时跟其有密切接触的那些乞丐小伙伴去了解了。
找那些小乞丐了解？这方面陈芝善手里已经有一份名单了，他说了说，老强认为先得拟一个调查提纲。刑事侦查其实是有一些不变的规律的，比如眼下这个案子，调查的问题通常就是两大块：死者生前是否有什么跟以往有异的行为、言语？生前七十二小时跟什么人有过接触？
林平望以前当国民党刑警时经常跟江湖人士打交道，其中也包括乞丐，他说往下的调查需要细致，不能采用座谈会的方式，而适宜找那帮小乞丐个别谈话。当然，谈话就占用了他们的时间，影响了人家要饭，所以应当给予适当补贴。老强说这是应该的，没有问题，我可以向局里申请办案经费。事情有点急，我先自己掏些钱出来垫上，我们分头去找人了解情况。要跟每个谈话对象反复强调一点：必须绝对注意保密，严格做到守口如瓶，否则我担心会再有小叫花被害！
三个侦查员于是便分头去找和陈芝善打过交道的那几个小乞丐谈话，因为小叫花过于显眼，所以谈话的地点还是需要挑选一下的，不能引起外界注意。好在谈话时间都不长，半天下来，也就进行得差不多了。
这项工作进行得还是有成效的，三人获得了以下情况：
乞丐甲反映：阿麻被害前显得比以往兴奋，头天夜里很晚了还翻来覆去地没有入睡。他挨着阿麻睡，好几次被阿麻的翻身弄醒了，这种情况以往没有碰到过。
乞丐乙也有这种感觉，他说那天晚上阿麻是后半夜才入睡的，睡着睡着估计做梦了，说着梦话，嘟哝些什么因为他当时睡得迷糊已经记不得了，反正那语气是非常高兴的。
乞丐丙比阿麻小两岁，六岁就要饭的阿麻知道年幼叫花的苦难，所以平时对他照顾有加，有时天气不好他要不到吃的，阿麻就把自己要到的吃食省些给他吃。因此，乞丐丙跟阿麻走得很近，阿麻跟他说话也多些，平日里两人以兄弟相称。他记得阿麻失踪前（也就是被害前，阿麻的尸体是失踪两天后才被发现的）的那天傍晚，两人从城隍庙那里要了饭回来时，阿麻看他穿的鞋连底都已经磨穿了，就说过半天哥哥有了钱，给你买一双新鞋穿。乞丐丙问阿麻从哪里弄得到钱，阿麻神秘一笑后没有回答。
乞丐丁是这个乞丐帮伙的老大，他是这帮小叫花里年岁最大的，比阿麻还大一岁，他跟阿麻一起待的时间最长，已经整整六年了，其关系跟阿麻与丙正好倒置，阿麻感恩于他最初对其的照顾，所以称他为“哥”。据他说，阿麻在失踪前的那天下午曾经一脸喜色地对他说，哥，我今年的运气不错，大概要发一笔财了。
那么，阿麻在失踪前也就是死前七十二小时里除跟这帮乞丐伙伴接触外还跟其他什么人接触过呢？这个，小乞丐们就无法说得准确翔实了，因为那时正好有台风来袭的预告消息，根据他们的惯例，刮台风时要饭的收获是跟平时大打折扣的，为了不至于在台风期间饿肚子，就得在台风来临之前抓紧时间多要些生熟吃食（当然最好是钱）储存着，届时待在破庙里避风时弄点木柴烧着充饥。为尽可能多要到些东西，他们通常采取分散行动的方式。所以，那两天他们基本上都是各归各行动的，这样也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阿麻除了跟他们接触之外，另外还跟其他什么人有过接触。
这样，专案组想制作一份阿麻被害前七十二小时的活动情况表的打算就无法落实了。
三个侦查员这天晚上商量得很晚，半夜时分吃夜宵时作出了一个决定：扩大调查范围，找其他乞丐了解阿麻生前七十二小时的活动情况。
当时，在厦门市区活动的乞丐不少，其中一部分都是少年乞丐，有的已经形成了帮伙。这方面的情况，解放前在当地干刑警的林平望比较熟悉，说只要找到帮伙头目，这种事情就好办。陈芝善说要么还是请阿麻生前那帮小伙伴给介绍几位试试。老强说行，于是就找到了一个也在思明区一带行乞的绰号叫“大头”的少年乞丐。
没想到，这“大头”竟然是认识林平望的，这使林平望感到奇怪。“大头”说，解放前他在街头行乞时，经常看到林平望穿着黑色警服出警，好几次驱赶乞丐时还被林平望手里那虚舞着的警棍在头顶上划过。林平望笑言，那说来咱们还是熟人哩，现在跟你谈点公事那就好说了。怎么样，咱们先买点吃食，再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去聊聊？“大头”说那当然好，我今天还没要到什么东西，正饿得慌呢。
一行四人便去了太古码头的一个偏僻角落，“大头”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听侦查员交待要做的事情。待到听罢，点着那颗硕大的脑袋道：“没有问题！这事儿包在我‘大头’身上，你们说个地点，天黑时分我去见你们交差。”他是一个大约有十四五名小乞丐的帮伙的头目，所以敢这样大包大揽。
老强说“大头”这事你得保密，至于耗费了你的时间，那我们是知道的，回头我们会支付给你适当报酬的。说着，他拿出了一些零钱递给对方，说这点钱先拿着，让你那班伙伴吃顿饱饭。
“大头”是一个非常机灵的少年，数年后参加了解放军，被选中当了侦察兵，参加过对金门岛的渡海侦察。他并不认识阿麻，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替专案组打听消息。当下，“大头”就去召集他那帮小乞丐，一说前几天死在河里的那个阿麻，自然是人人皆知，但却没有人跟阿麻直接打过交道，不过他们都是“虾有虾路，蟹有蟹路”，散开去四处奔波，自会找到阿麻的线索的。
天黑时分，侦查员去了约定的地点，“大头”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了。此行非虚，“大头”向侦查员提供了一个情况：听说阿麻以前管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女乞丐叫“姐姐”，现在那个“姐姐”已经不当叫花子了，在阿麻出事的当天或者上一天，有人看见过阿麻跟那个“姐姐”在太古码头的一堆木头上坐着说话。
老强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为了查清那个“姐姐”的背景，他和陈芝善、林平望马上去了阿麻生前那个帮伙的小乞丐住宿的破庙，在戏台角落里找到了正在闲嗑牙瞎聊天的那几个小叫花。一问阿麻的那个“姐姐”，他们人人认识，因为她以前就是他们这个帮伙的，而且还是一个元老级的人物。
老大乞丐丁向侦查员介绍了被阿麻唤做“姐姐”的女孩：她姓刀，姓名不详，大家都唤她“刀刀”，跟丁同岁。丁是七岁父母双亡成为孤儿后沦落为小乞丐的，他被这个少年乞丐帮收留的时候，刀刀已经是这个帮伙的一个成员了。所以，若论资历，刀刀应该是他的师姐。女孩子比男孩子懂事得早，这在乞丐帮伙中更为明显。跟丁同样年岁的刀刀，就比丁显得成熟，在跟她同岁的丁面前始终以姐姐角色出现。所以，当后来比她小一岁的阿麻来时，她就理所当然更是姐姐了。当时只有六岁的阿麻就管刀刀叫“姐姐”，至死没有改过口。
刀刀生性慈善，虽然自己也是小乞丐，同样受着一份苦难，但对于阿麻却是特别关心，常常把要得的吃食省下来给阿麻吃，自己一次次饿得直吐酸水，半夜起来往肚子里灌凉水。阿麻初时不懂事，对于这位姐姐对自己的关心受之泰然，后来渐渐大了，就非常珍惜跟刀刀的这份友情，常常替刀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一次，跟刀刀一起搭伴去一户办寿宴的富豪家要饭，遭到人家放狗驱赶，已经逃脱了的阿麻发现刀刀在后面被恶狗缠住了，返身用手中的竹棒抵挡恶犬掩护刀刀脱身，为此他自己小腿上被狗咬下了一块皮肉。上周发现阿麻尸体时，乞丐丁和众小乞丐去查看，小腿上的伤痕就是辨认死者身份的一个依据，这在公安局的鉴定报告里也是有记载的。
那么，刀刀后来怎么离开你们了呢？
乞丐丁说，刀刀跟他一样，也是从小父母双亡，但她还有一个单身汉舅舅，是在太古码头扛大包的，当时就收留了刀刀。这个舅舅把刀刀从三岁带到六岁时，为一位受工头欺负的工友打抱不平，跟工头和其帮凶交上了手。刀刀的舅舅是练咏春拳的，而且习练到了一定的水准，当下以一对三竟然还能从容克敌，徒手把工头打死，还伤了两个帮凶。但闯下了这样一个泼天大祸显然是无法在厦门市待下去了，连家也没来得及回，立马逃离厦门市。舅舅亡命江湖后，刀刀就沦为乞丐了。这是乞丐丁他们后来见到刀刀的舅舅听他说的。
时间一晃八年，今年端午节后，刀刀的舅舅忽然出现在厦门市街头，四处奔波寻找沦为乞丐的外甥女。两天后，他终于找到了刀刀，把小姑娘带走了。次日，刀刀兴冲冲地带着舅舅来破庙看这帮一起要饭数年的同伙，原来舅舅是来请他们吃饭的。这位咏春拳师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把众小乞丐当做大人一样的朋友，请他们喝酒，还对他们说了自己的情况：当年打死工头后，他逃到了马尾，还是在码头上扛大包。三年后，娶了一位工友的女儿为妻，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四岁的男孩。他曾经请朋友到厦门市打听过刀刀，得到的信息是小姑娘已经失踪了，多半是死了。他很想自己亲自来一趟厦门市寻找刀刀，但由于担心遭到国民党警察局的捕拿，所以未敢轻举妄动。去年福州、马尾解放后，他就想返回厦门市，但当时因为他是被接管码头的军代表作为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挑选出来协助搞工作的，所以一直无法脱身，直到最近事情告一段落了，这才决定举家迁来厦门市。马尾方面的军代表为此特地给他出具了一纸证明，除了对他的积极表现予以肯定并表扬外，还向厦门市这边的港口军代表专门作了推荐。这样，他一回到厦门市，就在太古码头的军代表的关心下找到了工作，还收回了当年被码头恶霸霸占的三间草房。安下家后，他就开始四处奔波寻找外甥女，终于找到了刀刀。
刀刀从此就跟舅舅一起生活了，当时舅母也有了一份工作，家境有了很大改观。刀刀自己脱离了苦海，但还是惦念着跟她一起要过饭的那些小伙伴，特别是阿麻。她经常跟阿麻见面，把自己省下的零花钱送给阿麻，还给阿麻做过一双布鞋。阿麻也很是惦记着刀刀，时不时跟其他小乞丐说起。
不过，对于侦查员所关心的阿麻失踪前是否跟刀刀见过面一节，乞丐丁却不知道，问其他小乞丐，也都说不清楚。
