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良一家（前排左二为蒋方良）

 

这个女人不寻常

© 徐敏 / 文

 

 

她出身显赫，俄文名芬娜，是白俄罗斯人，父母都是贵族。原也是上流社会中的千金，不曾想出生不久，即遭遇十月革命，父母因贵族身份被囚禁，死于劳改营中。她很小就成了孤儿，由姐姐抚养长大。1933年，17岁的芬娜技校毕业，分配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

 

也是天赐缘分，芬娜分在了蒋经国所在的车间，成为蒋经国的下属。两人一个远离家乡，和父母完全断绝联系；一个父母双亡，孤儿出身，可谓同病相怜。刚开始，蒋经国对芬娜只是出于关心，多有照顾。但渐渐发现，和芬娜相处精神上没有压抑，很愉悦。芬娜也乐意和蒋经国交往，觉得这位大自己6岁的中国青年，工作努力，与众不同。蒋经国后来回忆说：“在工厂内，她是我的部属，她最了解我的处境，我每逢遇到困难，她总会表示同情及加以援手。”

 

一来二去，了解加深，两人有了走到一起的愿望。1935年3月，经苏联当局批准，蒋经国和芬娜结为夫妻。婚后，生活虽然贫苦，但很充实。蒋经国后来说：“我们居住的房间只能容一床一桌，每每为臭虫所扰，夜夜不得安眠。一月难得配给肥皂一块，难有一小块牛肉吃。”年底，芬娜为蒋经国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爱伦。孩子的出生，为这对异国患难夫妻，增添了快乐与幸福。

 

此时的芬娜，并不知道与她结婚生子的蒋经国，是中国最有权势家庭的儿子。只有蒋经国自己明白，他在苏联的处境，会因为中国内战国共双方的关系而动荡不定。1936年，蒋介石调动大军，准备对刚到陕北立足未稳的红军展开最后攻击。经斯大林授意，苏共中央通知乌拉尔党委解除蒋经国副厂长的职务，并取消其苏共候补党员的资格。这使失去工作的蒋经国顿时陷入困境，一家三口只能依赖芬娜的工资生活。这段艰难日子持续了6个月。1936年12月，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关系缓和，蒋经国的命运终于迎来了转机。

 

一直没有忘记儿子的蒋介石，立刻抓住时机，授意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一定要帮他寻回儿子。蒋廷黻不辱使命，经过一番外交斡旋，苏联方面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不再将蒋经国作为人质扣留苏联。

 

随即，蒋廷黻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会见了矮小精壮、皮肤黝黑的蒋经国。1937年3月25日，在与蒋经国见面的第二天清早，蒋廷黻就给蒋介石拍发了一份特急密电：

 

南京蒋委员长钧鉴：经国兄昨夜来见，与谈甚久，彼甚关心国事及钧座健康，决于即日偕其夫人及公子起程回国，夫人系俄籍女士，廿一岁，曾学工程，公子一岁，约于下月中抵沪，行期确定后再报。廷黻。

 

1937年4月，蒋经国带着妻儿，途经海参崴返回中国。一路上，想到一别十二年的祖国，想到即将见面的父母，蒋经国既兴奋又忐忑，他不知道身边随行的洋媳妇，父母是否喜欢。

 

芬娜的心情自然起伏更大，她无法预测，她的人生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4月19日，蒋经国乘船抵达上海。由侍从室主任陈舜耕和杭州市长周象贤到码头迎接蒋经国一家，随即将其护送至杭州。

 

几天后，在杭州国民党政府主席别墅，蒋经国见到父亲，二话不说，当即跪下，向父亲行三叩首之礼。

 

蒋介石侧眼看了一下儿媳，身材高大、金发碧眼、高鼻梁，洋气十足，和此前蒋经国寄来的黑白照片上的模样，并无太大不同，感觉上还不算陌生，但仍然有些不太适应。直到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渐渐发现这个来自俄罗斯的媳妇，个性随和，温柔婉约，孝顺公婆，体贴丈夫，照顾孩子也很周到，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型，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规范，这才放下心来。为了让她早日融入中国社会，蒋介石替她取了个芳娘的中国名字。

 

至于浙江宁波奉化溪口镇老家的蒋家人，对洋媳妇倒是格外的好。婆婆毛福梅抱着漂亮的孙子爱不释手，每天变着花样给儿子儿媳做各种家乡名菜。还执意按照老家的规矩，给儿子制作了马褂，为新娘添置了凤冠霞帔，替儿子儿媳补办了中式婚礼。

