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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加坡到大国之道——再谈“自由”

从新加坡到大国之道——再谈“自由”

博客
读到三哥分析新加坡,也看到众多讨论。感觉到我们中国人依然缺乏对一个最最珍贵的因素的认识,或者对这个珍贵的东西不大以为然。这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自由。
大家基本能够取得共识的是:跳蚤能够跳起其高度几十倍的高度,但是人不能!这也就是说:新加坡能做到的,中国不能!原因是中国“大”。那么飞云就要问了,文莱、尼泊尔,太平洋上的弹丸小国小不小?他们怎么不能像新加坡那样跳起来?美国大不大,美国为什么反而能够跳起来?甚至跳得比新加坡还高?
这说明“跳蚤理论”不能简单套用到大国和小国上来。
有人说:小国容易治理,大国就很难!新加坡小所以就容易治理,中国大所以就难以治理。就像一个家庭容易治理,一个村庄就难以治理一样。其实这也是似是而非的。只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最小的单元,我们姑且叫作家庭。能把家庭“治理”得好的有不少,整天打架闹离婚的也很多;甚至闹出人命的也有。把家庭治理好并不是一个“小”课题,它很难很重要。治理大国难吗?既然难,那么美国为什么能够治理得相对较好?美国当然毛病不少,所以我这里就说是“相对”较好。世上没有完美的国家和人,因此不为此在这里多费口舌。
一般意义上讲,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中国人经营商店一般比较难于做大,但做好几个店的本事还是必须肯定的。难于做大的原因就是:事必躬亲,对别人不太信任。好像看起来又支持了跳蚤理论。
然而,中国人做大、做长的事毕竟发生过。那么怎么才能让大象也“跳起来”呢?这里我还是想先谈谈“晋商”。
关于晋商,大多数的学者和评论家都说不到点子上:“诚信”,是商家做大的必备条件;但单靠诚信不能使晋商成功,因为中国过去的大商家,几乎都需要诚信。以官府为靠山是注重科举和当官省份商人之特点,“靠官”绝非晋商长项,晋商中几乎没有“红顶商人”。南方的买办商人也不同于晋商。被“穷”逼富说,是当今山西旅游景点和学术界的说法,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晋商地处晋中平原,几乎是山西最好的地区之一(其它是晋南地区);历来并不穷。再说,山西周围穷得多得多的地方多了,为什么没有逼出更多的商人来?最后是所谓“抠门”说,这更是匪夷所思。晋商的窖藏,是为应对险恶的经商环境而设,是为“无限”责任而设。到了紧要关头,出手之大气、果断,局外人是难以想象的。
鲜为人知的,晋商的成功最最核心的却是:建立在制度和信任基础之上的——自由。凡是做大的晋商东家,下面都有几十上百家遍布国内外的分号。每一个分号都聘任适当的经理,经理全权自主处理分号业务乃至人事,东家极少过问。经理们有没有舞弊的行为呢?当然有!但是东家的默认底线是分号合理的盈利。关于这一点,除了掌门人外,连同门的其它族人都多有微词:认为掌门人很“糊涂”。其中的关键区别是:掌门人从战略着眼,后者从战术角度来观察。这样,在制度、信任和放权的相互作用下,商业帝国就建立起来了。这样,不仅跳蚤,最后连大象也“跳”起来了。
由小及大:美国这么一个大国是如何“跳”起来的呢?显然它离不开放权、分权和自由。如果用新加坡来比较的话,美国的50个州就相当于50个新加坡!每一个“新加坡”都有自己的自主权。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最知道自己该如何发展;对个人来说也一样,所以没有个体的自由就不会有国家的前途。相反,当中央决定山西成为“能源重化工基地”时,山西的特点就没了,山西也就完了。所以许多人希望山西能重振晋商雄风时,我只能说那是做梦。同样,假如美国也着手控制各州时,那也就必然是美国走向衰落的开始。
治大国如烹小鲜,说难也难,说不难嘛,也真是容易。治小家者,焦头烂额者有之;治美国者,如历届总统们,你去海边的度假胜地,就会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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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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