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稿费的故事

© 徐敏｜文

 

巴金

 

过去时代，作家都是靠稿费生活的，属于自由职业。1949年后，成立作家协会，把作家纳入其中，就变成事业单位了。许多作家不再靠稿费生活，而成了领取工资的国家干部。

 

但有一个作家很特殊，就是写作小说《家》《春》《秋》的作者巴金，他一生不曾领过国家工资，纯粹靠稿费生活，是中国作家中唯一不拿工资的文化人。

 

他担任过作协主席、文联副主席，更身兼许多公职，但他几十年来从未吃过皇粮、领过工资、要过待遇，完全靠自己的版税和稿费生活。

 

一位老财务说，他在文联工作了几十年，从没看到巴金拿着单据、发票报销过任何费用。有一回，巴金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秘书长特别交待工作人员，给巴金的飞机票报销一下。但巴金的答复是：还是不报为好。

 

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总编时，写稿、看稿、编辑、校对，身兼数职，也同样是无偿付出，不领分文。

 

1981年，77岁的巴金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捐出15万元稿费作为建馆资金。今天看起来好像是区区小数，但只要不健忘的话，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应该还记得，1981年的“万元户”，那可是万众仰慕，神一般的存在，按可比价格计算，直接就相当于今天的百万富翁。巴金能一次性捐出15万元，那是怎样一种概念！

 

与巴金的不拿工资类似，丁玲、刘绍棠也是有单位却不领工资的作家，他们光凭稿费收入即可维持生活，而且还能生活得很富足。

 

丁玲我们就不说了，她名气大，地位高，没打成右派前，发稿容易，稿酬也多。打成右派后，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分派她养鸡，月工资30元。文章不能发了，稿费也没有了，再不领工资就会饿饭，所以丁玲的不拿工资，只是1950年代初期的那几年时间。

 

刘绍棠是少年得志。在五十年代的文坛，他被称为“神童”作家，13岁便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作品。1954年，18岁的刘绍棠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为了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1955年春，刘绍棠从北大中文系退学，并在第二年加入中国作协，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作协会员。刘绍棠申请成为专业作家后，主动不拿工资，靠稿酬收入为生。

 

20岁时，刘绍棠已经出版了四本书，他当时的稿酬是每千字18元。如果出书，则每发行3万册便增加一倍的稿费，仅凭借出版的四本书，刘绍棠便“收入了一万七八千元”。

 

按刘绍棠自己所讲，他把这笔钱存入银行，年利率为11%，每年仅利息便可收入2000元左右，平均算下来每月有160元，相当于一个12级干部的工资。当时的物价，一斤羊肉4角多，一斤猪肉6角，所以刘绍棠虽然不拿工资，但仅凭利息所得，也可以过得比较富裕。1956年春，妻子曾彩美生孩子，刘绍棠从稿费中拿出2500元在中南海的隔壁买了一个三合院，包括五间住房，一间厨房，一间厕所和一个杂物间。

 

像作家老舍、张恨水、吴祖光，诗人艾青等文化人，都是在50年代初用稿费在北京买下的四合院，价格大约都是新币一万元左右。赵树理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那段时间发表了很多山药蛋派的作品，不断有稿费收入，他也像别人一样，用稿费买了一处很大的四合院。

 

另外一位知名作家叫王蒙。新政权建立初期，王蒙在北京团市委第三区团工委工作，后调北京有线电厂任团委副书记，月薪是87元。1956年他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获稿费476元，接近他半年的工资，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王蒙用这笔稿费筹办婚事，并购置了包括玻璃书柜、书桌、半软沙发椅等所需的家具。

 

一个人既有工资，又能发表文章拿到稿酬，两项收入合在一起，这在当年就要算不大不小的富翁了。

 

这样的好日子没过两年，就发生了整风运动。刘绍棠被划成右派，文章发不了了，存款也被冻结，生活失去来源。最困难的时候，他写信向朋友求告，指望能借点钱，但都石沉大海，无人向他伸出援手。王蒙被打成右派后，先是下放劳动，后来去了西北。

 

我们下面要说到的傅雷，大名鼎鼎，是翻译家中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巴金、刘绍棠是有工作单位而不领工资，傅雷却是一个个体户，没有单位。49年新政权成立后，傅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翻译，没有工资，也不存在退休一说。妻子朱梅馥是家庭妇女，全家的收入全部来自傅雷的翻译稿酬。由于没有所属的工作单位，傅雷的住房也是租住的，全家住在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一幢私人所有的三层花园洋房里，每月要支付房租55.29元。

 

这些负担，在正常年间都不是问题。从1949年到1957年，傅雷的翻译收入一直是稳定的，他重译和新译了大量的法国名著，译作之多，是他翻译生涯中的一个高峰期，所以收入也较为可观。但这一切都在反右后发生了根本改变，因为被划为右派，他翻译的作品无法出版，上面指示可以更名出书，遭到傅雷拒绝。后经出版社内部商定，仍请傅雷译书，由出版社预支稿酬，同时将译稿压下，待摘帽后再印刷出版。但即使这样，也因为右派的身份，翻译收入受到很大影响。随着精神压力的增大，傅雷的身体每况愈下，翻译速度也随之下降，造成收入锐减，生活渐渐陷入困境。

 

接下来的三年艰困时期，傅雷不得不写信向居住在国外的儿子索要食物。那几年傅聪从国外寄回国内的食品以及外汇，成了傅雷夫妇最重要的物质来源。

 

后来形势好转，傅雷摘去右派帽子，出版社也恢复出版了他的译著。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改善，傅雷的心情也有所宽舒，又能携妻子同游苏州、南京、镇江、扬州，四处散心。但是不久，形势又趋向紧张，出版再度发生困难，收入也越来越少，竟至于入不敷出。这对没有工资收入的傅雷来说，犹如雪上加霜。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文革序幕拉开，红卫兵入户抄家，对他批斗羞辱，令深陷困境的傅雷决心结束生命，以保持尊严。他说得妻子同意后，两人一同自杀。夫妻二人走得非常绅士，对身后事做了有条不紊的安排，遗书中交待付清房租，给保姆留600元作为过渡时期的生活费，用存款赔偿因抄家给姑母造成的损失，家中所余现金53.30元，傅雷特别指明，是用于他和妻子两人的火葬费。

 

傅雷用自己的死，留给身后的世界两个字，那就是：高贵。

 

参考资料：

1、方继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人稿酬如何计？》

2、相关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