 

毛福梅听说儿媳的中文名字芳娘是丈夫取的，很不满意，说：“这名字不好。她是小辈，怎么能叫娘呢？如果我这个当娘的都叫她娘，她该有多少罪过？”于是毛福梅将蒋芳娘改为“蒋方良”，寓贤良方正之意。蒋介石听说后，认可了这名字改得比原来的好。

 

这一改名，还真从心理上影响了芬娜。而且，芬娜还从婆婆毛福梅身上，看到了中国女性克勤克俭、隐忍宽厚的品格，这成为她日后待人处事的准则，也使她很快便融入了新的环境。通过几年的学习，她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宁波话，而且能做一手地道的奉化菜，还自学了戏剧、绘画，除了外表，蒋方良已经变成一个贤惠的中国儿媳妇了。

 

这段时间，蒋经国也没闲着，他按父亲的吩咐，留在奉化溪口老家，恶补中国文化，读《孟子》，读《曾文正公家书》一类古书，也读《总理全集》和《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类的书。

 

1938年，蒋经国开始出任公职，去了江西南部，担任赣县县长。这一年，他们添了女儿蒋孝章。蒋方良和孩子则留在老家，继续普通中国妇女的生活。此时她已经学会了汉语，俄语只有蒋经国在家才会使用。再后来，蒋方良1945年生下次子蒋孝武，1948年生下三子蒋孝勇。三个儿子个个帅气，但三个儿子都不会说俄语，只有女儿蒋孝章会一点。说到蒋孝章，不妨多写一句，不但人漂亮，而且善解人意。在蒋家第三代“孝”字辈中，她是唯一的女孩，在蒋家地位之优越，无人可比。蒋经国后来偶有移情别恋，但与蒋方良夫妻关系牢不可破，蒋孝章是定海神针。

 

大陆时期，因为战乱，蒋方良跟丈夫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到了抗战后才比较多了一些。

 

1938年，蒋经国接任赣南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在赣南实施“新政”，一面向烟、赌、娼开战；一面减免地租，实行“耕者有其田”。不到两年时间，地方初步安定，农业产量上升了20%，被地方称颂为“蒋青天”。

 

与丈夫相比，蒋方良行事低调，深居简出。在大陆如此，就是后来到了台湾，蒋经国地位越来越高，最终成为总统，蒋方良的身份也上升到了第一夫人，但她仍然不改初衷，一如既往。

 

在台湾，蒋方良先住长安东路18号，后搬七海寓所。蒋经国终其一生，为人正直，公正廉洁，不喜女人干政，也不希望蒋方良和官太太们搅和在一起搞小圈子。所以蒋方良的生活范围愈缩愈窄，来往的人只剩下那群从大陆到台湾、能讲一口宁波话的老朋友。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后，有一天对蒋方良说，我不希望人家讲院长夫人也打麻将，蒋方良从此远离牌桌。

 

有一次，蒋方良到妇联总会参观艺品展，《中央日报》在第二天的报道中称其为“蒋夫人”。蒋方良看见后立即召来报社负责人，吩咐他们以后不要再用这个称呼。在蒋方良看来，“蒋夫人”已经成为宋美龄的专门称谓，如果自己再用这个称呼，就是对婆婆的不敬。这在中国传统礼数中是冒犯长辈的。

 

蒋经国在世时，蒋家对家庭成员的生日十分重视，包括蒋经国、蒋方良和四个儿女的生日，以及蒋经国夫妇的结婚纪念日，全家都要聚在一起，举办一场简单的家庭聚会，切蛋糕、开香槟。有时蒋经国兴致高，除了当场亲吻蒋方良外，也会在儿女的起哄、簇拥下，与爱妻共舞，十分热闹。

 

蒋经国亲吻蒋方良

 

 在蒋方良的生活中，有两个中国女人不可或缺。一个是女护士陈冰心，一个是整天忙碌收拾东西的阿宝姐。在七海官邸，阿宝姐名义上是女佣，实际地位却是蒋家成员。不但蒋方良信任她，就连蒋经国对她也礼让三分。

 