这样，就只好去太古码头那边打听刀刀那位舅舅的住所了，只要找到了住所，也就找到了那个刀刀小姑娘。
四、
侦查员去了太古码头，找到码头军代表一打听，得知确实有一位最近从马尾那边过来的工人积极分子，现在是码头工会委员，这人名叫纪得高。
这样，老强三人就去拜访了纪得高，当然是为了跟那个刀刀小姑娘谈话。但是，不巧的是，刀刀不在。刀刀这年虽然已经十四岁了，舅舅还是替她在附近的一所公立小学报上了名，准备让她入学去读一年级，这种情形如今六十岁以上的人如果回忆一下，童年时都是看到过这样的个头甚至已经比老师高了的小学生的。而那时还在暑假期间，刀刀跟着舅母带着表弟一起去马尾走亲戚了。
走亲戚了？几时离开厦门的？
纪得高屈指算了一下，说了一个日期。侦查员一算，正是阿麻失踪那天下午台风袭来前走的。
那么刀刀几时回厦门呢？
纪得高说大概这两三天里总要回来的吧，快开学了，她还得上学。再说她舅母工作的厂子停工之后也快复工了。
三位侦查员返回市局后，商量下来，寻思只好耐心等候刀刀返回厦门市了。
次日下午，刀刀就回来了。老强、陈芝善接到太古码头军代表的电话赶到纪得高家时，小姑娘正哭得稀里哗啦。原来，刀刀从马尾返回厦门市后，立刻去破庙看望那些小伙伴，要把带回来的一些吃食给他们品尝，当然也惦念着被她视为弟弟一般的阿麻。到了那里跟两个正好在破庙待着的小乞丐见过面后，方才知道阿麻就在她那天离开厦门市时失踪了，两天后才发现了他的尸体。刀刀当下大悲，一路哭着回家。
侦查员向刀刀亮明了自己的公安人员身份，对她说，我们对于阿麻的死因有怀疑，正在进行调查。听说阿麻出事前的那天上午曾跟你见过面，你们两个情同姐弟，不知当时他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刀刀告诉侦查员，她在离开厦门市去马尾前的那天上午，阿麻曾到她家来了一趟，这还是上次她的舅舅请阿麻他们吃饭后阿麻第一次登门。阿麻当时一脸的喜色，兴冲冲地对刀刀说：姐姐，我要发财了！刀刀当时听了暗吃一惊，问是怎么回事。阿麻看了看正在里间哄孩子的刀刀舅母，似是要保密样的使了个眼色，示意刀刀跟他到外面去说。刀刀就跟阿麻出了门，去了码头围墙那里，在一堆木头上坐了下来，对阿麻说你别卖关子，快告诉姐姐遇上了什么好事儿。
阿麻告诉刀刀这样一桩事情：昨天中午，他转了两家小饭馆，靠着吃顾客剩下的残羹剩饭总算混饱了肚子，随后转到了思明西路那里。那边有一大块废墟，是年初一起大火造成的。阿麻前几天经过那里时，看见有黄鼠狼，心里就一直想着最好能逮上一只，尽管现在是夏天，那皮毛不值钱，但跟人家换一件旧衣服也是好的，眼看要入秋了，他的衣服还没有着落呢。阿麻在废墟里转了一会儿，觉得有点累了，就在一截断墙下坐下，不知不觉就打起了瞌睡。正迷糊着，忽然觉得附近似有动静，以为是黄鼠狼出洞了，遂不声不响地悄然伏下，朝有动静的那个方向盯着。他看见来了一个大人，一边走着，一边四下东张西望，那副样子有点鬼鬼祟祟。阿麻心生好奇，不知这人到这里来干什么，便保持姿势不动。只见那人来到离阿麻所待位置大约十米开外的一株烧得枯死了的大树前，嘴里自言自语道：这边只有这样一棵大树，那肯定就是这里了。然后，又是一阵四下张望，阿麻正猜测他想干什么时，忽见这人就地蹲下，从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悄悄塞进了离地面一尺许的那条树缝里。这人站起来后，四下看了看，朝来路方向离开了。
阿麻将这一幕看在眼里，心里好生奇怪，想了想，就决定去看看那人往树缝里塞了什么东西。他仔细察看过四下没有人影，就踅到树前，伸手往树缝里一摸，是一个小小的油纸包。阿麻最初的感觉里面装的是一沓钞票，心里一阵兴奋，哪知打开一看，里面却是一本小册子，翻了翻，上面印着字，但他没有读过书，一个也不认得。就在这时，阿麻忽然听见附近有脚步声传来，蓦地一惊，来不及想什么马上本能地拔腿就逃。阿麻逃出废墟后，方才发现那小册子还捏在他手里，想了想，就仍用油纸包好，心想别是什么传说中的藏宝图什么的，我先找个地方藏起来，回头拿给刀刀姐姐去看。这样，阿麻就把这个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油纸包藏于废墟附近的一处乱砖瓦堆里。
没有想到的是，当天晚上，他正在镇海路一带转悠着不时向路人伸手乞讨时，一个大人忽然从后面快步过来，一出手就揪住了他那细如芦柴秆样的胳膊，凶声恶气道：跟老子走！阿麻吓了一跳，因为他头脑里还保留着解放前国民党警察对待乞丐的那种印象，但转念马上想起此刻已是解放后了，共产党警察不抓叫花子的。转脸一看，那是一个背脊弯曲的驼汉，声音听上去似是很凶，但脸上却挂着和善的笑意。于是便问对方拉他干什么，是不是看小叫花可怜要赏顿饱饭。这本是小乞丐的那种职业性的调侃话语，没想到那驼汉点头说是的，正要请你小叫花吃顿饱饭，你跟我走吧，吃完饭后还有事情要麻烦你呢。这样，阿麻就跟着他走了一段路，去了路旁的一家用芦席搭建的小吃铺子，驼汉在棚子外面选了一副用木板搁置的简易座头，要了两样菜一壶酒和一盆馒头，招呼阿麻吃喝。
阿麻说酒不会喝，菜和馒头就不客气了，说着就大吃起来。那驼汉自己倒了一杯酒，慢慢地啜着。待阿麻风卷残云了一阵，说我问你件事，今天中午你去过思明西路那里的废墟没有。要说实话，说假话对你是没有好处的！阿麻吓了一跳，脱口而出说去过的。驼汉说那就行了，你把你拿去的那件东西交出来，就没你的事了。阿麻回过神来了，说没有拿过什么东西。对方说小叫花我警告你别说假话，我是看见你在那里转悠着的，也看见你拿了东西离开了，你是从东面那个豁口出去的，对不对？呵呵，都瞧在我眼里呢！行了，交出来，我们可以谈个价，就算是我从你小叫花手里买下的吧，你说说，想要多少钱？
阿麻暗忖那物件看来果真如我所猜想的，是一份藏宝图了。那怎么办？如果让我自己拿着去寻找，别说上哪里去找不知道，就是知道了只怕也没福分去拿，我连每顿的饭都是要分几次讨了才填饱肚子的，哪能真的去寻宝藏呢，只怕还没摸到那里就已经饿死了。他长到十二岁，有一半年头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对于人生最大的感受就是吃饭、穿衣，只要有饭吃、有衣服穿，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眼下撞着这样一个机会，既然自己不可能去找那宝藏，那就只有把那份藏宝图交出去，跟对方谈一个价钱算了。这样，阿麻就说那份图我倒是看到过的，但是不在我手里，让我想想在哪里大概还想得到的，只是你们说话要算数。
对方说那当然算数，小叫花你说吧，想要多少钱？阿麻想了想，说你们就给一百万元吧（旧版人民币，折合1955年以后发行的新版人民币100元）。那驼汉说没问题，明天晚上七点钟，我们在娘娘庙后门见面，我在“得财馆”请你小叫花，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记住了，这件事你一个知道就行了，若是向第二个人泄露，那我们就取消交易，而且肯定要你好看！听明白了吗？
阿麻说明白了，然后把对方的话复述了一遍。但据他对刀刀说，当时他就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这事告诉刀刀的。
当下，刀刀听阿麻如此这般说了一通，她毕竟也不过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对此也没有什么主见，听说可以拿到一百万元，当然为阿麻高兴。阿麻说姐姐我拿到钱后，就给你一半。刀刀说姐姐不要你的钱，因为我已经有了舅舅这个家了，舅舅会把我领养大的。这钱你自己好好留着，以后肯定是有用处的，要不你考虑用这钱做本钱，摆个摊头卖点什么吧？这事咱们回头再说吧。阿麻说想约刀刀姐当晚陪他一起去赴约，让她在近处悄悄守着。可是刀刀要去马尾，说去不成娘娘庙了。
刀刀跟阿麻见过面后，不到三个小时就跟着舅母离开厦门市了，所以不知阿麻后来这事到底办得怎么样了。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见面竟是她跟阿麻的永别。说到这里，刀刀又大哭起来。
侦查员暗自庆幸此次总算不虚此行，查摸到了上述情况，这无疑是有价值的线索。当然，还需要打听阿麻所见到过的跟那份“藏宝图”有关并且打过照面的那二位的外形等情况，一问，刀刀说阿麻除了把那个要买他“藏宝图”的大人称为“驼子”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说，而她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过接下来会发生这等大事，所以也就根本没有想着要问一下阿麻。这样，就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老强三人离开纪得高家后，去了公园的一处位于林荫下的露天茶座，选了个僻静角落，喝着茶悄声商议案情。从之前在那些小乞丐处获得的情况来判断，他们最后见到阿麻的时间是那天下午五点半左右，阿麻没有对伙伴们说他去哪里就悄然不见了。当时只知道因为大家说好分散行乞的，以为阿麻是去其他地方行乞了。现在结合刀刀的陈述情况来分析，阿麻是去赴驼子之约了。陈芝善说，这样看来，接下来应当是去“得财馆”调查了，看那里的老板、伙计是否还记得有一个驼子带着个小叫花来用餐，是否认识那个驼子。驼子和小乞丐相约出现在饭馆里用餐，那无疑是引人注目的，所以，只要他们确实出现过，那人家肯定是留下印象了的。老强点头，说去那里打听一下也好。
