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附加效应-将我们推向美国
三十三年前，那个难忘的春夏之交，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死难的学生如果活到现在，他们己经是当祖父母的年龄。
对中共的恐惧始终伴随着所有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但是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可以趟开说话的年纪，像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说的：“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
我们真能无所谓吗？中国在言论等各方面的管制比以前更严了。国家呈现严重倒退的趋势，中国对人控制的程度己经超过了文革。我们刚开了古董社区的年度聚餐，我告诉邻居们，中国的精准控制可以知道我现在与那位聚过餐，美国人听后甚为恐惧。中国的普通盲众仍然是麻木不仁，即使在海外都有大量的五毛或五百毛为独裁体制洗地，他们派专人在我博文后跟帖。上海人被关监狱70多天，出来还要庆祝，经典的Stockholm Syndrome。
最为神奇的是，六四发生多少年后，从学运中心的北大来华大读博士的学生，她与华大教授谈论六四时说自己只是听说，基本上不知道，也不感兴趣。这令华大教授生气到向我抱怨的程度，我们都深感共产党的洗脑技术举世无双。我对那位教授的感受深表同情，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我与晚些出国的年轻朋友争论，因为他在看了海外视频后仍然认为是学生们杀士兵在先。他还是一位自由派的人士，我随即放弃了去说服他的念头。
现在回想起来，胡耀邦去世诱发学生抗议活动时，我正好在北京。我陪岳母去北京就医，但是我们去乘返武汉的火车时，岳母专门叮嘱司机绕过天安门广场。她患晚期癌症但是脑袋仍然清醒，还在担心旁边的热血女婿。
我并不知道北京发生的细节，华大曾有位朋友经历子弹从脑袋边穿过，他几乎是捡了一条命。记得帝都学生逃难到同济时的惨状，以及太太从同事处听到的误传我发表演讲的消息后的恐惧。我是经历者，没有参加游行或示威，读研究生时逃课在家带孩子。同济热闹时我很多时间都不在，他们都说我如果在宿舍就好玩了，我回研究所后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游行。
但是当武昌桥头的火车停运后，我去那里看过那些令我终生难忘的景象。我己经不记得是怎么去的，太太说是骑自行车去的。当时经过武汉的大动脉京广线停了几天，当时是大新闻，李鹏与吾尔开希他们对话时提到过。当时经常没有公交，我们有时需要步行几小时才能抵达自己或父母的家。
当美国的出国机会到来时，我在家里当奶爸。师兄让我回研究所看一封来自华大教授的有希望的所谓“阳性”信函，以及完成每人都需要做的，在单位走过场的程序，以交待六四期间的行踪。
那个夏天令我们彻底绝望，让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很长的时间都是在压抑的心情中度过的。我们经常告诉儿女，六四是我们到美国来的直接推动力。当然依我当时的条件，到美国来是迟早的事，当时他们在宿舍里笑话我喜欢谈一个叫California的地方。
在美国的这几十年也出现过海归潮，我从来没有想过回去工作，总认为当年那个跨越太平洋的旅行是对我和我们全家最重要的飞行。
最近在东南大学纪念吴健雄诞辰110周年的大会上，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被邀发表祝词。我简直听不下去，他的讲话迅速中国化，口号呼得让我的耳朵都快聋了。施校长满口什么要做伟大的中国人，可惜人家吴健雄是在纽约去世的美国人。吴健雄的唯一孙女更是混血的耶鲁校友，不怎么会中文，可惜她也不传基因。
施校长似乎是将科学当成了追名求利的工具，这国回成这样，真是太没有意思了。朋友们这样评论施校长：“老毛对中国知识分子太了解了 - 这些人不被整死天理难容……[呲牙][呲牙][呲牙]”，“吴先生如果回去，其结局可能不比一功的爹好多少[撇嘴]”。这里的吴先生指吴健雄。
六四始终影响着我的出国路，政治局014号文件规定拥有海外亲属才能出国几乎葬送我的机会，而我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时正好是中国放方励之的日子。
逃出中国是十分幸运的事，现在看来弥足珍贵，这几乎是我和太太的共识。她来美国后才告诉我，她送我到北京机场出国时是做好了国门关闭的准备的。她说当时想至少孩子的爸爸在海外，总会有一份希望。
中国人世代如此，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上海和全国人民为什么选择润（Run)。因为失去自由的人生太可怕了，与其任人宰割，不如尽力逃亡。人们通过虹桥逃离上海，机会更好的则像张爱玲和我们逃到了美国。
六四的另一个附加效应是让福山一举成名，他在自己岳父母家度假时，在拉斯维加斯的咖啡屋写就他的文明终结论的雄文，成功预测到柏林墙倒塌和东欧巨变。现在疫情和俄乌战争又将世界推到一个转折时期，西方世界空前团结反对俄罗斯的暴行，似乎让福山又看到了自己的终结论的生命。
让我以同济美国校友的这个留言结尾，我们仍然在黑夜里对中国抱有希望：“每年这天这个结，我很难度过去。我总是会思念他们，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气候下????????。我并不认识这些英烈，但是他们曾经给了我惊人的希望????????”
