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县长》《耿尔在北京》：当代伤痕，海归文学开山之作

《耿尔在北京》：陈若曦写于1974年的当代海归文学，伤痕文学杰作

陈若曦（1938。11-），台湾日据时代出生的当代著名华文女作家。木匠家庭出身的她1957年考入台大外文系，1960年与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学》。随后留学美国，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写作学硕士。因思想左倾且热爱中国，于文革前夕的1966年与其丈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力学博士段世尧一起回归中国。先滞留北京，后于1969年分配至南京华东水利学院任教。在经历了7年文革年代的热潮和幻灭后，陈若曦夫妻鼓起勇气向周恩来申请出国。获批准后于1973年到达香港，随后申请移民加拿大，于1974年抵达温哥华。

陈若曦把在中国文革期间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写成小说《尹县长》（陕西一位国军起义上校十多年忠诚服务新中国，文革中竟然因其所谓历史问题被枪决，临刑前尹县长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小说在1974年明报月刊上发表后，震撼了海外华人世界，揭露了中国文革的真实面目，比中国大陆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等伤痕文学先锋作品早了整整3-4年。陈若曦随后创作的中篇小说《耿尔在北京》，以文革前海归的留美20年的中科院科学家耿尔博士为主人公，描叙耿尔归国10年的苦辣酸甜，尤其是因为文革阶级出身的歧视和政治的粗暴干涉，使得耿尔的两次恋爱惨痛地失败。

耿尔年近四十海归，依然是王老五一个。他在北京新华书店与国棉厂的青年女工薛晴一见钟情，深深被这位美丽大方质朴的姑娘所吸引。小晴也很快与耿尔相爱，并把他带到她的工人家庭。耿尔由衷地喜欢小晴一家人，他们也亲切自然地接纳了他。就在耿尔和薛晴准备谈婚论嫁之时，文革狂潮汹涌而来。小晴突然成了领导北京工大的工宣队副队长，而美国海归的耿尔却成了抄家和怀疑的对象。压力之下小晴选择了屈服-她退回了耿尔送她的订婚信物奥米茄手表。

一位留美博士与一名纺织女工的恋爱婚姻竟然在这个两千余年来一直奉行“唯有读书高”的古国古都有如此令人惊讶的结局，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实在难以想象。

如果说与小晴的爱情破裂多少有女方本人幼稚奉世的因素，耿尔随后与桂林女教师小金的爱情悲剧就更加令人愤怒。小金由其表亲介绍与耿尔相识。她虽然结过婚，多少有些世故俗气，眼睛也不大，不如小晴纯真可爱，却是毕业于师范学院的大学毕业生，妩媚白皙。更难得的是小金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对耿尔有情有义。

当耿尔趁出差之机与小金在桂林山水间相伴两天后，两人感情大大升温，便决定与她结婚，结束半生单身。可是耿尔的结婚报告递上去后便石沉大海。正当耿尔焦虑莫名之际，领导告诉了他真实原因：经组织调查，小金家出身地主，前夫更是出身国民党桂系军阀家庭，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时畏罪自杀！小金本人也政治态度消极（与小晴完全两样），不服从组织分配去乡村任教，滞留城市，属于表现不好。一句话总结，科学院是保密单位，小金政审不合格，结婚不予批准。

残酷的事实面前耿尔虽然内心愤怒，同情小金和自己，但只能强压怒火，不敢反抗。小金虽受此打击，但并未迁怒于耿尔。可是两年后他们再相逢时，这个绝望软弱的女人已经选择了与一位老干部无爱的婚姻，只得与耿尔含泪惜别。同样可怜的耿尔在得知真情之前，还在内心发誓要直接向周恩来上书求得结婚批准，如今真是晴天霹雳，只得强忍失爱之苦。

文革以革命的名义对人性和人的尊严无情践踏的黑幕，通过陈若曦的作品暴露无遗。我们应该感谢这位真正爱国爱同胞的正直作家对那段历史的史诗般记叙。

山哥第一次读到《耿尔在北京》是在1985年的《中篇小说选刊》上。那时的感觉是极度地愤怒和悲哀，如今依然如此。还有一份更大的不解是对那些海内外文革的歌功颂德者。如果说当年你们父辈和自己是受骗的牺牲者，如今我真的只有对你们颠倒黑白，弯曲悖逆，缺乏良知而深深遗憾了。

《耿尔在北京》原作如下：

http://www.wangdaning.com.cn/089.yxz/0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