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透中国的“李玉和”沉浮录：他希望30岁以上的人能忘记他（图）
《红灯记》中李玉和扮相
钱浩梁被挑选扮演《红灯记》里的主要英雄角色—李玉和。这角色改变了他当艺术家的命运
“李玉和”已经老了，他现在的心愿是希望30岁以上的人能忘记他，让他度过宁静不受打扰的余生。这可能吗？许多东西可以忘记，惟独记忆这个东西是不能忘记的。和“文化大革命”相伴了十年的“样板戏”，已经在30岁以上人的头脑里扎了根，是拔不掉、砍不断的。
“李玉和”这个当年妇孺皆知、红透中国大地的名字，沉默了十几年后，突然被一曲“奶奶—你听我说……”唤醒。当年手挚“红灯”上台就是一个顶天立地亮相的李玉和，如今在哪里？
浩亮原姓钱，名浩梁，出身梨园世家，从小就学艺，10岁考入上海戏剧学校，1959年就成为中国戏剧学校的首届毕业生。1964年他被挑选扮演《红灯记》里的主要英雄角色—李玉和。这角色改变了他当艺术家的命运，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江青插手现代京剧，“李玉和”只是与其角色相同，不会留下大起大落、大悲大欢的记忆，至少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记忆。但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只有过程和结果，没有“如果”的假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于会泳、刘庆棠合称为于、浩、刘，是这个时期最为著名的“样板戏”三巨头。于会泳负责《智取威虎山》剧组，钱浩梁负责《红灯记》剧组并且领衔主角，刘庆棠负责《红色娘子军》也担任主角，这三个“样板戏”在当时是赫赫有名、领尽风骚的。如果从他们三个人所作所为看，要算钱浩梁憨厚，个性也不骄狂，但是跟着江青后面做了许多错事糊涂事。虽然很少借江青之棍去打人，但是也有意无意地得罪不少人。
浩亮—这是江青为他改的名，他曾经红火之至，也曾经灰不溜秋，当然也有这个名字演变的故事。
江青爱给人改名字，这大概是她永远无法改变的嗜好。据说她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还饶有兴趣要给看守员改名。可是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梦魇年代里，她的嗜好无疑就是一条罪行的证明。“四人帮”倒台后，许多被她强迫改名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其实大多数人和江青没有瓜葛，只是江青一时兴起，听谁的名字不顺耳，就好行使父母职责，给人改名。当然，浩亮的名字不只是江青一时兴起而为，江青的确重视演艺好的演员，浩亮就是其中的一个。
江青把信口随意改名当成一种对人的恩惠。她喜欢怎么叫，这个人就该叫什么，要谁改，谁就得改，如同封建皇帝赐名赐姓一样。早在1968年审改钢琴伴唱《红灯记》时，江青就对殷承宗说：“就凭你这个名字，我也要造你的反。你是想继承你那个祖宗啊！”
殷承宗笑着讨好说：“我改‘诚忠’吧？”
“可以，这样好！忠心不二嘛。”江青当即赞成。
江青给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说戏，突然觉得饰演吴清华的B角演员宋琛琛名字太长。她对宋琛琛说：“你的名字干脆改或宋琛算了，去掉一个琛。”
接着，她又转向一位叫张婉昭的女演员，说：“张婉昭，你就叫张昭吧，不然，你的名字要进宫廷了。”
不等人家同意，在排练的过程中，江青就已经喊着她起的新名字了。
“张昭基本功不错，可以排排连长……”
江青一边说戏，一边念叨：“张婉昭的名字多旧呀，进了宫就成妃子了。唉，现在叫‘淑’的也太多了，好像没有‘淑’字，就不是女名了。”
