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感之三
原本想把这篇文章取名为《禁书和文字狱的“三天”——“前天－昨天－今天”》，但既然“读书杂感”已经写动了头，也只能萧规曹随，按照一二三四的排列……就叫“读书杂感之三吧”。
顷读《黄裳书话》中的“谈禁书”一文，其中提到前人的一句诗，“雪夜锁门读禁书”。好句子，此诗的作者一定有在恐怖制度下生活的体会，你想，下雪天躲在家里读禁书，还要锁住门，这是一个怎样恐怖的世道，至少也是一个特务横行，或者邻居告密，甚至是亲友出卖的类文革时代。
这种生活我是有体验的，那是一九七三年的雪夜，我从文学爱好的朋友处，借到一本禁书《第二次握手》，这是用圆珠笔抄在信纸上的手抄本，由于翻阅的人多，信纸的角端已经卷曲了，我不知道这抄本的主人是谁，反正说定，每人在手里只能逗留十二个小时，看完就交给下一个人，犹如今天的出租车司机一样，两班轮流倒，人休车不停。轮到我正好是晚上，必须在明天中午前阅完，交给下一个读者。
回到家，我锁上门，脸不洗，脚不汰，钻进被子，在幽暗的灯光下一口气读完了这一厚叠信纸，第二天准时交到下一位读者手里。
现在回忆，“雪夜锁门读禁书”的滋味是既惊喜又恐惧的，犹如青春时代的偷情，实在妙不可言，有这种享受，这真要感激“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大割文化命”，现在的青年是没有这种“福分”的。
黄裳先生在文章中提到“溯本穷源，发明了禁书的手段并严格付诸实施的，还是不能不首推秦始皇帝。这以后就有很长一段时间继起无人……”
我想，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毕竟是在小范围进行的，没有搞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再则那时的通讯落后，人心也没有文革时那么险恶，所以推波助澜者有限，杀伤力也不大。
但到了清朝就不同了，满人知道，要统治汉人首先要利用汉人知识分子，但汉人知识分子“非我族类，其心必殊” ，又不可不防，于是采取了“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意思是，既要你按照主子的脸色行事，又不许你越雷池一步，最后还要改造你。我怀疑日后毛泽东对资本家的改造政策，就是学习乾隆老子的。
康雍两朝是以禁书和文字狱是出名的，
雍正时，有人揭发翰林院庶吉士徐骏的文集内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诗句，被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于是照大不敬律斩立决，成了刀下鬼。
《清稗类钞》记载，有名鼎丰者，与弟鼎贲小饮，干杯后鼎丰把酒杯翻转，见杯底有“成化年造”字样，随口吟道：“大明天下今重见”，其弟鼎贲接口：“且把壶儿搁一边”。经人告发，被雍正知道，认为“壶”、“胡”同音，“壶儿”就是“胡儿”，兄弟俩也因此双双掉了头。
雍正时还有个叫查嗣庭是康熙朝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他在江西做正主考。根据科举八股文命题的惯例，他摘录了《诗经·商颂》上的句子，出了一道的命题，叫“维民所止”，不料被人告发，借出题名义，影射雍正，“维”字，乃“雍”字无头；“止”字，乃“贞”字去脚”，居心叵测。于是雍正下令将查氏革职问罪。结果，查氏瘐死狱中，最后被戮尸枭首，子辈株连死罪，家属流放，下场极其悲惨。
清朝到了乾隆当权，就比较开明了。他想到“禁”不如“修”，搜罗汉人知识份子来修《四库全书》，凡对大清不敬的“反动书籍”进行篡改增删，然后收到钦定的《四库全书》中去。乾隆这一招果然灵验，天下的读书人，忘却了当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耻辱，纷纷归顺到乾隆的旗帜下，争着做官来了。
按照我对禁书和文字狱断代划分，自秦到清的阶段，只能算作是“前天”。
最严厉和大规模的禁书和文字狱，应该是“昨天”——“文化大革命”。
文革后期，胡耀邦复出时，北京某权威出版社，出过一本叫《春风化雨》的书，上下两大册，全是记录文革冤案的。记得其中有一则“黑色幽默真事”：有一个工人，在他住宅的东面有一个大烟囱，每刮东风，烟雾呛人，他对人说：“如果刮西风就好了”。不料毛泽东有句“最高指示”，叫“东风压到西风”。在无限上纲的年代里，那位工人的话，被指作影射伟大领袖毛主席，因此获反革命罪，饱受缧绁之苦，幸亏胡耀邦上台，解其倒悬。