“得财馆”就在娘娘庙附近的一条巷子口，那是一家只有两小间门面的小饭馆，店堂里放上六七副座头就已经显得有点挤了。老板姓麦，是个餐饮行业掌柜中罕见的精瘦男子。喜欢文学曾经读过一些名著的陈芝善一眼看着以为这人可能是一位葛朗台式的人物，自己开着饭馆还舍不得多吃一口，弄得跟无常鬼似的。直到一年后领导派他去参加民警格斗培训班那位特邀教官出现在队列前时，他才不无惊奇地知道原来这位麦老板竟是南拳高手，他那精瘦是练武练的。此刻，精瘦的麦老板还没有跟公安打过什么交道，对于三位侦查员显得缺乏热情。听林平望说了来意，想了想，说这已经是十来天前的事情了，我这人记性差，头脑里没有留下过这样两个人光顾小店的印象。这样，你们稍等，我问问伙计看。于是就把里里外外几个伙计都叫来了，林平望又问了一遍，这些人个个摇头，说没有见过什么驼子和小叫花来吃饭的。
这个结果也是在老强意料之中的。他有一种直觉：这个案子查起来肯定困难重重。尽管“得财馆”是一个小饭馆，但是驼子和小叫花结伴来吃饭的话，那肯定还是很容易被人留意到的，那个驼子不可能忽视这点，因此，他不会真的把阿麻往“得财馆”里领。
那么应当去哪里查访呢？老强说刀刀听阿麻说过前一天傍晚那个驼子曾把他带到附近路旁的一家用芦席搭建的点心铺子吃过晚餐，我们就去那里打听一下吧。
老强的直觉还是准确的，人倒霉时喝口凉水也会塞牙：那个设在芦席棚子内的小吃铺子倒是很容易地就找到了，一脸和善的店主兼伙计（那是一对夫妇）在侦查员亮过证件示明身份后热情有加，可是一说来意，对方却是连连拱手表示抱歉！怎么呢？原来，他们夫妇是三天前从原店主手里盘下这家小吃铺子后开始经营的，之前他们跟铺子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根本说不上侦查员要了解的情况。
那么，原先的店主上哪里去了呢？
那店主是漳州人，把这小铺子盘给我后回漳州去了。
店主说着拿出了转让契约，甲乙双方都是文盲，也没有找人代书，就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两个芦席棚子，双方在一个上盖了个指印，下面写上日期，中间空白位置画上一个直线箭头，下方写了金额，表示已将盖有原店主指印的财产转让给现店主了，一份财产转让协议就签署了。上面没有写姓名，但店主知晓原店主名叫陈产根。
侦查员一边看着听着，一边心里已经沁出了凉意：仅仅知道姓名和回了老家漳州，那怎么找得到人呢？
以当时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想找到那个店主，无异于大海捞针了。专案组没有大海捞针的神通，于是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
线索断了，调查之路还得走下去。三人商量了一番，议出了一个新的主意：驼子那天跟阿麻相约当晚七点钟在“得财馆”会合，说的是请阿麻吃饭，现在向“得财馆”查下来并没有进去过，那么，是否可以据此推理吃饭是存在的。因为开棺解剖阿麻尸体时，法医确实从阿麻腹内发现了当时业已腐烂的食物残渣，由此认定死者是在进食后不超过两小时内被害的。而那顿饭是在哪里吃的呢？估计就在“得财馆”附近的某一处跟前一天去过的那个芦席棚子小吃铺子差不多的简陋吃食小摊。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小摊头上吃东西，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这样，希望之光又开始闪现了。老强说那我们就分头环绕着“得财馆”周围的那些小吃摊头、铺子一家家地查访吧。
五、
希望之光最终是被陈芝善给捕捉到的。这位青年民警在访查到第三家小吃摊时，被摊头上的海鲜馄饨的香味引诱得像是耐不住就要滴下口水了。那个中年女摊主刚刚送走几位结伴光顾的食客，一边麻利地收拾着用过的碗，一边笑吟吟地招呼陈芝善：“这位先生，来一碗海鲜馄饨吧？”
陈芝善于是就坐了下来。片刻，女摊主就把馄饨下好了，双手端着送了上来。见陈芝善脸上沁着汗，便给了他一把蒲扇。陈芝善一手拿勺子舀着馄饨，一手用扇子扇着馄饨碗里升腾的热气，开口向对方打听是否最近有一个驼背男子带着一个小叫花来她摊头上吃过东西。
女摊主用不解的眼光看着陈芝善：“先生问这干吗？”
陈芝善出示了证件：“我是公安局的，正在调查公事，需要打听这个情况。”
女摊主笑道：“同志，还真让你撞着了，我这里确实来过你所要打听的这样两个顾客呢。”
陈芝善一阵激动，馄饨也不吃了，把碗一推：“那是几时的事儿？”
女摊主想了一下，说那已经大约是十天前了吧，那是傍晚时分，我这里顾客还挺多的哩，那个驼子说不着急，等一会儿吧，但凳子都已经坐满了，他就坐在那边的一堆石头上，那个小叫花没有坐，在他跟前站着。他们大概等候了十分钟左右吧，才坐到了你旁边的那张桌子前。
“这个驼子你以前见到过吗？”“从来没有留心过，也不知道是否见到过。”“这么说，他是厦门市人？”“是的，说一口厦门市当地话。”
这时，有顾客来了，陈芝善就吃那碗已经涨糊了的馄饨。女摊主把那个顾客要的鱼凉粉送过去后，走过来悄声问：“同志，你要找这个驼子呢，还是那个小叫花？”
陈芝善用手指做了个驼背的姿势，那女摊主就明白了，微笑道：“那好办啊，我记得当时有人跟他打过招呼的。”
陈芝善这一喜非同小可：“谁？”
但女摊主一时却说不上来了，因为当时来摊头上吃的有几位是见惯了的熟脸孔，这种长期回头客当然是不能怠慢的，所以她正忙得不可开交。不过她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得当时有人跟那个驼子打过招呼的，两人好像还交谈了几句。陈芝善便满怀希望地请女摊主尽力回想，但她怎么也想不起究竟是哪位回头客的声音了。
陈芝善也就不走了，待在那里抽着烟，要了两个凉菜和一瓶二两装烧酒，慢慢地喝着等候着。可是，一直消磨到午夜过后结束营业时，女摊主也没有回忆起来。倒是老强、林平望放心不下，骑着自行车寻找过来了。两人也各自跑了若干家摊头，自然一无所获，听说这里有希望之光闪现，自是一个激灵。但人家怎么也想不起来，于是只好先表示感谢，然后拜托回家再回想，明天上午他们再登门拜访。
这一夜，老强三人当然睡不着了，时间晚了，也就不回住处了，就在市局的会议室对付着。那女摊主却休息得很好，因为她在回家的路上就忽然回想起那个跟驼子说话的人了。所以，当次日上午三个侦查员登门拜访时，她精神十足，说话中气充沛，告诉侦查员那个跟驼子说话的老顾客叫“阿发”，听说是个专门介绍桐油、麻料、石灰等修船材料生意的掮客。
哦！这个阿发住哪里？
这我可说不上来了，不过不要紧，他基本上是天天要到我摊头上来转一转的，不是中午就是晚上，要两个凉菜一样小吃一小瓶烧酒，常常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老强说那就行了，回头我们也来你摊头上喝酒，最好能见着阿发。
侦查员的运气还算是不错的，中午他们到那个摊头上时，那位阿发已经坐在那里喝酒了。老强三人向冲他们使眼色的女摊主暗暗示意暂不答理，也坐下要了酒菜。那个阿发确实很有耐性，也很有时间，一顿午餐消耗了两个钟头。他结了账离开时，侦查员就跟了上去，一直跟到他家，这才亮明身份进行调查。
于是，终于查摸到了那个驼子：这人名叫莫鑫，在思明南路经营着一家香烛批发店铺。其他情况，阿发说他就不清楚了，因为他跟莫鑫并不是什么朋友，而是在生意场上见过面，互相一说住得不远，所以就算是熟人了。
既然找到莫鑫了，侦查员就还得顺便问一下那天在小吃摊头上是否见到有一个小叫花跟莫鑫在一起。阿发说是的，他看到莫鑫点了些吃食款待那小叫花，莫鑫还对阿发解释说那是他过去的一个老伙计的儿子，老伙计生病死了，妻子改嫁，儿子只好讨饭，他看着可怜，每次遇见总要花钱让这孩子吃一顿饱饭。
侦查员很快就查摸到了那家香烛批发铺子的位置，亲眼看见驼背的莫鑫坐在店堂里把算盘打得噼啪响。从这时起，莫鑫就被悄然监控了。
当天午夜过后，莫鑫被专案组秘密拘捕。
老强让林平望和协助参加行动的四名警察中的两位一起把莫鑫先押往市局，自己和陈芝善连同留下的两名警察一起对香烛批发铺子进行了搜查，但没有发现什么违禁和可疑物品。这使侦查员感到失望，老强说如此只有通过讯问从人犯嘴里获得情况了。于是，立马去市局讯问被捕者。
专案组三人中，老强和林平望都是老刑警，之前不知讯问过多少名嫌疑人了，而陈芝善虽然是解放后才参加公安工作的，但实践机会多，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原以为对付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香烛铺子老板自是不在话下，上去一照面拍几下桌子秋风黑脸地来一阵猛轰就可以得到口供了。哪知，这个莫鑫却是一块牛皮糖，任凭你如何狂轰猛炸也不见有什么效果，他的武器库里用于对付侦查员的武器只有一种——沉默。不管三个侦查员轮流开腔讯问什么，他一概不回答，连问自己叫什么名字也不吭声。
万事不开口，神仙难下手。遇到这种牛皮糖，是办案人员最头痛的事情。三个侦查员一直跟莫鑫磨到天明，只好暂时休战，把莫鑫押送看守所关押起来。莫鑫进去后倒是可以躺下休息了，老强三人却还不能睡觉，他们得商议如何进行下一步工作，拿下了人犯没有口供，那不是等于没有拿下吗？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比不拿下还不好——如果莫鑫是团伙作案，那等于是给他的同伙报了信。
接下来应该怎样做？三人议了一阵，决定去莫鑫的香烛铺子向其伙计和家属了解情况，主要是查摸他跟阿麻被害一案的关系，他究竟是凶手呢，还是仅仅参与了该案而凶手另有其人。以阿麻命案作为突破口，然后再追查刀刀所说的阿麻告诉她的“藏宝图”是怎么回事。
莫鑫的香烛批发店铺不大，只有一个半门面，但由于有库房以及住家，所以有很大的进深。昨晚行动后，根据预先安排，派出所已经安排居民委员会干部来香烛铺子值班，规定不论伙计还是家属，没有必须外出的事情一律不得外出，必须外出的要向在场的居委会干部讲清楚去向和外出所需时间。为尽可能防止惊动莫鑫可能存在的同伙，店铺今天照常营业。老强三人穿着便衣登门时，两个伙计正在店堂里平静地整理着货物，居委会的那个大嫂像邻居串门样的坐在门口的一个竹椅子上织毛衣。后面，莫鑫的老婆、女儿和岳母正坐在客堂前的天井里做针线活，悄声说着话。