“样板戏”《杜鹃山》的女主人公，原来名叫贺汀。但是这个“姓贺的女英雄”有暗指毛泽东井冈山时期夫人贺子珍之嫌，触动了江青的心病，于是女主人公的名字被改为“柯湘”。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女主人公，原来叫吴琼花，她下令把女主人公名字改为“吴清华”。江青一次审查《红灯记》，休息时喊过来钱浩梁，说：“叫人家记住你钱浩梁？好家伙？多少笔画！去掉你那个‘钱’字吧。就叫‘浩亮’，‘浩’，浩大的浩；‘亮’，漂亮的亮。几年前我就想叫你这个名字了。”
钱浩梁愣愣地问：“不要‘钱’了？”
“你还要‘钱’干什么？我就不要那个字了。”
“好！我坚决不要了。”钱浩梁响亮地回答。
“嗯，还有双重意思：一个是不要你祖宗的那个钱，一个是不要金钱。我们只要革命。”
此后，“浩亮”一名就叫响了，借着李玉和之光，大走了红运。
不满25岁的钱浩梁出演《伐子都》，一炮走红，被京城同行公认为是“全活”的大武生
钱浩梁曾是“全活”的京剧大武生。受梨园家庭的影响，打6岁起就随父练功学艺的钱浩梁，自小就爱上了京剧这一行。10岁那年，他一度进入上海戏剧学校学戏。虽然这所学校不久停办，但先后到该校短期任教的京剧名角不凡的身手、风范，足以令他仰慕不已，决心将来也要当个名角儿。
50年代初，他考入新成立的中国戏曲学校插班学习。他主要师从的名武生尚和玉功底深厚扎实、艺风严肃、传艺认真。钱浩梁身体条件和武功基础本来就不错，对老师又非常尊重，学习也异常努力刻苦，不久就将尚派武生戏的代表剧目《挑滑车》、《艳阳楼》、《伐子都》等学得颇为中规中矩。1956年，他成为中国戏曲学校的首届毕业生，并被留在该校实验京剧团工作。
在这个团里，他首先排演了《百骑劫魏营》，饰主角甘宁；接着又主演了《挑滑车》的高宠，均获得好评。1959年，对不满25岁的钱浩梁来说可谓双喜临门：在出演《伐子都》一剧中，他扮演的子都一炮走红，声誉鹊起，被京城同行公认为“全活”的尚派大武生；也就在这一年，初步立住了舞台形象的钱浩梁，因政治上要求进步，为人谦虚敦厚，在演艺上精益求精，而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2年，中国京剧院为补充队伍，决定从中国戏曲学校实验剧团选调40人。由杰出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任院长，李少春、叶盛兰、袁世海、杜近芳等名角荟萃的中国京剧院，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京剧演出团体，梨园新秀都以进入这个剧院为自己最高理想。该院的总导演阿甲、副院长张东川等观看了钱浩梁主演的《挑滑车》，深感这位年轻人是株好苗子，就把他选调到了中国京剧院。
信奉“艺无止境”的钱浩梁，当时十分敬仰中国京剧院一团的著名演员李少春。李少春工老生、武生和文武。他于文戏师承余(叔岩)派，演唱韵味纯正，行腔圆熟婉转，低沉回荡；武戏主要宗法杨(小楼)派，长靠戏、红生戏，工架严谨稳练，身手干净，气度恢宏，短打戏则动止边式大方，干脆稳准，翻打扑跌敏捷洗练，且擅长猴戏。李少春在京剧界可谓是一位名驰南北的文武全才。他不仅在《战太平》、《长坂坡》、《三岔口》、《闹天宫》等众多传统剧目中光彩四溢，而且于改编及新创剧目《野猪林》、《白毛女》中饰演的林冲、杨白劳上均有不同凡响的艺术创造。对于这样一位大师，钱浩梁早就心驰神往，十分向往能在李少春的帮、带下，提高砥磨自己的艺业，成为京剧界的文武全才。
但初到中国京剧院，选调去的这些人全都留在四团，等待调整分配，这难免使钱浩梁忐忑不安。
有一天四团在吉祥戏院演出《伐子都》，正值饰子都的主要演员前一天演出中把手扎了，不能上场。团领导想到钱浩梁演过这出戏，要他当晚顶上去。视《伐子都》为拿手戏的钱浩梁，此时却惟恐演好该戏就被四团留下，所以迟迟疑疑地说：“我可只是替替啊……”
“放心！院里早定了，你上一团！”知道他心思的团领导给他吃了定心丸。
