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业长青系列：中国家族企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 特别策划

中国家族企业根植于与西方迥异的文化土壤之上，诞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如今更是肩负着更宏大的时代使命。在谈论家族企业的具体治理与管理方法之前，我们需要拉长时间轴，理解中国家族企业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脉络。

相比于西方众多百年老店式的家族商业集团，中国的家族企业要年轻许多，但其历史文化基因却可以追溯千年。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点，时至今日都在对中国家族企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借助学术界的研究发现，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家族企业的历史文化基因。

在上世纪40年代末，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点做出了精准概括。他指出，西方传统社会结构更接近根根分明的捆柴，由不同个体根据宗教、家庭、协会等多元关系组成不同团体，团体内外界限分明，称为“团体格局”；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则更接近水面投石时从内而外推开的波纹，以自己为中心、以亲疏关系为纽带，构成由近及远的社会关系网，称为“差序格局”。虽然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在中西方社会都同时存在，但在横向对比之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更为明显，而西方传统社会则更受团体格局主导。

中西方传统社会结构的这种倾向性差异有着深层次的成因：

在古代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过着居所稳定、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离自己最近的家庭、宗族是人最重要的群体归属；只有在遇到旱涝等灾害时，需要通过借助社会合作或国家力量来修建水利、对抗困难。因此，在漫长的农耕历史中，人们根据熟人社会的亲疏远近，更容易缔结出同心圆式的关系网。

古时盛行的儒家思想印证了这一特点。翻开儒家典籍中对于理想社会关系的描述，如“推己及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体现了这种从自身出发、由内而外的结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己、家族、国家都是套在一起的同心圆。“家文化”不仅是在家族内部追求和谐，更是一种家国情怀、家国同构的文化。

而在西方社会，人们对于亲缘关系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对权利与义务更为看重。这很大程度上源自于长久以来的宗教影响。在古代西方社会，宗教是人们在血缘家族之外的最重要的群体归属，并严格了规定教徒的义务与权利。与此同时，西方传统社会文化根植于海洋文明，离乡出海要求人们跳出亲缘关系，为了共同目标组成新的团体。这进一步催生了西方社会产生基于契约精神的团体组织。在18世纪问世的《社会契约论》中，我们也能看到，权利义务对等的契约精神早已内化到了西方社会的群体观念中。

社会结构特点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方家族企业的管理风格大不相同。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西方的“团体格局”以“法治”为主导、责权利清晰、强调契约精神，有利于形成高效而稳定的企业组织；而中国的“差序格局”则使得中国家族企业偏向于“人治”，个人的责权利较模糊，更依赖信任、情谊、义气作为企业运作的推动剂与润滑剂。

也正因此，业界与学界曾有不少声音诟病中国家族企业管理水平落后。然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种批评是以偏概全的。不同的管理风格各有成因、各有千秋，适用于企业的不同阶段与不同情形，并无绝对意义上的优劣。中国家族企业无需妄自菲薄，而是需要认识到自身特点的优势所在，并需随着企业的发展进行积极调整、扬长补短。

资料来源：《哈佛商业评论》Neil C. Churchill and Virginia L. Lewis

在家族企业发展早期组织复杂度较低时，家族内部的信任关系与利他倾向能大幅降低协作成本。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相关法规尚未健全，创业者能获取的社会资源十分有限。这时，家族成员间的信任支持、共同语言和价值观，能帮助企业快速调动资源、解决问题。在遍地黄金的年代，适当的“人治”还能加快决策效率，让真正有胆识和魄力的创一代充分发挥个人能力与企业家精神，铸造了无数传奇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差序格局”与“家文化”助推了中国家族企业在过去几十年中蓬勃生长。

然而，随着家族企业发展壮大，复杂度日益增长，这种管理方式也会显现弊端。一方面，家族成员内部对于利益分配、责任义务的边界不够清晰，在日益膨胀的财富面前容易产生矛盾，甚至反目成仇；另一方面，随着业务走向成熟、增长放缓，家族企业将愈发需要基于契约精神、根据绩效表现来管理内部人才与外部合作伙伴。为了实现基业长青的目标，中国家族企业必须重视管理方式的转变，在保留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吸纳“法治”精神，致力于管理机制的建设。在本系列的后续几篇专题研究文章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此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点还催生了地缘性的商帮组织。“差序格局”中的“亲疏远近”不局限于血缘、姻亲关系，还能拓展到地缘关系。在传统社会中，相近地域中的商人们自发形成互助的商帮组织，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形成“十大商帮”（注：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指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徽州商帮）。虽然现代社会大规模的人才流动大幅弱化了家族企业的地域特点，但重义气、相扶持的商帮精神依然活跃在当今中国家族企业的行动中。

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背景直接决定了家族企业的特点。中国家族企业的规模体量与产业结构特征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反映了时代变迁，也在横向的空间维度上体现了国家特色。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突破传统手工业与家庭小作坊模式，开启规模化的工厂生产。聂氏家族的恒丰纱厂、荣氏家族的面粉产业等等，均为当时的民族资本与家族企业的典型代表。但自上世纪20年代后，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让家族企业不断遭遇冲击，直到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后，方才得以持续发展。回望中国民营企业/家族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四十余年的发展，呈现两大核心变迁趋势：

一是家族企业规模体量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大幅提升。1978年的改革开放，1988年、1993年、1999年三次宪法修正案、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系列的里程碑事件为中国家族企业从零到一、快速增长、做大做强创造了条件。2021年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显示，民企的上榜数量占比达到一半。近十年来，家族企业在民企中的数量占比已超八成，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家族企业产业结构分布跟随时代趋势发生演进。20世纪初，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初期，家族企业以纺织、面粉、烟草、制糖等轻工业领域为主。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家族企业则在更广泛的产业领域中遍地开花。从过去十年的中国民企500强榜单中可以发现，上榜企业的前十大行业席位占比明显下降，即产业多元化程度提升。从细分行业分布来看，家族企业从传统制造业拓展到批发零售、城市开发与房地产，再到近年来向新技术、新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快速发展——家族企业的行业分布变化从侧面体现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跃迁。

廖天舒、阮芳、黄一超、潘凝 | 文

廖天舒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董事总经理，全球资深合伙人，BCG中国区主席，BCG CEO私享课亚太区负责人。

阮芳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BCG组织与人才专项亚太区及中国区负责人，中国企业领导力学院负责人。

黄一超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合伙人，BCG组织与人才专项中国区核心领导。

潘凝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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