那时搞调查并没有什么“讯问必须两人以上进行”的规定，侦查员分别跟被调查对象谈话。陈芝善找的是伙计，是两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问了问籍贯，是从莫鑫的老家福建省平潭县过来的，已经来厦门市这边三年多了。由于两人在厦门市没有家，就住在莫鑫的店铺库房里，三顿饭则是与莫鑫一家一起吃的。陈芝善先打听了莫鑫平时的情况：是否经常在店铺里主持业务？每天是否外出？是否有人来拜访他？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平时是否跟外界有通信来往？等等。两个伙计都一一作了回答，陈芝善听下来没有发现有什么异样迹象，觉得莫鑫的行为还是符合一个生意人的正常情况的。
然后，就把话题切入到实质性内容了：你们这位莫老板在最近这次刮台风的前一天晚上，是否在家里待着？
两个伙计想了想，说他们记得老板那天晚上是在家里过夜的。
陈芝善强调：我所说的“晚上”，是指从黄昏时分即大约六点半开始的。六点半以后，你们老板没有出去过吗？
这个？让我想想……一个伙计回忆了一下，用不大肯定的语气说，老板那天傍晚好像出去过的。
陈芝善觉得这种说法不靠谱，目光瞅定另一个伙计：“你也想想。”
另一个伙计的说法是肯定的，不过有些出乎陈芝善的意料：老板那天傍晚出去了的，大约在八点钟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叫花，老板给了他两件旧衣服——那是老板数年前患病死去的儿子遗留下来的。之后，老板就没有出去过。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这天半夜过后台风就吹过来了，按照以往来台风时的规矩，为防止随风袭来的暴雨导致马路积水漫进店堂，每当来台风时，他们就睡在店堂靠近门口的地板上，只要有水漫进来，他们就醒了。而这个连店带家的处所总共只有一个进出通道，老板若是出去，那就得把他们唤醒后开门。
这么一说，先前那个伙计也回过神来了，说对的，是这样一回事。
陈芝善稍稍一怔之后，发问：“看清了吗？那个小叫花是男是女？看上去多大年龄？”
“男的，看上去十一二岁的样子。”
“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伙计说：“听老板称他‘阿麻’。”
陈芝善这下暗自吃惊了：这样看来，难道阿麻不是莫鑫杀害的？
与此同时，老强和林平望也在分别跟莫鑫的家属谈话。据她们说，莫鑫那天晚上出去过的，但天黑后不久就回来了，之后就没有离开过家。她们也说到了出去的话需要从店堂那里走，那两个伙计那天晚上按惯例是睡在店堂里的，如果莫鑫回来后又出去，那肯定是惊动了伙计的，让警察去问问伙计就清楚了。
侦查员结束调查返回市局后，马上进行讨论分析。陈芝善说了调查情况，三人分析说看来伙计说的是真实情况，莫鑫那天回来后确实没有出去过。但是，这并不能表明莫鑫由此可以从这起命案中排除出去。老强说，因为有了把阿麻带回家送给他两件旧衣服之事，我倒更加相信这个家伙肯定跟那命案有关系——此举完全是多余的，他之前是去跟阿麻见面、吃饭的，要送衣服早就一并带去了。这是一种故意制造的表象，他是想以此证明他跟之后的阿麻之死没有关系。
林平望点头赞同，说可能这是因为莫鑫意外遇到了那个熟人阿发，担心阿麻死后公安局如果认为是被害，那追查起来可能会牵连到那顿饭上，所以就临时决定以此掩饰。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陈芝善、林平望主张再去看守所提审莫鑫，好歹也要使他开口交代。老强思忖了一阵，说这是我们的主观愿望，如果他还是像凌晨那样来一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呢？我们又怎么奈何得了他呢？
那怎么办呢？
这时已是中午时分，老强从昨天早上起来到现在已经三十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困倦得哈欠连连，说太困了，先睡一觉再说吧。反正再怎么着也得把这个驼子拿下来。
六、
再说驼子莫鑫，他倒不像三个侦查员那样忙碌。他在经过半夜讯问后，于上午七点被送进了市公安局看守所。看守所已经开过早饭了，伙房里没剩下什么残羹冷饭，但看守员还是去外面买了两个烧饼给他。他还倒真是有点饿了，狼吞虎咽解决掉后，倒头便睡。
莫鑫被关押的是一个临时监房，很小，只关了他一个人犯。没有人打扰他，他这一觉一直睡到下午一点多才醒。睁眼一看，劳役犯已经把午饭送来了，没有喊醒他，放在木栅栏牢门口。莫鑫这会儿倒没有胃口了，吃了几口觉得味同嚼蜡，便搁在了一边。
这时，一个看守员经过监房门口，莫鑫唤住他，说自己是今天早上给抓进来的，家里人到现在还没有给他送进生活用品来，不知是否可以请看守所方面替他往他家隔壁的那个私人牙科诊所打个电话，请牙科医生叫他铺子里的人把东西送进来。看守员说这事得请示所长以后才能决定，不过你可以把电话号码告诉我，如果所长说可以，那就给你打。
不知是看守所长同意打了电话，还是家属正好送物品进来了，反正莫鑫等到下午四点钟时，那个看守员真的把一些生活用品送进来了。莫鑫谢过看守员，一个人正埋头整理这些物品时，那个看守员又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公安战士（当时的公安部队战士，在看守所承担警戒使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后来的武警），隔着大栅栏牢门叫着莫鑫的名字让他出来。莫鑫一怔，问这是干什么。看守员说给你换个监房，你现在待的这个监房是临时监房，专门用于刚拘捕的人犯接受讯问时等候用的，你上午关进来时承办员说今天还得讯问，但现在打电话来说暂时不提审你了，那就得把你押到里面的监房去了。暂时不提审你，并不等于你没有什么事，没有事还不得立马就把你给释放了，还得向你道歉哩。所以，你去里面监房后，头几天先写一份自传，把你从七岁开始到现在的全部经历都详细地写出来，写得越详细越好，配合政府弄清楚你的问题。给你纸笔，注意只能你使用，别给别人乱涂乱写。
莫鑫这才知道原来这个监房位于看守所的外院，并非正式的牢房。于是，他就把已经放好了的东西都拿上后，出了监房，被看守员和那个战士押送去了里面的那个大院子。那才是正式的牢房，莫鑫被关进了14号监房。
14号监房是一个大牢房，三十来平方米，关押着18名犯人，也算是很有些挤了。解放初期，公安的一切正一步步纳入正规，像整顿看守所这样的内容属于能够顺利推行的，所以各地都做得到位，当时全国的看守所基本上都已经消除了旧社会留下来的牢头狱霸现象。所以，莫鑫进了14号监房后倒也没有受到老犯人的欺负，反而看他已经年届五旬，还是个罗锅，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通风的位置。
当时，厦门市的看守所还沿习着旧时的规矩，允许在押人犯家属在送生活用品时适当捎带一些食品。莫鑫的家属送来的物品中就有饼干、橘红糕各一斤，他就拿出来请众人犯品尝。坐在门口的那个一脸络腮胡子估计不是海盗就是土匪的大汉看了看，说晚上吃吧，正好欢送“红米箩”。
“红米箩”是一个17岁的小个子，据说是乞丐出身，后来被一个估计是到厦门市地面来避追捕风头的扒手老头看中，传授了一些扒窃技艺。从此，他就改行做起了职业扒手。但是，那个老扒手传授的不过是一些扒窃本领中的皮毛，他又缺乏这方面的天赋，所以经常失风。因为财物金额不大，通常也就打一顿了结，人家也懒得往警察局送。这样，混了两三年就到了1949年8月，福州已经解放，驻守厦门市的“国军”奉命备战坚守，有钱人纷纷逃离，没钱人也不敢轻易上街，市面一片萧条，这就断了“红米箩”的生计。人活着，饭总是要吃的，“红米箩”看看势头不对，便爬上了一条运输船，去了福州。
到了福州，面对着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这片新世界，“红米箩”真是大开眼界。他对解放军很感兴趣，便前往投军。但当时解放军已经今非昔比了，兵源充足，像“红米箩”这样的芦柴秆样的主儿，人家已经看不上眼了，所以，他尽管盯定了一支部队从福州一直跟到漳州，吃了人家若干军粮，但就是不能入伍。部队到了漳州后，开始训练，准备进攻厦门市了。“红米箩”所跟的那个连队从连长指导员一直到炊事员全连上上下下都已经知道这小子是厦门市人，叫花子出身。这会儿正好发挥他的作用了，请他把厦门市的大街小巷诸般地形情况详详细细反复讲了多遍，使每个班每个战士心里都有了个数。“红米箩”革命积极性甚高，趁热打铁提出要给部队带路，被谢绝了。但是，他的这点作用在厦门市解放后得到了肯定，所以人民政府就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在一家接管下来的工厂当了一名徒工。
“红米箩”在厦门市地面上既然混了这些年头，江湖上当然有若干朋友，尽管他打定主意脱胎换骨一心要做回头浪子，但有时也难免被人家硬拉着去饭馆喝两杯酒，街头打架斗殴时也在旁边吆喝一嗓子助助威。这样，他就在派出所民警脑子里留下了一个“劣性不改”的印象。半个多月前，厦门市一家商行仓库发生了盗窃案件，辖区派出所经过调查，抓获了作案人。随即是扩大战果，想挖一个犯罪团伙出来进行打击。这样，跟案犯经常吃吃喝喝的“红米箩”就被列入了团伙名单，把他抓了进来。
“红米箩”进了看守所后就大呼“冤枉”，而承办员因为忙着办理另一起更重要的案件去了，当时也没有什么法定的“审理期限”，就把他扔在一边不理不睬，一关就是半年。一周前，“红米箩”的运气来了，那天，来了一个领导视察看守所，事先所有人犯都受到了所方的警告式的提醒，让他们届时老老实实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得发出声音，做出一副反省罪行的模样。“红米箩”寻思自己没有罪行，无须反省，于是就在看守所所长陪同领导经过监房时，冷不防一嗓子“冤枉”就吼了出来。那位领导马上驻步，查问是怎么回事，听“红米箩”一说情况，当时没有吭声，背着手就离开了。但是，仅仅过了四个小时，就有新的承办员来提审“红米箩”了。