不知是这颗定心丸令钱浩梁精神大振，还是在意在中国京剧院头遭饰主角时显露一下本事，当晚他在演出中超常发挥，扎着大靠满场飞，身手坚实稳健。尤其在那段子都为了抢头功，不惜一箭射死本军大将颍考叔，回营后深感有愧，惧疚而亡的戏中，他连唱带做，声情并茂，将这个英武、阴险、狡诈而天良尚未泯灭的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博得了满堂喝彩。凑巧的是，那天晚上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在台下看戏。悄然而来的江青对钱浩梁的扮相和演技大为赞赏，从而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钱浩梁终于如愿以偿地被分到中国京剧院一团。当时43岁的李少春身体欠佳，院领导有意安排他带带钱浩梁，既培养新生力量，在必要时也能替替他。艺德高尚为人热情正直的李少春对钱浩梁很是喜爱，觉得他基础不错，颇有悟性，只是还欠雕琢敲打，所以将他像亲传弟子一般相待，文武诸艺均倾心相授。如鱼得水、心花怒放的钱浩梁也不负众望，学戏练功异常刻苦，艺业进步很快。特别是原来欠缺的唱功，在李少春精心指点下，他常常鸡叫头遍就起来，跑到僻静处边压腿边吊嗓，渐渐地也真学到了点挺拔激越而又婉转细腻的余派韵味。
江青联系到两年前观看《伐子都》的印象，似乎对钱浩梁饰演的李玉和更为欣赏
1963年秋天，中国京剧院导演阿甲忽然被一个电话叫到文化部。阿甲到了以后，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交给他一叠稿纸，说：“这是江青同志从上海拿来的，她建议改编成京剧，你看怎么样？”
阿甲拿过来一看，剧本的名字叫《红灯记》。他翻了翻说：“好吧，我们回去研究一下。”
回去以后，阿甲经过认真阅读，觉得剧本不错，同意上戏。经过仔细研究，决定由李少春演男主角李玉和，刘长瑜演女儿李铁梅，高玉倩演母亲李奶奶，袁世海演坏人鸠山。同时，每个主要角色都需配一个B角，团里决定由钱浩梁给李少春当B角。
团里作出决定后，要求每个主要演员都自己创作。于是，李少春开始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谁也不能打扰，潜心钻研角色。他一段一段地设计李玉和的唱腔、表演动作，然后用录音机录下来。逐渐地，一个“浑身是胆雄赳赳”的革命英雄被转化为京剧艺术形式，栩栩如生地出现了。
角色设计完成之后，李少春开始和钱浩梁练习演唱。他看到年轻人哪段戏演得不得法时，就指出来：“浩梁，这段唱有个要求，应该这么唱……”
“哎，好的。李老师，你再听我来一遍。”
有时，从台步、身架到唱腔，甚至每个字的吐音，李少春都一板一眼，手把手地去教。李少春的小女儿看着都有点累，她就噔噔跑回家对妈妈说：“妈妈，妈妈，钱叔叔真笨，我都会了，他还没学会。”李少春爱人赶忙笑着阻止她：“小孩子家，别瞎说。”
为塑造好李玉和这个英雄人物形象，在领会编导意图和去东北体验生活后，李少春从台步、身架到唱腔，都反复揣摩，进行精心设计。在排练中，他一如既往，又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地手把手传授给钱浩梁；尤其在唱功上，从每段唱腔到每句唱词，李少春都悉心指导，钱浩梁对李少春也是毕恭毕敬，言必称“老师”。
无论是后来的彩排，还是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中，大概是名人效应的缘故，人们赞赏备至的还是李少春的“李玉和”。但因李少春身体不好，钱浩梁作为B角在《红灯记》中频频亮相，又在当年第六期《戏剧报》封面上获得了饰扮李玉和剧照的刊载机遇，因而在全国走红。
然而，在观摩演出大会前夕才“关心”《红灯记》的江青，联系到两年前观看《伐子都》的印象，似乎对钱浩梁饰演的李玉和更为欣赏。她曾发言道：“以后李玉和还是小钱演吧。李少春不像个工人，倒像个站长……”。之后在她所插手的《红灯记》修改中，有次曾提出铁梅的某唱腔不行，嘱令修改。从事唱腔设计的李少春在艺术上自有主见，没理江青的茬儿，这使江青恼火异常，认定李少春眼里没她，于是多次借题发挥，指责李少春扮演的李玉和“没有工人阶级气魄，不像个工人。让小钱演李玉和”。第一夫人的这些“指示”，不仅就此影响了李少春和钱浩梁的命运，而且也微妙地动摇了李少春在钱浩梁心目中的名师地位。