阿宝姐是影响蒋方良最深刻的一个人。在江西赣南时，章亚若是最早教蒋方良讲中国应酬话的启蒙老师，而阿宝则是教导蒋方良日常生活细节，教她如何精打细算，节俭度日的生活老师。除此之外，阿宝还告诉蒋方良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人情世故，使蒋方良能尽快地融入中国社会，适应生活。晚年的蒋方良和阿宝姐，形式上虽是主仆关系，但实质上形同姐妹，密不可分。

 

身为蒋家总管，阿宝姐之所以能赢得所有人尊重，固然源于她的敬业、任劳任怨、一丝不苟，但也同她严于律己，绝不谋私的品德密不可分。她每次出门，绝不坐寓所的公务车，情愿自己打电话叫计程车到七海寓所接她，自己付车资。好几次，蒋方良的司机胡献堂主动想载送她去市区，她都一口回绝，坚持自己花钱坐计程车。她对蒋家的付出，远远超出了蒋家付给她的薪水。

 

阿宝姐在台湾单身一人，她的全副心力，都投入到她负担的工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年无休。她被公认的优点，是吃苦耐劳，谨守分寸，光明磊落，从不挑拨是非。可以说，在几十年的相处中，她影响了蒋方良，蒋方良也影响了她。两人性格互补，互有提升。

 

蒋经国在世时，蒋方良公开露面的时机，只有两个场合：一个是蒋经国出访时，她会到机场迎送，或有外宾来访时，她也迎送宾客，出席宴会；另外一个时机是每逢大小选举，她会和蒋经国一道出门投票。其余时候，面对外界，她一概选择沉默。媒体称她是台湾历任总统中“最没有声音的第一夫人”。她也因此荣膺美誉，赢得了所有人的敬重。

 

作为一个俄罗斯女人，蒋方良19岁嫁给蒋经国，21岁来到中国，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和深爱的男人厮守半生，她应该是幸福的。但步入晚年，丈夫先她离世，此后不到8年，三个儿子，也相继过世。其情之苦、之悲、之惨，外人很难体会。

 

2000年，与蒋方良亲如姐妹的佣人阿宝姐，在服侍蒋方良五十多年后，选择了回到大陆定居，这让蒋方良在遭受丧夫丧子之痛后，又一次受到重击，情绪极为低落。唯一的女儿蒋孝章因长年定居美国，不能陪侍左右，让蒋方良倍感寂寞。她开始变得不言不语也不再哭泣，经常一个人痴痴地凝望着蒋经国和四个孩子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那种孤独无助的神情，令人心酸。

 

蒋经国一生贡献国家，并无私产。蒋方良未承担过任何公职，自然也无私蓄，只能靠蒋经国20个月的俸额115万新台币为生，生活非常拮据。

 

1992年，蒋方良接见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正、副市长时，二位市长邀请她回故乡看看。蒋方良回答说，自己现在没有钱，所以没法回去，这让两位市长惊叹不已。

 

据七海寓所的老司机胡献堂说，蒋方良晚年只靠抚恤金过日子，连出门旅行都不宽裕，更别提回白俄罗斯探亲了。

 

1999年，孙子蒋友柏从纽约大学毕业，媳妇方智怡带着儿子从美国专程回到台北。一来看望婆婆，二来也想听听祖母对于孙子择业的建议。方智怡告诉蒋方良，蒋友柏毕业以后，有人说他最好回台湾从政，自己却希望他远离政界，最好经商。

 

蒋方良听后非常赞同，点头说：“对，对。友柏，不能从政，从政不好，你祖父在世的时候，对你阿爹早就说过了，做什么也别再当官了。那可是会毁坏你一生的差事呀！”

 

问到今后该怎样经商。蒋方良说：“当然要忠诚，不要当奸商！还有，要把员工当人。”

 

这个俄罗斯女人，终其一生，也从未忘记自己曾经的工人身份。

 

她人生最后的八年，独自居住在台湾七海寓所，思念家乡，怀念亲人，长期寡言已成习惯。由于年事已高，加上身体出现状况，只能依靠轮椅，很少出门。但每年到慈湖谒灵，蒋方良从不缺席，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年，她仍然坚持前往。此时，她只能坐在轮椅上，默默地注视丈夫的遗像，一看就是40分钟。那种一往情深的眼神，让所有人无不为之落泪。

 

2004年12月15日，蒋方良离世。在即将和这个世界分手时，向来寡言少语的她忽然问道：“我死了以后，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