提审过后，就没了消息。“红米箩”正纳闷间，这天看守所所长忽然找他谈话了，说你小子运气好，领导点名让调查你的案子，经过内查外调，已经确认你确实没有参与那起盗窃案，现在决定把你释放，你还是回你那工厂当你的工人吧。换在别人，可能感激涕零了，可是，“红米箩”是见过世面的，他马上说既然是你们冤枉我了，既然是用车把我从厂子里的工作岗位上拉到这边来，就还得用车把我从这里送回厂子车间，把我没有参与犯罪的话当着大伙儿的面说一遍，否则，我就待在看守所不出去了。如果你们硬把我撵出去，我就在看守所门口待着不走了，我是叫花子出身，这种生活也是过惯了的，无所谓。
“红米箩”无所谓，公安方面却是有讲究的，这是抓错了人的纠错案子，还是领导点名让调查的，煮成了夹生饭，怎么向上面交待？再说，“红米箩”的要求并不过分，这其实就是后来的“当众平反”，他没有要求“国家赔偿”，已经算是客气的了。这样，看守所所长只好答应跟公安局联系，打过电话后给了一个答复：明天上午用汽车把你送回工厂。
“红米箩”回到监房一说，其他人犯个个羡慕，纷纷表示祝贺。“红米箩”人小主意大，顿时来劲，叫来了一个看守员，说他进来时有些钱钞被搜出后寄存在看守所，半年里花掉了一些，现在要出去了，请把这些钱替我买些食品，今晚我要请客。看守所替在押人犯购买东西是有规定的，通常一月一次，称为“开大账”，现在不是开大账的时候，但“红米箩”的情况有点特殊，这小子此刻又处在上风头，看守员也不想惹他，于是也就答应了。
这样，就有了一个当晚在监房里举行欢送“红米箩”的活动，其他人犯正闷得发慌，自是兴奋。这当儿又添了一个驼子新人犯，贡献出两斤点心来，那更是锦上添花了。
莫鑫听说了“红米箩”的事情后，马上显出了特别的兴趣。正好他的位置紧挨着“红米箩”，接下来的那段时间，他跟“红米箩”就大套近乎。“红米箩”听说莫鑫是一个老板，就乐了，问怎么像你这样一个罗锅老板也折进局子里来了，你这副模样又能干得了什么？哦，大概是不法奸商吧？莫鑫说他是被莫名其妙抓进来的，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红米箩”便判断说你的情况可能跟我一样，也是被胡乱牵连上了，那看来迟早也得把你放出去。两人如此谈着，竟谈得很是投机。直到晚上举行过茶话会式的欢送活动看守员吹过就寝哨子躺下后，两人还在悄声嘀咕着。
第二天上午，看守所开过早饭后，“红米箩”就被释放了。其他人犯不管犯的事情是大是小，后果如何，看着“红米箩”一脸得意地离开，触景生情，心里自然不是滋味，个个神情沮丧，只有莫鑫例外，他给人的感觉是透出了一份如释重负样的轻松。然后，莫鑫就开始写他的自传了。
但是仅仅只过了几个小时，莫鑫就轻松不起来了——
下午四点钟，一个看守员来到监房门前，一边用钥匙打开木栅栏牢门上的大铁锁，一边叫着莫鑫的名字。
莫鑫一脸的惊奇，暗忖不是说暂不提审了吗，怎么话说了一天还没到就变卦了。但他心里已经有了底，所以并不慌张，神色镇定地出了监房门，被看守员押着去了外面院子里的提审室。
莫鑫一进门，见到是两张昨天早晨才从眼前消失了的脸孔。老强和陈芝善用已经休息过但显然还没有解乏而显得神光不是很足的目光望着他，老强微微一笑：“来啦？坐！”
莫鑫坐下后，陈芝善开腔了：“怎么样，这两天在里面过得还好吗？”
莫鑫下意识地嚅动着嘴唇正要张口回答，忽然想起他对付侦查员的“武器”，于是便还以沉默。
老强笑道：“呵呵，还是不想说话？没关系，我们也理解你，因为毕竟你跟我们不熟悉，之前从来没有打过交道，不开口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直不开口，那就成为坚冰了，这样拖下去要到何时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想了个法子，替你找了一个熟人来，相信你见到他之后就会开口说话，坚冰也就破了。”
外面走廊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提审室的门被推开了，侦查员林平望押着一个双手扣着手铐的三十来岁的男子出现在门口。
老强对莫鑫说：“莫老板，你回过头看看。”
莫鑫回头一看，顿时大惊失色，一瞬间，额头汗如雨下。稍停，他回过神来，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昨天上午，对莫鑫的讯问告一段落后，老强让陈芝善、林平望睡觉，他自己也困得厉害，但躺下后却怎么也睡不着，头脑里老是想着如何对付这个驼子老板。片刻，他终于决定不睡了，干脆起来，去了公安局附近的一家茶馆，要了一壶乌龙茶，独自喝着，想着。一壶茶喝得快要淡时，头脑里终于冒出了一个主意：狱侦！
最初的打算，是想让看守所物色一个适合于协助从莫鑫那里套取案情的在押人犯，在看守所的故意安排下跟莫鑫密切接触，获得莫鑫的好感，然后在交谈中巧妙地获取案情，能够获得多少算多少，然后以此进行分析，反正总比什么也没有来得好。分析出内容后，再提审莫鑫，给他造成一个错觉，以为侦查员已经掌握了他的情况，从而被迫交代。老强便去看守所跟所领导商议此事。
看守所所长听罢老强介绍的情况，脸上露出了笑意，老强便知道运气来了。果然，所长说老强你来得正好，我这里正巧有一个叫花子出身的小子被承办员错抓了要释放出去，如果他不摆谱立马拔腿就走的话，这件好事儿就轮不到你头上了，遂将“红米箩”的案情和如何要求派车送他回工厂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老强不等对方再往下说，就已经明白了应该怎样用计，连说“太好了”。
这样，“红米箩”在第二次被提开出监房去提审室时，不但接到了所长答应明天派车送其回厂的通知，还从老强那里接受了这样一个特殊使命。老强问他是否有问题，“红米箩”说没有问题，我“红米箩”以前当叫花子时有个绰号，叫做“鬼精灵”，难道还哄不了那驼背老小子？
于是，就有了看守员把莫鑫移押进里院的正式牢房的情况。莫鑫从来没有折进过局子，哪里想得到侦查员还有这样一着妙棋？他自进来后，最想的事情就是跟同伙取得联系，使外面知晓他的真实情况，从而想好反侦查的对策，只要外面没有什么证据被公安方面掌握，他在里面就能够对付得了侦查员的讯问，因为他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莫鑫是涉案者，弄到最后，只好释放。这样，莫鑫就轻信了“红米箩”的表演，用看守所让他写自传的纸笔写了一封用暗语表述的密信，让“红米箩”出去后立马去某某地方，交给“生意上的一位朋友”，信里写明收到信后，让收信人当场给“红米箩”五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五元）钱钞。
“红米箩”按照专案组的布置，把所有的情节都拿捏得很是到位，轻而易举地把莫鑫的这封暗语密札送到了莫鑫指定的那人手里而且使对方对此深信不疑。那个名叫邬先我的莫鑫的同伙被捕后甚至供称，他还准备向上峰提出是否可以考虑将“红米箩”发展为“组织成员”。
当然，这个念头仅仅是一闪而过，邬先我还没来得及继续往下想时，侦查员已经登门拜访了。
跟莫鑫被捕时一样，拘捕之后随即对邬先我的住所进行搜查。这回的搜查结果可就不像对莫鑫的香烛店铺那样了，侦查员从邬先我这幢独居的小平房中，搜得两支手枪、100发子弹和美国制造的高爆手雷一箱。
对邬先我的讯问进行得很是顺利，这个杀害小叫花阿麻的凶手供称了以下内容——
他原是国民党“军统局”的小特务，抗战胜利后次年“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时被作为多余人员裁减了，回到福建省同安县老家后，因为参加“军统”前刚从卫生学校毕业，好歹懂得点医学知识，就开了一家小小的私人诊所。他打出的是“留德医学博士”牌子，这在同安县是首家，所以前来问诊的病人倒还不少。他的医术当然平常，但使用的是进口好药，所以疗效还是不错的，能够赚一些钱钞。可是，他有的赌博恶习，手里一有了钱就赌。赌场上有两条颠扑不破的定律：豪赌必输，久赌必输。邬先我没有大资本豪赌，但却有条件去印证另一条定律。因此，到1949年夏天时，已经输得找不着北了。当时由于局势原因，有钱人都已经逃往海外了，他的西医诊所就很少有人光顾了，无利可赚，债主逼债，弄得他走投无路。
就在这当儿，来了一位昔日“军统局”的同事顾某。此人在“军统局”改组时被留了下来，不知怎么现在已经混了个上尉军衔，还是个什么小组的组长。顾某对邬先我说，已经知道了你面临的窘境，我还听说债主甚至联络了土匪准备砍你的手，而且已经日夜盯上你防止逃跑。目前，只有“团体”还能救你一把，你希望得到这种救援吗？邬先我自然连连点头如公鸡啄米。顾某说那你就给“保密局”干吧，派你潜伏厦门市，听命执行特殊使命。邬先我是特务出身，早已从顾某这番话里听出了意思，知道什么土匪砍手的话头是对方编造的，但这是一种警告，如果你不答应，那“团体”就真会指使土匪或者派人冒充土匪对他下手。所以，这是没有选择的，除非你不打算活了。
就这样，邬先我拿了“保密局”的经费，把诊所从同安搬到了厦门市内。专案组此刻从他这里搜查到的枪弹手雷，就是当初顾某派人帮忙搬场时一起送过来让他藏着的。
邬先我潜伏厦门市后，最初一直没有人来跟他联系，顾某也不见影子了。直到两个月前，忽然来了一个妖艳女人，以看病为幌子跟邬先我用暗语接上了头。那女人自称姓夏，让邬先我以“夏小姐”相称即可。这位夏小姐出示的“保密局”密函表明，她是以“保密局特派员代表”的名义来跟邬先我接头的。夏小姐说，目前，美国已经发动了朝鲜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国军光复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根据局本部的指令，我潜伏于大陆的地下同志应立刻作好配合“国军”军事行动的准备。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发挥你邬先我先生作用的时刻到了，现正式通知你，即日起你被编入“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委任你为机动组中尉组长，具体活动内容会有人向你下达指令的，届时按第二套暗语联络即可。