李少春越来越受到冷落。全国京剧现代戏大会演结束后，钱浩梁的李玉和形象开始在全国打响。1965年，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为无产阶级英雄立传》，谈他的演出“体会”：
“作为一个京剧青年演员，当组织上决定由我扮演《红灯记》中的主人公—李玉和这个角色时，内心感到非常光荣和兴奋……我认为演革命现代戏，既要每个动作都服从生活的真实，又不能自然主义地服从生活。我感到表现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京剧武生所用的一些功架，雕塑美，以及一些符合剧情内容的程式，在李玉和身上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演的李玉和，从出台到刑场最后进去，动作步伐都有一定的程式。……当鸠山用金钱美酒、好说歹说都动摇不了李玉和忠于革命的意志，最后只好命令打手们带李玉和去坐老虎凳时，李玉和巍然立起，从容解开衣扣、亮相、冷笑、扣钮，背着手，然后蔑视地踏着舞台方步入场。这在生活中是没有的，但却符合李玉和这个人物的英雄性格……”
这篇文章不乏钱浩梁的独到见解，但他不该忘记李玉和真正的创造者李少春的名字，更不应该在文章中对李少春只字不提。他深知，江青对他的老师不满意，他面临着两条可选择的道路：老师或者江青。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组织上”决定让他演李玉和时，他是感到非常“光荣和兴奋”的，也许，理智的天平已开始向江青倾斜？
这个“我演的李玉和”，到底有多少是钱浩梁的独创呢？就以这篇文章谈到的《赴宴斗鸠山》一场戏来说，李少春原来是这样设计的：他唱完“正好把我浑身的筋骨松一松”后，使了一个蔑视的眼神，轻轻地，但却饱含分量地掸掸帽子上的灰尘，然后一个背转身入场。而钱浩梁后来的设计则去其形，留其神，形成后来的形式。而在这篇文章里，李玉和却完全成了“我演的李玉和”！
不久，《红灯记》被册封为“样板戏”。钱浩梁知道在《红灯记》修改过程中，阿甲、李少春等人因不屑于江青的胡乱“指导”，江青一直对他们记恨在心。他更揣摩到了江青屡屡强调“搞戏充满阶级斗争”，意在打倒他人，将“样板戏”完全记在自己功劳簿上的居心。于是，在这人性缺失的年代，他为了“紧跟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向“革命文艺旗手”效忠，也为了自己的前程，竟然昧着良心将这些领导、老师对自己的栽培抚育之情抛到了一边，并秉承了江青的旨意，把他们与林默涵等“文艺黑线”挂上钩，当作“破坏‘样板戏’的阶级敌人”开了火。
1965年初，名闻遐迩的《红灯记》南巡演出，已由钱浩梁一路担任主演。江青对他也是恩宠有加，并曾亲自给在广州的钱浩梁去信，勉励他好好努力，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李少春因未随剧组南下，所到之处的新闻媒介宣传的《红灯记》，总是不离钱浩梁的李玉和、高玉倩的李奶奶、刘长瑜的李铁梅、袁世海的鸠山，这无形中被人们视为《红灯记》的最佳搭档。钱浩梁的知名度甚至超过李少春。
第一夫人的青睐，铺天盖地的荣誉和赞扬，此时像一贴腐蚀剂，使本来敦厚虚心的钱浩梁于飘飘然中有点忘乎所以了，他俨然成为“正宗”李玉和形象的艺术创造者了。
1966年6月，刚分配到艺术室的六个大学生，联名贴出了中国京剧院的第一张大字报，声称“中国京剧院的文艺黑线又臭又长”，就此掀开了剧院“文化大革命”的帷幕。
在革命造反派疯魔一般揪斗、批判“反动权威”、“三名三高”、“文艺黑线人物”、“走资派”的热潮中，一切演出活动都停止了。阿甲、张东川、李少春、刘吉典等人都成了“牛鬼蛇神”，被挂牌批斗，关入“牛棚”。钱浩梁作为“黑苗子”，被贴大字报后，也靠了边。