文革狂热时期，“真正的英雄”们，把毛泽东比作“太阳”，犹如今天令人切齿的邻国金家小子一样，也自称“太阳”。有位天文所的研究人员，因为说了“太阳也有黑子” 而被打成反革命……诸如此类的荒诞故事，诉不胜诉，真是荒谬绝伦。该书还有一大半是写文字狱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此书出版不久，就遇上邓小平对文革作出“宜粗不宜细”、“向前看”的指示，因此也成了禁书，不复再见了。
回忆文革初期，可阅读的文艺书，除了《欧阳海之歌》和《金光大道》之外，想不起有其他书籍，什么世界名著，古典小说，一概被禁，此文开场时说的“雪夜锁门读禁书”就是在那个时代背景里；到了中期，毛泽东突然提倡大家看《红楼梦》，但是当时出版的《红楼梦》是限制购买的，并且在扉页上印上“最高指示”，“前言”和“后记”中均有官方文章，指导如何阅读。到了文革后期，随着毛泽东“帕金森氏综合症“的病情加重，突然为晁盖打抱不平，发起“批判《水浒》”的政治运动来，全国读者却因祸得福，借此可读到《水浒传》小说。
文革啊文革，那场刻骨铭心的劫难，竟然被许多人忘记了，而且忘得那么彻底。被奉作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的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试问那些为了眼前利益，而忘却那段痛史的既得利益者，如果你们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面对往事，你们情有何堪，义又何堪。
按照我的禁书和文字狱断代划分，文革阶段，只能算作是“昨天”。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前天”和“昨天”的丑恶现象，今天仍然继续着，而且令人惊讶地继续着。
二零零七年前后，继颇受读者欢迎的《往事并不如烟》被禁之后，《伶人往事》又被禁了，气得作者张诒和女士，要和一九七六年入党的国家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对簿公堂，后来香港《南华早报》又报道，遭禁的作品除了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外，还有从个人经历视角讲述辛亥革命到大跃进的中国历史的《沧桑》（作者晓剑）；有关民权活动人士姚立法经历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作者朱凌）；讲述解放战争以来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经历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作者国亚）；《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回顾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大事的历史丛书《年代怀旧丛书》（编者旷晨）；讲述非典疫情期间一名女子因钟情互联网而放弃作副市长的情人的《如焉》（作者胡发云）；中国新闻界幕后人情世故的《新闻界》（作者朱华祥）……所有被禁的作品，都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以及当代历史的反思。这一禁令，似乎表明中国当局在控制知识份子对敏感历史事件的讨论。
前几天我惊讶地听说，叶永烈的《真实的朝鲜》最近又被禁了。我了解叶永烈，他是一个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在钢丝上移走的作家。自他写纪实文学以来，采访严谨，逻辑严密，语气中肯，文章中鲜有比喻和形容，可谓董狐之笔，令人信服。我确信他写的《真实的朝鲜》是真实的。如果连这样的书都被禁，那么在中国当今的出版界还有什么“真实”可言。
黄裳先生在“谈禁书”中写道：“禁书是一种历史现象，非常丑恶的历史现象。人类社会本来是没有这种事物的，但后来出现了，在某些时候还颇行时。我相信，它终究是要消灭的。前些时曾经就此进行过一些讨论。我自己是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的。当然，一时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只要具有健康、正常头脑的人，我想都应该赞成并努力创造条件把禁区打破，并最终消灭这一丑恶的历史痕迹的吧。那些一听见要取消禁区就不舒服，惟恐这种宝贝事物断种、失传的精神状态是奇怪的，不正常的……”
但愿黄裳先生的愿望能够实现，因为它也是千百个中文作家的愿望，更是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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