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在海外系列：曾经也当过不成功的小作坊老板

1990年8月5日临行前，我的兜里总共揣着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用人民币兑换的四十美元以及铁哥们那里借来的二百加币，身上所有财产折合人民币都不到三千。抵达蒙特利尔后首先预付了一个月的房租八十加元（和人合租的简陋公寓客厅），然后又用三十五加元购买了一张市内交通卡，所剩的银子就寥寥无几了。

就这样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的第三天，自己不得不暂搁学业，心急火燎的跑到一家远离市区的由香港佬开的名曰“文华自助餐馆”洗刷盘碗。（一个星期工作六十小时，每小时薪水现金五元加币。）

时值盛夏，厨房昏暗狭窄闷热，半自动的洗碗机前，我挥汗如雨的忙碌着，虽然累得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但丝毫不敢停息、手忙脚乱的清洗一批又一批油腻肮脏的鍋碗瓢盆，杯子，刀叉筷子等......

也许有着四年在崇明农场“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的吃苦耐劳经历，主要还是金钱的诱惑，每每屈指盘算一个月后有白花花的一千二百加币落袋顿时血脉贲张（根据当时的汇率，哇！折合人民币竟然有六、七千左右啊，要知道我在上海的工资加奖金每月只有一百五十人民币啊。）于是适应能力超强的我务实面对、欣然接受了申城的会计员转型成为蒙城洗碗工的骤然巨变，自己还主动扒掉身上类似孔乙己的长衫洒脱的抛进圣劳伦斯河（Saint Lawrance River）内，光着上身兜着一条大裤衩在皇家山（Mount Royal）上勇敢的进行马拉松。

披星戴月含辛茹苦的伙夫生涯就此开始了，从洗碗打杂接着炉尾抓码最后炒锅主厨，自己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跌打滚爬、磨练摔打。

当浑身上下的儒酸味转变成油烟味的同时，眼瞅着自己在加拿大皇家的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快速攀高日益上升，感觉自己就是一台小型的印钞机。我久郁的心情得到舒怀，生活仿佛忽然现出它原有的灿烂。

俗话说：“钱能壮胆，更是男人的尊严”，待到资本的原始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眼看着自己的荷包被白花花的银子一点一点撑得鼓胀，不免有些亢奋，自我感觉也愈来愈好，浮躁的情绪也一天一天高度膨胀，尤其是看到餐馆老板一到厨房总是脸上堆满恭维的笑容，象葵花向太阳屁颠颠的围着自己转，一个劲的“东哥长，东哥短”的时候，我飘飘然飘飘然了。于是对那些在餐饮行业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一干就是三、四十多年的香港佬和广东仔横看竖看怎么瞧都不顺眼，常常在他们跟前口气比力气大，大有小母牛坐在火盆上那般，牛逼烘烘的味道。

到了二零零七年的春天，在哥们的盅惑煽动下，我终于黄鼠狼拖牛自不量力，头脑发热了，毅然决然的效仿老人家当年“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伟大创举，挥戈进军北美的食品市场了。

我和一个香港肥仔在蒙特利尔西岛投资创办了一个食品厂，主要是根据蒙特利尔的各大超市发来的订单，生产它们所需要的中式套餐：春卷（鸡肉卷、猪肉卷、海鲜卷）以及中式快餐（鸡肉炒饭、泰式炒饭、湖南牛肉、左宗棠鸡、甜酸猪、星洲炒米、时鲜杂菜等）。

食品餐饮行业历来是经济的晴雨表，由于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整个北美的经济大环境不景气而导致消费疲弱，自己的食品厂才经营运作没有几个月生产就陷入困境，还有房租上涨过快、税费过高、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的高企，也大大压缩了我们这个小作坊的利润空间。

虽然我每天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做得象头吃草的老黄牛，可是一年的努力付出非但却终得不到回报，反而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数年来用血汗换来的大把大把的加币倒赔进去，去填那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搞得最后身心疲惫，精疲力竭，记忆力减退，严重失眠，脾气变坏，终于蛋壳垫桌脚——支撑不住了，只得破产倒闭溜之大吉，继续重操旧业，到厨房里颠勺抛锅，去傻呵呵的领导那些锅碗瓢盆、鸡鸭鱼肉、瓜果蔬菜啦.

当然那些唐人街那些同行老华侨前辈们不计前嫌也热烈欢迎我重新归队，因为他们茶余饭后又可以尽兴的倾听我胡扯神侃什么“林彪PK粟裕哪个打仗更厉害？”、“谁最早对美军仁川登陆作出判断”、“蒋介石当年究竟是否害过杨梅大疮？”等等等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