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和他的《大公报》

© 徐敏｜文

 

 

 

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蒋介石每日必读《大公报》，他的办公室、客厅和卫生间皆各放一份，以备随时翻阅。

 

1941年12月，《大公报》总编王芸生发表了《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评，揭露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购置私人豪宅的黑幕。社评指出：“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此文一出，当天蒋介石就罢免了郭泰祺。

 

甚至，王芸生写的这篇社评，还涉及一件新闻，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矛头直指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这篇后来证明是报道失实的新闻，随后引发了昆明、遵义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

 

文章送审时，检查机关曾下令“删扣”，但王芸生无视禁令，将删除部分照样见报。在当年抗战时的重庆，这位《大公报》的主编王芸生，真的是牛上天了。

 

王芸生，天津人，1901年出生。早年家贫，童年入蒙学馆读旧学，13岁时因无钱继续念书，乃到天津一家木行学徒。学徒期间，读书不辍，尤对报纸兴趣浓厚，自己也尝试撰稿，曾在天津《益世报》副刊发表短文《新新年致旧新年书》。由此萌生了做报人的想法。为提升自己，他报名读了商务印书馆办的英文函授学校，还参加了木行的英文打字班。经过刻苦自学，掌握了文、史、哲等相关知识。

 

1926年，王芸生经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一度担任过上海市党部秘书长。市党部内共产党员甚多，受其影响，经博古等人介绍，王芸生又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春节，发生“四一二”事件，王芸生选择了退出组织。

 

1928年5月王芸生受聘于天津永兴洋行叶庸方主办的《商报》，先后任记者和总编辑。他每天写一篇社论，以其独特的视角，评说时局，引起关注。其锋利的文笔受到《大公报》总编张季鸾的赏识，经暗中交谈，王芸生受邀辞职，在1929年秋转入了《大公报》工作。

 

王芸生进入《大公报》后，负责编辑要闻版。两年后，发生“九一八”事变，张季鸾提议在报上辟专栏刊登日本侵华史料，以便唤醒国人的救国意识。王芸生被授命编纂《中日关系史资料》，他通过广泛搜集资料，查阅档案，潜心研究，仅用了半年时间，便写成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成为中日关系史的权威著作。并从1932年1月起，每日在《大公报》刊登一则中日关系史事，然后在《国闻周报》上连载。王芸生因此而一举成名，被国民政府外交部聘为条约委员。

 

这段期间，他还根据国际局势，发表了不少时评，引起蒋介石关注，两次邀请他前往讲学面谈。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设立新闻检查所，要求在租界出版的《大公报》送检。《大公报》拒绝接受日军的新闻检查，在限期到来的前一天，断然停刊。在停刊号上，王芸生撰写社评《不投降论》和《暂别上海读者》两篇社评，“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随即，《大公报》迁武汉，办武汉版。又再迁重庆办重庆版。此时，张季鸾肺病日重，重要社评多由王芸生执笔。1941年9月，张季鸾病逝，王芸生接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独掌《大公报》言论，声誉日隆。

 

王芸生的文章之所以受欢迎。是他能以国家为重，坚持《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宗旨，始终站在大众的立场，说人民想说的话。王芸生说：“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

 

身处国、共两党之间的夹缝，他始终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政的国民党，也对共产党的某些做法提出批评。1945年11月，他发表《质中共》的社评，呼吁和平；《新华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进行严厉驳斥。次年4月，他又发表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新华日报》当即针锋相对，于两日后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予以反驳。

 

因为站在中间立场，《大公报》的社评，也会触及到国民党的痛处。1947年，王芸生发表社评“何必防闲学生运动”，遭到《中央日报》点名攻击，指责《大公报》煽动学潮。1948年7月，《中央日报》发表社评《王芸生之第三查》，公开扬言要发动“三查运动”检讨他；南京《救国日报》更骂他“为匪张目”，站在共产党一边。

 

王芸生立于夹缝之中，深感处境艰难。为避开是非，他去了香港。1949年初，王芸生受邀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经海路前往北平。动身前，他曾专门请人找来《解放日报》，翻看了其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当时他说：“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北上，因为他太想保住《大公报》这块牌子了。他不能让张季鸾传承下来的这张民间报纸，在自己的手上断送掉。

 

他把希望寄托在新政权的承诺上。曾经，有人要将天津的《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令王芸生懊丧万分。而当周恩来告诉他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的《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这番话让王芸生精神振奋，增强了留下来的信心，但遗憾的是这个承诺最终没有兑现。

 

王芸生面临的是无情的现实。1940年代末，《大公报》在上海的发行量达到了16万份，但新政权成立后却急剧下降，到1952年就只有6.3万份了，广告收入减少了60%，账面亏损达40多亿元（旧币），就连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出去了。这份在民国时期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在进入新时代后，竟然失去了活力，难以为继，面临倒闭。

 

无奈之下，王芸生写信向毛泽东求助，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并做出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新闻。”

 

《大公报》过去的特色是文人议政，以时评挂帅，赢得读者，而现在只能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新闻。王芸生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很清楚，《大公报》不再是过去的大公报了，它的办报方针已经改变。

 

从此，王芸生好像变了一个人。他开始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武器，不断地反省、检讨、自责，并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即便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仍然使他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女儿王芝芙亲眼目睹了父亲被点名批判的场面。尽管后来被上面保了下来，没有划成右派，但王芝芙却说：“这场斗争对父亲身心的损害是很大的。他为自己在检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深感内疚，长时间闷闷不乐而得了糖尿病。”从此以后，王芸生就再也没有过问《大公报》的事情。

 

文革中，王芸生躲在卫生间里，汗泪交织，烧掉了自己40余年来从未间断的日记，足足有好几大箱。他儿子王芝琛回忆说：“汗和泪都有，滴在日记本上。然后是大滴大滴的鼻血，不停地淌下来。”

 

曾经，有关方面让王芸生撰写《大公报》1949年前的历史，遭王芸生婉拒。来人透露“这是最高层的意思”，王芸生这才违心地写下了长篇回忆录《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王芝琛后来看了父亲写的回忆录后说：“简直是心惊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

 

尤其是涉及到对前任总编辑张季鸾的评价。王芸生追悔万分，从于师于友于兄的角度来说，他都愧对张季鸾。他一直想写一部张季鸾传记，多次动了想写的念头，却又多次不得不放弃。像张季鸾这样的历史人物，堪称时代俊杰，他有责任向世人讲述一个真实的张季鸾。但如果不能还原，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扣在恩师的头上，“这支笔如何忍心下得？”他曾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

 

晚年，王芸生一再自责，将《大公报》的被毁归咎于自己。儿子王芝琛反复开导他说，处在当时背景，即便再有能耐的人只能如此，但王芸生仍然坚持己见，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了。

 

参考资料：

1、徐百柯《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2、《王芸生的临终口述》（《文史精华》2005年第9期）

3、高海波《新闻界反右派斗争中的王芸生》

4、宁馨儿《40年前的今天，“一不投降，二不受辱”的一代报人王芸生去世》

5、智效民《王芸生与毛泽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