江青并没忘掉《红灯记》，也没忘掉钱浩梁。1967年4月，等她在“中央文革小组”站稳了脚跟，就指派戚本禹带人进驻中国京剧院，授意钱浩梁起来“革命造反”。一些善于看风使舵的人，急忙张罗，帮着钱浩梁成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红灯记战斗兵团”，戚本禹对这个“革命造反”组织立即表示支持。有江青和“中央文革”撑腰的造反组织毕竟非同一般。山头林立的众多造反派，一时间纷纷反戈一击，汇集到了“红灯记战斗兵团”大旗下，钱浩梁也一下成了剧院的实际总管。
钱浩梁“大义灭亲”的革命举措和对“旗手”的耿耿忠心，大大赢得了江青的欢心。1968年，中国文艺界已是“样板戏”的天下。
随着《红灯记》被拍摄成电影，字幕上饰李玉和的“浩亮”大名在中国家喻户晓，他开始青云直上
浩亮开始青云直上，他成了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这个手眼通天的副书记实际上是剧院的第一把手。1969年4月，他“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原来江青准备让他当中央委员，是周恩来和他交谈后，他同意总理的安排，当代表而不是委员。这一点不难看出，他对权力不太计较，说明他的确不是政治场上的“专家”。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次党代会，林彪和江青极力将自己的亲信和骨干往中央委员会里拉，原来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这次只有1/3，新当选的委员一大批是“文化大革命”后异军突起、正在发达兴旺的人选。
这次中央委员会于会泳进去了，江青还觉得不满意，她希望她的“三巨头”都能进中央当委员，她找周恩来说了好几次。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当然不能同意江青的无理要求。在一次会议后，周恩来找到钱浩梁，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顾全大局，不要有思想情绪。钱浩梁不等周总理把话说完，就明确表态，他对这个是无所谓的。总理见他这个态度，也就不需要多说什么了。
但是浩亮还是官运亨通，1970年5月，他开始参与国务院文化组对全国文艺的领导工作……他当官后，仍不愿荒废自己的艺业，即使晚上开会到两三点钟，次晨也要起个大早溜溜嗓子。在那期间浩亮主要管几出戏，除了抓《红灯记》拍摄电影前的修改外，他又主持了第二拨京剧“样板戏”《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的改编、排演。
为了不负江青的厚望，也为了同当时主管《龙江颂》、《杜鹃山》的于会泳暗中较劲，浩亮为那几出戏确实不辞辛劳。明白自己肚里东西不多，他从“牛棚”中“解放”了李少春、张君秋等“反动权威”，让他们参加唱腔设计和导演工作，在“控制使用”中让他们“戴罪立功”。虽然浩亮学着江青，发号施令将这几位“反动权威”使唤得团团转，还时不时把他们精心设计的唱腔说成左一个不是，右一个不是，常令老先生们对这位昔日的学生气得直犯晕，但浩亮还是为他们在那个年代能从事心爱的京剧艺术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浩亮是个好演员，却并非当行政领导的料，但在江青眼中，他是个驯服听话、憨厚可爱的好干部。于是在1975年四届人大后不久，浩亮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喜忧交加的浩亮，曾把《红灯记》剧组的老战友召集到自己宿舍，不无感伤地对大家说：“今后我怕是再也不能演戏了。唉，大家都是演员，离开舞台是什么滋味，你们都是清楚的，就像鱼儿离水……”