几天后，邬先我接到了一封通过邮局汇来的平信。根据约定，他在信封的封口处用密写药水显示出了内容，有人约他前往镇海路“一心咖啡馆”见面。邬先我依约前往，那里的一个包房内，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等着他，自我介绍姓朱，是“厦门市独立支队副司令长官”。这位朱先生向邬先我指派了任务，所谓机动组，就是根据整个支队工作的需要，哪里需要人手就到哪里去。邬先我是中尉组长，负责主持全组工作，由朱先生直接领导，听命于朱一人。至于组员，目前只能分派给邬先我一位，邬先我可以自行发展，将物色妥当的人员的姓名、简历、社会背景等资料报送朱先生批准就行了。朱先生分派给邬先我的那个唯一的下属，就是香烛批发店铺老板莫鑫。
莫鑫以看病为幌子，到邬先我诊所来过三次，两人约定了联系方式。
期间，邬先我从“朱副司令”那里接受的现阶段使命是“承担地下交通站功能”。通常是朱用打电话或者寄密信的方式通知邬先我何日何时去何处取东西或者接人，有一次还送过一个不知什么身份的起码已有七十岁的老太太前往漳州。一般情况下，邬先我都是自己亲自出马，不将使命下达给莫鑫去执行，因为他觉得莫鑫的体形特征过于明显，实在不是一个合适的特工人选，很容易暴露。有时，邬先我实在难以分身（比如要去区政府卫生股参加私人医生会议），就只好让莫鑫去执行。
十几天前，来过一次后从未登门的朱先生忽然出现在邬先我面前，郑重其事地通知他：明天去思明西路那块火灾后留下的废墟的一株大树下取一份重要密件。朱先生特别强调：这份密件的重要性，等同于你的性命，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到手后，等候他派人来取。
邬先我想这当然是得自己亲自出马了，哪知傍晚区政府卫生股忽然来了一道通知：明天去区政府参加时事和政策学习，为期一天，内容重要，不得缺席。邬先我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军统”特工，知道潜伏者的工作原则，为不引起别人的注意，这种政府部门组织的学习是绝对不能缺席、迟到、早退的。这样，他就只好让莫鑫去取那份密件了。他往莫鑫的香烛店铺对面的牙科诊所打了个电话，请人家把莫鑫传呼过来接听，由于此事电话里讲不清楚，就只好让莫鑫过来一趟了。当然不便让一个体形特征如此明显的人不时登门，所以就在附近四岔路口匆匆见面交待了。为引起莫鑫重视，他把上峰的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莫鑫拍胸保证完成任务。
接下来的情况是次日下午四时许邬先我从区政府学习结束回家途中被莫鑫慌慌张张截住后得知的：莫鑫向邬先我保证不出问题，但他不能保证那个上家也能尽心尽职做好此事。那个前来送密件的上家可能是一个外行，不是做情报特工的料，总之是在没有仔细观察过现场后就冒冒失失动手了，结果那密件就被小叫花阿麻半道儿截走了。要说莫鑫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灵性，他在发现密件已经不翼而飞后，马上想起进入废墟场时瞥见过一个小叫花从另一侧离开，于是马上就怀疑到了阿麻身上。这样，莫鑫就决定寻找那个小叫花。要说这驼子还真不简单，他跟阿麻也就隔着十几米匆匆瞥了一下，但他竟然就记住了小叫花的那副模样，当下便踩着自行车在街头乱转着寻找。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疯狗嗅迹似的奔波，竟然还真让他发现了阿麻，而且还通过施舍手段从其他乞丐口中得知了阿麻平时的行乞范围。莫鑫暂不惊动阿麻，先去向邬先我报告，请示应该怎么办。
邬先我听说后，惊得脸色倏变，他在“军统局”待过，知道“团体纪律”，那倒还真不是儿戏似的闹着玩的，也不是摆着唬人的，像这种事先有警告的重大使命，一旦发生差错，那说密裁就是密裁，有时还不仅仅是一枪一刀让你死个爽快，活活剥皮的也不是一两个三四位！当下，邬先我定定神想了想，让莫鑫去找那个小叫花，如果吃准是这小子拿的，那倒还好，因为既然是密件，那就肯定是用密写药水弄的，而那作为载体的小册子则肯定是经得起外界人翻阅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以抓住，只要那小叫花还保留着，就设法骗过来再说。为防止引起小叫花的注意，邬先我关照莫鑫跟对方说时不要急赤白脸的，也不要急吼吼地立马要取回来，除非对方自己愿意马上交出来。否则，一旦被对方察觉隐藏着重要内容，那可能反倒要节外生枝了。
莫鑫遵言而去，当晚又跟邬先我见了一次面，把阿麻的反应反馈过来，说已经把小叫花搞定了，明晚在娘娘庙前见面。
当晚，阿麻上当而至，被莫鑫引到小吃摊上吃了东西，弄清密件确实在阿麻手上后，因意外遇到了阿发，为避嫌又把小叫花带回香烛铺子去亮了亮相。邬先我早已悄悄跟在后面，轻而易举就控制了阿麻。邬先我从阿麻身上搜得密件后，就对小叫花下了杀手。他把阿麻掐死后，扔进了河里。那份密件，他按照“朱副司令长官”事先的吩咐，次日交给了朱派来的一个女人拿走了。
对于专案组来说，邬先我所供出的“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特别支队”的内容，显然比阿麻命案更为重要，自然特别地引起了他们的重视，马上盯着邬先我追问这个特务组织的底细，但邬先我除了上述已经交代的情况外，再也说不出其他新情况了。
侦查员商量后，认为另一成员莫鑫虽说是邬先我的下级，但他是那个“副司令朱长官”分派给邬先我的，这就可以推断莫鑫有着另一层特务组织关系，于是决定从莫鑫那里追查线索。
侦查员获取了邬先我的口供后，就有了对付莫鑫的武器，为增加威慑力，免得多费口舌浪费时间，误了接下来的活儿，他们干脆决定让莫鑫跟邬先我见个面。果然，莫鑫一见邬先我，马上大惊失色，待到邬先我对他说“我都招了”时，这个原先还似“胸有成竹”的驼子老板，竟然一个马失前蹄软软地瘫了下来。当场中风了！
七、
其实，包括莫鑫自己，以前也并不知道他是患着高血压病的，而且如果用现代医学心血管专业的评判标准，可能已是Ⅲ期了。Ⅲ期病人在这等突如其来的巨大精神打击之下，脑血管自然经受不住这份压力。
当下，侦查员立马把莫鑫送往医院，要求医生全力抢救。那时也没有什么CT、核磁共振之类的设备，只有X光片，医生检查后说这个病人的情况很严重，是否能救过来还难说，即使救过来，只怕也是废人了。老强说反正你尽力抢救就是了。
老强返回市局，向领导报告了情况，请求增派人手，最好另外指定资深同志代替他担任专案组长，以保证尽快侦破这个性质业已改变了的特别重大案件。老强的领导说，闹出了一个“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支队”，而且已经制造了命案，另外还有什么武器弹药和什么密件，这是一个大案，而且已经不是司法科的职责范围了，那是社会科的职责，我们不能越权，对此我也做不了主。于是立马上报到了局党委。
市局几位领导商议后，决定由一位副局长负责主管该案的侦查工作，专案组的情况每隔六小时向其汇报一次，特殊情况或者工作要求可以随时报告。至于专案组长，那就不必调换了，还是让老强担任，因为事实证明老强是有这份能力的。这个决定当然还另有一个原因：当时的厦门市，由于地处前线，加上美国已经介入了朝鲜战争，台湾国民党方面趁机开始进行对大陆方面的破坏，厦门市是首先被他们选中的地点之一，所以敌特案情频发。在这段时间前后，已经和正在着手侦查了“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鹭江行动纵队案”、“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鹭江厦鼓行动纵队案”、“福建游击总队第四、第八、第十纵队案”、“中国革命联盟会案”、“国防部青年救国军直属行动总队案”等数十起重大匪特案件，不难想象，公安方面人手肯定很紧，能够胜任专案组长的那就更是捉襟见肘了。老强提醒找他谈话的那位市局领导，说我是司法科的，这个案子应当社会科承办，当然，我参加侦查是可以的，但是再当专案组长就不妥当了。领导说革命工作第一，一切为了工作，你的意思是名不正言不顺？那好办，遂抄起电话给人事科打了个电话，于是老强就接到了一纸墨迹未干的调令，把他调到了社会科。当然，目前专案组只有三人，那看来是应付不了接下来的侦查工作的，于是就给老强增派了两名侦查员。
莫鑫的突然发病，使专案组原先想通过讯问此人而查摸“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线索的打算落空了。老强召集四名侦查员讨论，看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案子调查到这一步，虽然面临着搁浅，但情况似乎并不特别复杂，侦查员很快就理清了思路：
第一，邬先我的落网使另一涉案人莫鑫中风昏迷，那说明邬先我关于案情的供述基本上是可信的，莫鑫尽管是零口供，但可以推断他在整个案件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样，对“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的线索就应该予以认定；但是，还没有理由可以认定邬先我已经对全部情况作了完整的供述，他可能还隐瞒了什么，这种隐瞒既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某种可以作为线索的情节甚至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所以就不可能作供述。因此，还需要对邬先我再次进行讯问，对情况进行深度了解。另外，应当对邬先我平时的人际交往、社会关系情况进行调查。
