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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费知多少?

稿费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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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敏 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2022-07-16 02:09 发表于四川
关于稿费的故事

© 徐敏|文

 

巴金

 

过去时代,作家都是靠稿费生活的,属于自由职业。1949年后,成立作家协会,把作家纳入其中,就变成事业单位了。许多作家不再靠稿费生活,而成了领取工资的国家干部。
 
但有一个作家很特殊,就是写作小说《家》《春》《秋》的作者巴金,他一生不曾领过国家工资,纯粹靠稿费生活,是中国作家中唯一不拿工资的文化人。
 
他担任过作协主席、文联副主席,更身兼许多公职,但他几十年来从未吃过皇粮、领过工资、要过待遇,完全靠自己的版税和稿费生活。
 
一位老财务说,他在文联工作了几十年,从没看到巴金拿着单据、发票报销过任何费用。有一回,巴金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秘书长特别交待工作人员,给巴金的飞机票报销一下。但巴金的答复是:还是不报为好。
 
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总编时,写稿、看稿、编辑、校对,身兼数职,也同样是无偿付出,不领分文。
 
1981年,77岁的巴金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捐出15万元稿费作为建馆资金。今天看起来好像是区区小数,但只要不健忘的话,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应该还记得,1981年的“万元户”,那可是万众仰慕,神一般的存在,按可比价格计算,直接就相当于今天的百万富翁。巴金能一次性捐出15万元,那是怎样一种概念!
 
与巴金的不拿工资类似,丁玲、刘绍棠也是有单位却不领工资的作家,他们光凭稿费收入即可维持生活,而且还能生活得很富足。
 
丁玲我们就不说了,她名气大,地位高,没打成右派前,发稿容易,稿酬也多。打成右派后,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分派她养鸡,月工资30元。文章不能发了,稿费也没有了,再不领工资就会饿饭,所以丁玲的不拿工资,只是1950年代初期的那几年时间。
 
刘绍棠是少年得志。在五十年代的文坛,他被称为“神童”作家,13岁便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作品。1954年,18岁的刘绍棠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为了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1955年春,刘绍棠从北大中文系退学,并在第二年加入中国作协,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作协会员。刘绍棠申请成为专业作家后,主动不拿工资,靠稿酬收入为生。
 
20岁时,刘绍棠已经出版了四本书,他当时的稿酬是每千字18元。如果出书,则每发行3万册便增加一倍的稿费,仅凭借出版的四本书,刘绍棠便“收入了一万七八千元”。
 
按刘绍棠自己所讲,他把这笔钱存入银行,年利率为11%,每年仅利息便可收入2000元左右,平均算下来每月有160元,相当于一个12级干部的工资。当时的物价,一斤羊肉4角多,一斤猪肉6角,所以刘绍棠虽然不拿工资,但仅凭利息所得,也可以过得比较富裕。1956年春,妻子曾彩美生孩子,刘绍棠从稿费中拿出2500元在中南海的隔壁买了一个三合院,包括五间住房,一间厨房,一间厕所和一个杂物间。
 
像作家老舍、张恨水、吴祖光,诗人艾青等文化人,都是在50年代初用稿费在北京买下的四合院,价格大约都是新币一万元左右。赵树理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那段时间发表了很多山药蛋派的作品,不断有稿费收入,他也像别人一样,用稿费买了一处很大的四合院。
 
另外一位知名作家叫王蒙。新政权建立初期,王蒙在北京团市委第三区团工委工作,后调北京有线电厂任团委副书记,月薪是87元。1956年他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获稿费476元,接近他半年的工资,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王蒙用这笔稿费筹办婚事,并购置了包括玻璃书柜、书桌、半软沙发椅等所需的家具。
 
一个人既有工资,又能发表文章拿到稿酬,两项收入合在一起,这在当年就要算不大不小的富翁了。
 
这样的好日子没过两年,就发生了整风运动。刘绍棠被划成右派,文章发不了了,存款也被冻结,生活失去来源。最困难的时候,他写信向朋友求告,指望能借点钱,但都石沉大海,无人向他伸出援手。王蒙被打成右派后,先是下放劳动,后来去了西北。
 
我们下面要说到的傅雷,大名鼎鼎,是翻译家中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巴金、刘绍棠是有工作单位而不领工资,傅雷却是一个个体户,没有单位。49年新政权成立后,傅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翻译,没有工资,也不存在退休一说。妻子朱梅馥是家庭妇女,全家的收入全部来自傅雷的翻译稿酬。由于没有所属的工作单位,傅雷的住房也是租住的,全家住在上海江苏路2845号一幢私人所有的三层花园洋房里,每月要支付房租55.29元。
 
这些负担,在正常年间都不是问题。从1949年到1957年,傅雷的翻译收入一直是稳定的,他重译和新译了大量的法国名著,译作之多,是他翻译生涯中的一个高峰期,所以收入也较为可观。但这一切都在反右后发生了根本改变,因为被划为右派,他翻译的作品无法出版,上面指示可以更名出书,遭到傅雷拒绝。后经出版社内部商定,仍请傅雷译书,由出版社预支稿酬,同时将译稿压下,待摘帽后再印刷出版。但即使这样,也因为右派的身份,翻译收入受到很大影响。随着精神压力的增大,傅雷的身体每况愈下,翻译速度也随之下降,造成收入锐减,生活渐渐陷入困境。
 
接下来的三年艰困时期,傅雷不得不写信向居住在国外的儿子索要食物。那几年傅聪从国外寄回国内的食品以及外汇,成了傅雷夫妇最重要的物质来源。
 
后来形势好转,傅雷摘去右派帽子,出版社也恢复出版了他的译著。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改善,傅雷的心情也有所宽舒,又能携妻子同游苏州、南京、镇江、扬州,四处散心。但是不久,形势又趋向紧张,出版再度发生困难,收入也越来越少,竟至于入不敷出。这对没有工资收入的傅雷来说,犹如雪上加霜。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文革序幕拉开,红卫兵入户抄家,对他批斗羞辱,令深陷困境的傅雷决心结束生命,以保持尊严。他说得妻子同意后,两人一同自杀。夫妻二人走得非常绅士,对身后事做了有条不紊的安排,遗书中交待付清房租,给保姆留600元作为过渡时期的生活费,用存款赔偿因抄家给姑母造成的损失,家中所余现金53.30元,傅雷特别指明,是用于他和妻子两人的火葬费。
 
傅雷用自己的死,留给身后的世界两个字,那就是:高贵。
 
参考资料:
1、方继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人稿酬如何计?》
2、相关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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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加州花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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