只是仕途升迁的喜悦毕竟大于告别舞台的惆怅，在“四人帮”直接控制下的文化部当副部长，更多的是个帮闲式的陪衬，只要哄着江青高兴，对“四人帮”布置的事儿言听计从照着办，倒也无需没多少领导水平的浩亮多操什么心。而生活待遇却一下子变了，他从剧院宿舍搬了出来，住进了原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寓所。
一个曾是中国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在隔离审查的高墙后面困守多年之后，又跌入人世间的尘埃之中
1975年9月的一天，浩亮驱车悄然来到积水潭医院，在一个病房的病床上，躺着濒临病危的李少春。望着这位积劳成疾，如今患脑溢血昏迷不醒、行将离世的老师，浩亮眉头紧锁，面颊上的肌肉微微颤抖着，追昔抚今，心潮起伏，不能不为自己的无情而自责、忏悔……
1981年末，迎着隆冬凛冽的寒风，一个身材魁武的壮年汉子，迈着沉重而略带迟疑的步履，走在通往北京魏公村中国京剧院的路上。他提着一只简单的行囊，身穿一件军用棉大衣，长着浓眉大眼的脸面上捂着一个大口罩。一副在严冬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的墨镜，使人难以窥见他的真实面目，以及瞳眸中感慨万千而又不无酸楚迷惘的闪光。在他贴胸的口袋里，还揣着一纸“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的“组织决定”。
正因为文化水平不高，除了跟着江青跑，坏事干得不多，民愤也较小，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的隔离审查中，浩亮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予起诉”。在解除长达五年半的隔离审查之时，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还找他谈了一次话，鼓励他改正错误，重新做人，耐心等待组织上对他的工作安排。
浩亮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回到了中国京剧院的家。
往事固然不堪回首，而今尤觉世态炎凉。对全家早从舒适宽敞的梅宅，搬到魏公村一幢筒子楼两间背阴的小屋，钱浩梁不感到意外。但面对人们现在将他“挡驾”在剧院的练功房外，他不能不生发出些许悲哀——他是个京剧演员，此刻他最大的希望是尽快恢复功夫，即使不能重返舞台，至少也可以执教鞭培育人才，不料这进练功房如今对他也成了一种奢望。当然，对此他理解，要使饱受“四人帮”迫害的人们接受自己，这需要时间，他默默地忍受了。
一辈子在舞台上扑腾的人，跌打滚爬，红黑白脸，一会站起来，一会倒下去，不仅仅是演戏给人看，自己也是演出一场人生大戏。前半生搁在了舞台上，后半生怎么办？钱浩梁在被审查了五年之后的第一个愿望，竟然是想看见舞台，重登舞台……
他开始在篮球场上练功。没有厚底靴，就穿着解放鞋，练腰腿身段；没有对手“耍下场”，就独自操着竹竿练把子功；迎着朝霞吊嗓，伴着夕阳默戏……
他不知道在练功中没有厚底和练功毯，篮球场坚硬的水泥地对自己的冲击力有多大，一年多之后，久震成伤的右膝半月板突然粉碎！他被送进医院做了右膝半月板摘除手术。
1983年，正在医治腿伤的钱浩梁，接到了河北省艺术学校的调令。当时主持河北省文教工作的副省长高占祥喜欢京剧，也爱惜人才。知道没有单位敢接受钱浩梁，他认为对这位难得的武生人才要真正落实党的“治病救人”的政策，指示省文化厅收留钱浩梁，并讲：“对钱浩梁，不要有顾虑，大胆使用。”
揣着这纸调令，钱浩梁拄着棍，一步一挪地到了石家庄。艺校领导鉴于他腿伤严重，治伤要紧，在经省领导同意后，让他先回京治伤。
1984年春节前，高占祥派省文化厅的两个人前去探望，代他祝钱浩梁全家过个好年。悉知钱浩梁的妻子曲素英正患乳腺癌卧病在床，高占祥马上又派人送去200元困难补助。接过这钱，钱浩梁控制不住自己，哭了。他对来人说：“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还没有为河北做过一天工作，省里这么关心我，我一定争取早日工作。”