第二，立刻对莫鑫的人际交往、社会关系等情况进行详细周密的调查。
专案组相信，走完这两步，就有希望查摸到新的线索。
老强前往看守所再次讯问邬先我，重点集中在那个前来取密件的女人身上。上次提审中，侦查员已经再三问到了这个问题，得知那个女人的大致模样：三十二三岁样子，长相一般，不胖不瘦，穿着也显得平常，家庭妇女装束。总之，这是一个走在马路上只要混进人群里，就像一朵浪花融入大海一样，你就再也别想重新找到她的角色。
当时，老强一边听，一边心里就在想：这不正是最理想的特务人选吗？这个女人看来是一个正规路子训练出来的特工。
这样一个女特务，会在邬先我这个同行面前不经意间露出什么异常的细节来吗？这，正是再次提审邬先我所要了解的内容。老强对邬先我说了这层意思，邬先我一脸愁容道，我一直在想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想响应政府号召立功赎罪啊，可是想到现在也没有想出什么来呀！
老强说你别着急，说着递给他一支香烟，先抽支烟吧，直接的想不起来，或者没有发现过，那就聊聊间接的吧，那个女人是以病人的名义来你诊所的，那她就得报个名字，不管假名真名，她当时报了个什么名字呢？邬先我想了想，说她报了个名字叫毕慧珠。
好吧，就算这是她的真名。这个毕慧珠来找你时，你那诊所里有其他病人在看病吗？
有的，除了她，还有四个，其中三个比她早到，所以她是坐在那里等候，直到轮到她了才跟我说话的。她一开口说暗语，我就知道是朱长官，哦，不，朱先生派来取密件的。我给她看了“病”，开了处方，让她自个儿去西药房购买，又把密件，就是那本小册子——给了她，说这是宣传医学知识的宣传册子，你这毛病带回去看看会有好处的。她准备离开时，前一个离开的那个女病人返回来向我询问吃药忌口的问题，我告诉她后，见她是和毕慧珠一起出门的，两人一边走一边还说话呢。
老强于是就想到应当同那三个和毕慧珠一起候诊的病人见个面，了解一下毕慧珠候诊时以及出门后有过什么情况。
然后，老强又问邬先我：毕慧珠候诊时在干什么呢？
邬先我苦笑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所以，当时她进来后坐在那里等候着看病，我哪里想到过她是朱先生派来取密件的人呢？所以，肯定不会去留意她的。话说回来，就是知道她是我的同伙，我也不会去留意她的，这不是惹人注目吗？像我这样一个在“军统”受过正规训练的特工，哪里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再说，我正专心给病人看病，哪会分神呀？我估计她要么在看报纸，要么在听收音机——我的诊所里有一台美国收音机，整天都播放着节目的。
看来，从邬先我这里确实再也获取不到更多的情况了。于是，老强就叫上陈芝善一起去了邬先我的那个业已封掉了的诊所，找出了患者登记本子。按照政府卫生管理部门的要求，那上面应当是写明了每个前来求诊的患者的姓名、住址、病情和用药情况的，那个毕慧珠也登记着，自报的症状是“腹泻”，邬先我的诊断是“痢疾”，住址是武威路899号。老强说这肯定是个假地址了，不过我们还是得去管段派出所了解一下。走了这步程序后，再去找另外三个患者了解情况。
两人前往管段派出所一了解，果然那是个假地址，没有这个门牌号，当然就更找不到这样一个女人了。
半小时后，老强、陈芝善走进了另一个男性患者鲁某的家门，向鲁某了解毕慧珠在诊所候诊的情况。
鲁某是抗战胜利后从海外返回厦门市家乡的华侨，在一所私立中学教英文。这是一个沉默寡言显得非常沉静的男子，可能由于这种性格导致他养成了善于观察的长处。这个长处此刻对于侦查员来说很是有用，当老强二人向他亮明身份道明来意后，他只稍稍一凝神，就说出了两个细节：你们所说的那个女病人，很有可能是化装而来的。因为我发现她伸出的双手显得细嫩光滑，而且指甲根部还残留着未曾洗去的指甲油，这说明她平时是不做什么家务劳动的，而她出现在外界面前的却是一副家庭妇女的模样，这就有疑问了。此外，这个貌似家庭妇女的女子，其实应该是一个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人，因为我发觉她懂英语。当时，诊所的那台收音机里正播着美国电影《愤怒的约翰》的录音剪辑，是用英文原版播出的，这是一部喜剧片，内中的一段对白引人发笑，我发现那个女人一边听一边捂着嘴巴偷笑。
侦查员又去走访了邬先我所说的那个去而复返打听忌口事宜的女患者金某。金某是个家庭妇女，没有什么文化，性格也不像鲁某那样细致，所以她说不上关于毕慧珠的上述两个细节。不过，她向侦查员提供的一个情节却是似有价值的：她忘记向邬先我询问忌口食物而返回诊所补充咨询后，是和毕慧珠一起离开诊所的。两人一路同行，说了几句关于健康方面的闲话，步行了几十米后到了一个四岔路口。金某说她要去路旁的那家百货公司替儿子买书包，于是就跟毕慧珠道别了。金某的儿子所要的是一个有孙悟空图案的书包，这家百货公司没有这种货，金某于是立刻返身而出。她走出百货公司大门时，看见毕慧珠正穿过马路往对面走去。那里的一根电线杆下，一个个子高高的男子推着一辆自行车正等着她。男子见毕慧珠过去了，便飞腿上车，毕慧珠紧行两步，跳上了后面的车架，自行车朝东骑去了。
老强听着，马上向金某追问那个骑车男子的长相，越听越觉得很像邬先我所说的那位“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的“副司令朱长官”，于是心里初步做出了判断：这个毕慧珠，可能跟姓朱的是同住一处的，甚至对外就以“夫妻”相称。他对陈芝善一说，两人便返回市局，跟另一路林平望和侦查员老梁会合，听听他们两人有什么收获。
林平望和老梁是去莫鑫的香烛店铺，对莫鑫的家属和伙计调查情况的。
莫鑫被捕后，侦查员通过居委会了解到其妻蒋氏的妹妹蒋婉琴解放前就已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解放后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现在区文化馆搞文艺宣传，已经参加了共青团，正在争取入党。于是，就通过组织跟蒋婉琴进行了谈话，让她去找其姐做做工作，动员蒋氏跟丈夫划清界限，检举揭发莫鑫的问题。林平望、老梁去之前，蒋婉琴已经跟姐姐谈了两天，终于动员得蒋氏表示愿意配合政府调查丈夫的情况。
因此，林、梁两人的登门正是时候，蒋氏向他们说了她所知晓的丈夫的情况：说起来还真使人暗吃一惊，别看莫鑫是个其貌不扬的驼子，他竟然早在抗日战争伊始“军统局”刚由“复兴社特务处”改组过来时，就已经是“军统”的秘密联络员了，当时这种情报员整个厦门市也不过七八名。如果莫鑫当初当的是“军统”的职业特务，那混到1949年时再怎么着也起码得给他一个少校军衔。但他当的是业余特工，每月领取一点经费，有使命执行需要开支时再额外拨发下来。蒋氏不清楚丈夫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一共给“军统”、“保密局”提供了多少条情报，反正见他不时有钱钞进账。到了1949年夏天，国民党大势已去，一些自感以前干过坏事日后难能在共产党统治下平安过日子的人，纷纷离开厦门市逃往海外。蒋氏问莫鑫是否准备离开，莫鑫说他给“军统局”、“保密局”干的那些活儿都是秘密的，无人知道，共产党自然不会无端地找上门来。再说，“保密局”方面已经派人跟他接洽让他留下来继续为党国秘密效力，不久国民党打回来后就是有功之臣了。这样，蒋氏就知道丈夫还是给国民党当着秘密特务的。
莫鑫这些年的秘密联络员当下来，据蒋氏所知，所做的事情大概都是利用开着香烛批发店铺的便利中转情报和小件军火、器材之类。谁是他的上家下家，那是一直在变化着的。但上级像是相对固定的，总要隔一两年才调换一个。抗战时期的三任上级都是生意人打扮的男子，一年中通常会有几次以谈生意的名义登门，但所待的时间从来不长，一般都不超过半个小时，总是谈完“业务”马上告辞。抗战结束后，有一段时间没有上级，过了大约十个月才来了一个青年女子，是以天主教会宣传教义的名义登门的。这个女人来过之后，莫鑫就又开始有活儿干了，而所领到的报酬也比以前有所增加。这个女人跟莫鑫联络了两年，然后就是那个叫“云伯”的男子了。云伯真名不详，年龄在五十上下，身材高大，有点胖。这人说一口闽南话，但听得出并不是厦门市当地人。云伯以莫鑫朋友的名义跟莫鑫交往，来香烛铺的次数比较多，还在他们家里吃过几顿饭，直到大约两个月之前来过最后一次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专案组对两路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并结合邬先我的供词进行了分析，认为莫鑫这个业余特务原先的关系可能是在“保密局”情报部门的某一个分支机构，跟邬先我所说的那个“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没有组织和工作上的关系。那个邬先我也是这样，他是两个月前奉命划归“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的。这样看来，这个“厦门市独立支队”是一个新组建的特务组织。一个新组建的特务组织，竟有必要导致两个原先不属于同一机构的特务组成“机动组”划归其管，那看来这个组织是有点来头，或者所担负的使命是蛮重要的。因为，按照“军统局”、“保密局”以往的一贯做法，他们的横向组织关系是各自为政，没有局本部头头发话，通常是不可能调动的，甚至连临时借调也不大可能。