古董社区年度聚餐。
可从这篇文章看六四对我们的影响：
从狂犬疫苗事件想到我是怎么来美国的 (2018-07-22 11:33:16)-雅美之途
。。。这事之艰辛还真被我妈妈猜中了，美国的邀请信函在路途走了很久，记忆中超过一个月，明显有被扯开检查过的痕迹。信的延迟使我正好赶上在1990年春天中央实施的以014号文件命名的限制出国条款，长话短说，我需要赔偿国家的培养费。这文件是政治局在风波之后为限制出国而采取的措施，具体要求是毕业后必须工作满五年才允许出国，否则必须在海外有亲属才行，这已经把中国人分了等级。亏得他们想得出来，他们进一步把亲属分成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他们也需要懂些人类学才能深入细分。直系亲属为祖父母、父母和自己的配偶，也就是爷爷奶奶、丈夫妻子和父母，如果拥有直系亲属你出国不需要赔偿培养费。旁系亲属则指亲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也就是叔舅姨姑都行，如果拥有旁系亲属你也可以出国，但是需赔偿教育费用，记得本科生是每年2500人民币，研究生为每年4000，你还允许用工作年限去抵培养费。当时赔钱美国人好理解，现在的中国也觉得应该，但是我们当时考上大学或研究生的那一刻是知道我们读书是免费的，你不能后来强行拟定契约，这在法律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直系和旁系亲属的定义可以延伸到配偶的那一方，这条救了我。我们家是我妈妈说的“红军长征掉了队，海外留洋掉了船”的普通人家，没有任何资源。当时我师兄戏称我留美是一句歌词说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但是还是应该细读红头文件，回家与太太琢磨文字，想起了她妈妈有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在香港，这样我通过配偶就有旁系亲属了。但是我们不知道香港那舅舅的下落，便当时决定让邻居不时去我们家看看睡觉的儿子，我们赶去汉口的电信楼给香港的表哥打电话，回来后还发现儿子带被子从小床上滚下来了。
最后算下来研究生加上本科，我需要赔偿1.2万人民币左右，我90年读研究生的工资是每月62元，只有向全家亲戚加上我妈的同学借。当年传说武汉公汽上有人用刀子划包偷东西，所以我们只能用饼干盒子装钱。赔钱当天，先说好到各家去取钱的时间，乘公共汽车，这处三千，那处三千。一盒子里装满十块为单位的万元人民币，让生物所的出纳数了好长时间。我出国一年多后，传出生物所会计处有人贪污了万元而被抓，应该有我的部分贡献。
赔这巨款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后面的路长着呢。当年我和太太一下班就跑湖北省教委彭处长的办公室，他烦到几乎可以把我们轰出来。没有他的批示我不可能拿到现在看似简单的护照，但是同时办出国的同济子弟因为公安局有人可以跳过省教委这一步。就是这位彭处长，他规定不仅要香港舅舅的身份证明，还作为土皇帝做出比北京更苛刻的措施，要求旁系亲属必须全额担保我。我有华大教授的全额博士后资助，他说那些东西不算，他的理由是他们不希望看到中国公民在美国受苦。北京好多人索性编造出直系亲属的证明，我们从没想过，彭处长还誓言，这是对国家负责任，误放一人国家会蒙受成千上万的损失。他是纯粹刁难你，你毅志力不强的话，前功尽弃。
问题是香港舅舅是不愿意担保我的，通过跟彭处长通融，他同意香港的表哥担保就行。他当时还网开一面，我只要出示中国银行有4000美元的存款也行，这对于我们穷家小户是个天文数字，人穷只有垦求香港表哥花钱弄份只为满足彭处长官威的担保书。我始终感谢史老师的那句话，他说：“只要你出来了，一切都会好的”。十分艰辛才拿到中国的因私护照，飞机在1990年8月13日从北京起飞香港的那一刻，我真有逃难的感觉，现在仍然庆幸我当年冲破万难来到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