腿伤初愈就赶赴石家庄的钱浩梁，受到了艺校领导、师生的热烈欢迎。多年来头回被人尊为“钱老师”的他受此礼遇感激异常，在欢迎会上他激动地说：“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组织上既然把我安排在这儿，我要努力工作。我是唱戏的，不懂教学，在教学上没经验，希望大家帮助。”
投桃报李，艺校的知遇之情换来了钱浩梁忘我的工作热忱。在艺校京剧科，他为一批培训的四川学生“开坯子”(启蒙)，并编写出了《戏曲基本造型十五功》的教材，在给三个高年级学生教授身段和剧目课中，给他们排了盖(叫天)派剧目《一箭仇》、《雁荡山》。
然而政治上犯过错误的阴霾始终难以从他心中抹去，他怕接触人，常戴墨镜，即使在房间内也不摘；来往密切的多是原在戏校的同学，与其他人相处来往甚少，而且话语极少。艺校排了新戏请他提意见，说好的无非是“规矩，路子正”；实在不能令人满意的也只是说：“戏不好，是学生的事，不是老师教的事。”仅对两人，他时而直抒胸臆：一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艺术家裴艳玲，曾就自己排演的《钟馗嫁妹》两次诚恳地请他提意见，钱浩梁坦陈己见报以回敬，还建议剧中小鬼的舞蹈可加入迪斯科动作，渲染妖气，裴艳玲也欣然采纳；二是对校长赵同兴，钱浩梁在与他单独谈话中吐露过自己的哀怨：悔恨自己这样一个不懂政治的人却参了政摔了个大跟斗，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能回京与妻子团聚的企盼，以及重登舞台的梦想……
是的，他希望自己能重返舞台，为此他一天也没停止练功，课余时间就是他的练功时间，只要排练场有空，他就去排练场，一天几遍，寒暑不辍。在家里则是边压腿，边盯着电视机跟着音乐哼哼，权当吊嗓子。虽然他也知道重返舞台遥遥无期，但他仍执著无悔地期待着，并表示要给艺校排出自己拿手的三台大戏：《长坂坡》、《艳阳楼》、《挑滑车》。
钱浩梁在艺校的几年，以他突出的业务水平和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换来了同事和学生的尊重。1988年河北文艺界评定技术职称，艺校顺利地通过了他高级讲师职称。但报到省里后，却独有他没被批下来。有人把此事告诉了高占祥，高占祥明确表示：“钱浩梁的情况我了解，他的职称应该批，他的住房也应调整。他是难得人才，要用人所长，我们要把政策落到实处”。这年国庆前夕，钱浩梁的职称解决了。消息传到北京家中，他的女儿钱红南抑制不住激动，给高占祥挂了个电话：“高叔叔，我们全家感激您，我们一辈子忘不了您！”
重登京剧舞台有望了！1988年《中国戏剧》刊登了《浩亮近况》。一位与钱浩梁23年没见面的老朋友读后克制不住思念之情，前去看望他。交谈中那位老友萌发了给喜爱京剧的宋任穷写信的念头，希望能让钱浩梁重返京剧舞台。这封信经宋任穷同志批示后转给了文化部。
这年中国戏曲学院的历届校友为母校募集教育资金，准备于12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三天义演，在演出阵容中列上了钱浩梁的名字。接到通知，钱浩梁兴奋不已，他第一次登门求见省委书记李文珊。由于宋任穷同志对有关钱浩梁演出之事已有批示，所以在李文珊呈报文化部时，文化部同意了钱浩梁出台。
12月6日，在中山公园礼堂的后台，即将上演《艳阳楼》的钱浩梁，对着化妆镜拿起笔，迟疑地回忆着脸的勾法—毕竟他已25年没演过传统戏了。有人劝他让师弟给他勾，他坚持要自己勾。这不仅因为勾脸是大武生的本分，也因为眼下的演出机会是多么的不易！那天晚上，不少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直至钱浩梁上了场，走完趟马后的那个大“跺泥”，稳稳当当地跺在台上，博得了满堂彩后，大家才长吁了一口气！