因此，这个“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看来是应当值得引起注意的。
再看具体案情：邬先我和莫鑫的特务活动，包括杀害小叫花阿麻的犯罪行动，都是围绕着那本被称为密件的小册子，那个“厦门市独立支队”的朱头儿对该密件又是如此重视，这样只能理解为这份密件跟“厦门市独立支队”准备实施的某项行动有着非常紧密和重要的关联性。从当前美国已经介入朝鲜战争、台湾国民党方面在沿海地区加紧进行破坏活动的敌情来看，这项准备实施的行动显然是属于这一类范围的。“厦门市独立支队”准备在厦门市进行一次什么样的破坏行动呢？从小小一个机动组长邬先我那里就搜出了武器弹药这点来看，估计这项破坏行动肯定是非常严重的。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那个叫毕慧珠的女人，找到了这个女特务，大约也就能掌握那个“副司令”朱某的线索了。而朱某一旦落网，整个案情也就能够水落石出了。
专案组于是决定抓紧时间进行侦查，如何下手呢？原想从莫鑫的老婆蒋氏那里了解到莫鑫的情况后，可能会从中找出毕慧珠或者朱某的线索，但现在看来情况似乎没有这么乐观。这样，就只好把莫鑫的情况暂时先往旁边放一放，而把希望寄托在女病人金某所提供的那个毕慧珠的身上。
将所掌握的情况归纳起来，这个毕慧珠具有以下特点——
年龄：三十岁左右；身高：一米六上下；容貌：一般，不美不丑；体态：不胖不瘦；肤色：比较白；说话语音：清亮，闽南口音；有比较高的文化程度，估计精通英语，能够熟练地收听英语原版电影录音剪辑；喜欢打扮，平时涂指甲油，因此估计穿着比较时髦；可能与貌似朱某的男子同居，住所距邬先我的诊所不会很远。
老强说考虑到“厦门市独立支队”的行动可能就要发动，所以眼下我们得分秒必争了，有了这些特征，光凭我们这五个人看来一时半晌是没法查摸到这个女人的，得请全市各派出所协助查摸，我去向领导汇报情况，提出要求。
市局领导听取了老强的汇报之后，说看来这个“厦门市独立支队”还真是了得，为了一份密件就立马下手杀人了，那实施这份密件所相关的行动时还不是要狠下杀手了？马上给我查下去，越快越好！要人给人，要车给车，要经费给经费！
老强便说了想请全市各派出所并发动居委会协助调查毕慧珠之事，领导说没问题，你们马上以市局名义发出紧急协查通知。
原以为这样一发动，那个毕慧珠肯定无处藏身，最多一天时间就会暴露了，哪知，四十八小时过去了，竟然一点音信也没有！
咦！这不是奇怪了吗？
八、
这下，不单是专案组全体侦查员着急，连领导也又是纳闷又是焦虑。市局几位领导会商后，正准备召集若干名富有经验的资深警员举行专门会议，对该案进行会诊式的分析时，专案组传来消息：他们有了意外发现！
所谓意外发现，就是不在预先策划的侦查步骤中于偶然间得到对正在调查的案情线索有帮助的新发现。
这个意外发现要归功于侦查员陈芝善：小伙子没日没夜地连轴转了两天，总共只闭了数小时眼，累得满嘴燎泡，牙齿剧痛。老强发觉后，命其去医院治疗。他就去了市局附近的一家私人牙科诊所。那时的牙科医生诊治牙痛，手段比较单调，通常就是拔牙，因为在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保健常识里，牙齿是人体最无关紧要的部件，中医号称博大精深，但从来没有设立过口腔科，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因此，作为西医一个科目的牙科，到了中国也就有点走样了。反正人长着三十二颗牙齿，痛就拔掉一颗，三十二颗有得拔哩，拔光了也不要紧，可以装假牙，那倒反而彻底消灭牙痛了。陈芝善遭遇的就是持有这样一套理论的牙科医生，一检查就说需要拔掉两颗。陈芝善的一颗心都扑在工作上，哪里还计较两颗牙齿，便说医生你尽管拔吧，只要解决我的牙痛就行了。于是就拔了。拔掉两颗牙齿后，又给开了点磺胺用于消炎。然后就是付款，医生一开口差点把陈芝善吓了个激灵，他身上所带的钱钞还不够支付三分之一！
当时陈芝善穿着便衣，又不便亮明身份，人家可是盯着他要钱。那大夫还是个死脑筋，陈芝善说我把手表留下来抵押着，回头去取了钱来赎，他却一口拒绝，说你若是回头上门来取手表时赖我把你的手表掉包了，那不是说不清楚了吗？陈芝善请教：那医生您说应该怎么着？对方说我派个人跟你去家里取钱，但来回的三轮车钱可是要你出的。正说着，来了一个民警，也是来看牙齿的，这人姓孔，当初是跟陈芝善一起进的公安系统，两人还住一个宿舍。当下，小孔见陈芝善冲他频使眼色，便明白了意思：让其帮忙协调，但不要表露出双方是认识的。于是，小孔就说你们医患之间有矛盾，由派出所相帮解决，这样吧，我给这位先生担保怎么样？诊所旁边就是派出所，所以这牙医是认识小孔的，当下就一口答应了。如此，陈芝善得以脱身，就跟着小孔去派出所坐一会儿，喝杯水，歇歇脚。
陈芝善在派出所坐了大约半个小时，正准备告辞离开时，随着一阵争吵声，进来了一男一女。男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三轮车夫，女的是一个打扮得珠光宝气的青年时尚女子。这两人发生的纠纷是：女的在马路上叫住了从她面前经过的这辆三轮车，坐上去后让前往鹭江道，但三轮车往前行了大约一里半路时，女子不知怎的忽然改变了主意，说她不去那里了。那么您打算去哪里？我送您过去。女子说她不想坐车了，就在这里下车了吧。那也行，不过您得付一点钱，这相当于如今出租车的起步费。但这女子却拒绝支付，理由是这辆三轮车有点脏。三轮车夫当然不依，两人于是发生了争执，有路人便说前面就是派出所，你们到派出所让民警给断个理吧。这样，两人就到派出所来了。
陈芝善本准备开口告辞了，但小孔要给人家解决纠纷，一时不便插进去说话，就在旁边看着。忽然，陈芝善觉得这个女子跟邬先我所说的那个女特务毕慧珠有点相像，便多生了一份心。案子侦查到什么线索也没有查摸到的这当儿，死马也当活马医了。陈芝善心里一动，马上到另一屋里，对那个管理户籍的女民警说：你帮我个忙，赶紧换上便衣，一会儿隔壁那个女人离开后盯上去；身上带点钱，她可能会叫三轮车，你也叫车，千万不能让她脱梢了。我骑着自行车在你后面几十米处跟着，有什么情况可随时跟我联系。
就是这样一个完全是无意间产生的主意，竟然就产生了作用。悄然跟踪的结果，发现那个女人去了鹭江道那里的“大康海洋渔业加工厂”的家属宿舍。一查，那个女人名叫陈雅婵，无业，其夫是这家私营工厂的经理。
陈芝善向老强一报告，老强立马把见到过“毕慧珠”的那两个病人鲁某、金某悄然请到“大康厂”家属宿舍大门对面的一处居民楼上待着，拿了一个望远镜守候在面对家属宿舍的那两个窗口。“大康厂”是一家私营厂家，没有什么保卫科之类，为把目标引到室外来，老强请了一位擅长化装的分局警员化装成货郎，挑着担子进入宿舍区叫卖，在目标家门口，终于把陈雅婵引出了门。两个证人一看，一致肯定就是“毕慧珠”。
这样，就弄明白了之所以派出所查了两天也没有发现“毕慧珠”的原因：“大康厂”的家属宿舍跟外界居民没有关系，所以居委会管不到那里，也没有人让他们成立居委会什么的，平时的户口管理都是由分局直接掌握的，由于这次调查是市局直接下达给全市各派出所的，所以就造成了漏查。这一情况还是国民党警察局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遗留下来的，这次侦查发现这一点后不久就得到了纠正。
专案组迅速制订了侦查方案：与“大康厂”工会取得联系，在工会协助下派侦查员化装入住家属区，秘密对陈雅婵实施昼夜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并通过邮电局监听她家的电话，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查清陈雅婵跟什么人交往。
监控进行了两天，发现陈雅婵跟那个被邬先我称为“副司令朱长官”的家伙有来往。经秘密跟踪发现，那个朱某住在子午路，其公开身份是商行老板。专案组增调人手对朱某进行监视，三天下来又发现了三个可疑目标。
至此，领导认为收网时机已到，遂果断下达了行动命令。
已经暴露的五名“厦门市独立支队”特务于当天晚上同时被捕，立马进行讯问，供出的情况令人大为震惊：这个隶属于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特务组织，受命准备在国庆节厦门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暨抗议美帝侵略朝鲜的游行活动”时，行刺厦门市的党政军领导。被列入暗杀名单的有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及厦门市党政军领导林一心、梁灵光、林修德、张维兹、许彧青、杨仕敬、王亚朴等。那份导致小叫花阿麻被害的密件，乃是“保密局”特地指令一名懂军事、精行动的特工专家潜入厦门对全市街道、建筑物等地形进行周密的实地考察后专门绘制出来供“厦门市支队”实施的这次行刺行动所使用的地图。
五名被捕的特务将其余同伙一一供出后，警方遂于天明时分采取紧急行动对余党进行搜捕，边捕边审，审出同伙后随即出动警员前往抓捕，至下午两点，整个“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支队”在厦门市的十九名成员被悉数逮捕。
该案侦破后两个月，厦门市公安局社会科的一位侦查员在赴同安县公干时，意外获悉了陶铸来函要求协助查访的那位已故进步群众丁清根的遗孀黄秀娟的下落，她就在同安县城居住着。该侦查员返回厦门后向领导汇报了此情，领导遂派陈芝善专程赴同安访问黄秀娟，终于弄清了情况：丁清根被日军杀害后，黄秀娟带着儿子逃回同安娘家，一年后儿子因患脑膜炎死亡，不久她因生活所迫而改嫁于一个油漆匠，至今已有子女各一。
至此，警方终于确认：那个被害的小叫花阿麻并非丁清根的儿子。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