钱浩梁终于又回到梦寐以求的舞台上来了。面对着熟悉而又陌生的观众以及他们热情的掌声，他的心弦颤动不已，如果没有那些年的折腾，一直好好唱戏该多好啊！而人们从中看到的，则是时代在前进，中国的政治日益开明民主，正如高占祥几天后约见他时的感喟：“看来决定你登台演出是符合民心的。”
接踵而来的1989年元旦，同样喜爱京剧的天津市市长李瑞环请天津电视台邀请钱浩梁出演《艳阳楼》。这一录像在天津电视台元旦节目中播出后，各地文艺团体和电视台纷纷请他去演出。
在不断接到各地演出邀请时，钱浩梁仍是那么小心翼翼。出于慎重，他总向来人要当地最高一级政府的公函邀请信，对仅是团体和单位的邀请他一般都拒绝，更不要说一些穴头的单独私下邀请了。倘若是义演，那么即便组织者象征性地给他少许钱，他也不敢要。他怕玷污义演的神圣内涵，也怕因此犯“经济上的错误”而再次失去来之不易的演出机会。而且，他每去外地演出，都跟艺校打招呼，还严格遵照合同，每演一场就交给艺校100元钱。同时，在每次演出前，他手持话筒几乎都要说上这样两句话：“感谢大家还记得我。现在我为大家做汇报演出。”他怕涉及过去，演出的基本上是传统戏，但观众们一如既往记住他的“样板”段，演出场上的呼声一浪高于一浪，热切请求他来一段《红灯记》。没办法，他才唱一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开口，场里场外便合成一条嗓子助声呐唱，场面令人激动，台上演唱者热泪盈眶，台下观众更是如痴如醉！
有人担心，这样一唱，早已消逝的年代会不会又被这熟悉的旋律拉回来，唤起痛苦的回忆？但是随着年月的推移，岁月是最好的洗涤剂，可以冲淡痛苦，抹掉尘埃，学会用宽容的眼光重新审视过去所痛苦所悲哀所憎恨的年代。所以说现在观众心理构成已经成熟，能够超脱“样板戏”所存在的年代，而回味所熟悉的旋律。
对此他曾笑着私下里对朋友说：“观众有个误会，以为《红灯记》是我的代表作，其实《伐子都》才是，可是大家不认。”
从1989年到1991年三年间，他为找回失落多年的舞台生涯拼命奔走四方。1989年春，苦于没有像样的行头(戏装)，艺术上素来认真的钱浩梁不惜借款一万余元，在上海定做了行头器械。为尽快地还上这笔借款，更促使他辛劳地往返于各地舞台，而且常常在同一出戏中，先后分饰几个角色频繁上场。可是纵然钱浩梁艺术功底深厚，但毕竟年近60岁了，在疲于奔命之中，绷紧的弦终于断了。1992年1月，钱浩梁应邀到济南出演《龙凤呈样》，而且是“一赶三”，在《甘露寺》中先演鲁肃，后乔玄，再在《回荆州》中饰赵云。当戏演到《回荆州》时，58岁的钱浩梁突然感到头晕，随即倒到了舞台上，在丧失知觉前的一瞬间，他遗憾而又无奈地看着幕布在他眼前“哗”地拉上了……
他得了脑溢血，1992年底，他被批准病退回京，结束了河北省艺术学校的教师生活。
据1993年3月6日《北京青年报》李彦春所写的《“浩亮”寻踪》一文记载，他的夫人曲素英对记者说，钱浩梁“病了一年了，目前恢复得比预想的要好，他能绕着居所步行一周，约两公里左右，他每天除遵医嘱休养外，闲时看报看电视。电视节目中他最爱看体育节目，体育节目中他最爱看拳击。京剧节目他是坚决不看”。莫非这是一个执著艺术的人难以重返舞台的内心悲凉？目前住在女儿家的钱氏夫妇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们除了与知根知底的朋友来往外，基本上闭门谢客，当街坊邻居认出衰老了的‘李玉和’时，曲素英会赶快掩饰说‘他只是长得像李玉和而已’。他们不主动与人说话，别人主动搭讪，他们避犹不及，恐怕别人受牵连。他们的思维似乎还停留在20年前”。最耐人寻味的是文章末尾曲素英代表钱浩梁对记者所说的一番话：“希望30岁以上的人们忘了他们，平安度余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呵，希望别人遗忘的钱浩梁，不管是荣是辱，历史会遗忘他吗？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作者：顾保孜，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