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通报“红码事件”结果，谁可以将我们的健康码红绿转换？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疫情肆虐的情形下，有些人在防疫的政策背后，找到了权力寻租的空子。在疫情防控之下，健康码等于成为每个公民的“通行证”。一旦健康码变成黄码或者红码，就寸步难行。健康码能决定一个人的“行动自由”，这是很大的权力，而别有用心之人，居然开始瞄上了这一点，滥用权力，祸害大众。让“目标们”在毫不知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成为人人警惕、被敬而远之的严防对象。

所幸的事，这样的事件很快引发关注，并让那些害人精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6月22日傍晚，据清风郑州微信公号消息，经查，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献彬，团市委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张琳琳，擅自决定对部分村镇银行储户来郑赋红码，安排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处长赵勇，市大数据局科员、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健康码管理组组长陈冲，郑州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耀环，对储户在郑扫码人员赋红码。

据统计，共有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其中446人系入郑扫场所码被赋红码，871人系未在郑但通过扫他人发送的郑州场所码被赋红码。

给予冯献彬同志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张琳琳同志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给予陈冲同志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杨耀环、赵勇同志政务记过处分。

事件首先要从四月份说起。

今年四月份，有储户反映河南省四家村镇银行：许昌市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柘城黄淮村镇银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无法在线上“取款”。也就是说，储户无法通过这些银行的手机银行进行转存（定期转为活期或者转账）。

据报道，这些储户大部分是通过第三方渠道（比如某些网上金融平台）购入存款产品，且多为三年期或五年期，年利率在4.8%左右，支持提前支取，支取后当年利息变为活期。

这相当于定期存款产品，因为它可以提前支取，只是收益变成活期利率。

“年利率高达4.85%的定期存款” 自然让很多储户杨宝东不禁心动，少的人存了十几万。而武汉一位储户自己存了100万，还动员身边的亲戚存了数百万，总额加起来超过一千多万。而且存款产品不是理财产品，理应没有风险。当然，谁也不知道这里面玩了什么花样，不知道有没有在监管那里备案过。

4月18号，有一些储户发现，存在这些银行的钱取不出来了。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播开来，大额存款的储户们疯了。

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一位负责人解释说，因为河南省在查办金融案子，有几家村镇银行4月18日同时关闭了线上取款渠道。河南省正在开会研究银行的方案，估计明天会给大家按比例支取存款。

新华社5月18日报道，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近日，银保监会与人民银行持续关注河南4家村镇银行线上服务渠道关闭问题。4家村镇银行的股东“河南新财富集团”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资金掮客等吸收公众资金，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目前4家村镇银行营业网点存取款业务正常开展，凡依法合规办理的业务均受到国家法律保护。

时间到了6月份，可能是为了防止这些储户继续到银行取款或者到省城郑州反应情况，出现了部分储户健康码“变成红码”事件。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很多这四家银行的储户变成了红码，无论他们是否身在郑州，无论是否有前往郑州的计划，无论之前是否有向相关部门咨询过“取款难”问题。而与他们同路前往郑州，但不是这四家银行的储户人员，健康码显示正常。

有储户从省外赶来郑州，只要答应返程便当即转为绿码；有储户因为在郑州多停留了一晚，出现了豫康码多次“红绿交替”的情况。

那么，到底到底这四家银行的什么人跟控制健康码的人员进行了怎样的勾结，随随便便把储户变成了红码，以限制储户的自由行动权利？

很多媒体向郑州12345热线咨询，到底是谁，或者哪一层级的人员在随便更改公民的健康码？但，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是“踢皮球”式：不归我们管，不知道，问社区或者问防疫部门，甚至还有把问题归罪到“大数据”头上的。

6月14日，澎湃新闻拨打郑州市12345热线，得到回复称，赋红码的事情，之前已有来电反映相关问题，具体情况正在落实中。具体原因不太清楚，被赋红码可以本人来电反映，这个需要通知到相关部门落实情况。

媒体披露，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自13日起已接到多起投诉，彼时已将投诉反馈给相关部门。但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暂不了解最新的调查进展，也不清楚可以向哪个部门咨询。

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热线接线员表示，如果没有提前扫码却被赋红码，疫情防控指挥部无法进行排查，建议记者联系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

继续联系河南省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值班人员表示，豫康码的赋码转码由省级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各大媒体的热心记者打了一通电话，最后始终没有搞清楚，到底谁把储户的健康码变红了？

笔者曾“有幸”经历过一次“变红码事件”，其中经过不屈的斗争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转绿。而到底谁能把健康码转红转绿，笔者发现，所在社区和街道的权力很大。

五一假期之后，笔者从南京回长沙。出发之前做了核酸检测，到达长沙之后连续两天做了核酸检测，但是到达之后的第三天早上，一觉醒来，发现变“红码”了。当时南京全市没有中高风险地区，而且这段旅程前后严格按照防疫要求天天做核酸，莫名其妙变红码，十分不解。

首先向社区报备，社区指示，居家隔离，足不出户。由于南京没有中高风险地区，社区表示可以网开一面，不用到指定酒店隔离。

笔者心想，如果红码转绿，按照规定要隔离7天，再居家观察7天，前后十四天。十四天哪也不能去，估计工作都要黄了。笔者打电话跟社区交涉，社区表示，赋红码跟他们无关，是“大数据”的问题。

笔者不死心，打电话到市疾控中心询问为什么变红码，市疾控查后台告诉我说，显示我到过苏州。笔者表示，今年都没去过苏州，行程码、来回机票都有据可查。市疾控表示，那你被误判红码，可以进行申诉。笔者问，怎么申诉？市疾控回答，向社区提交行程码、来回行程信息以及“防疫承诺书”。由社区将这些材料向上提报即可。

笔者继续回拨社区，社区表示，他们没有接到这样的指令，不能给我进行申诉，要市疾控给他们打电话才行。笔者又给市疾控打电话，请他们跟社区沟通。

然后笔者继续跟进拨打市疾控电话，接线的小姑娘说，已经跟我所在的社区沟通过了，笔者详细问清楚打过去的时间，电话号码，以及打电话的小姑娘贵姓。

再打社区电话，社区依然不认账，说没有人接到过这样的电话。那时候，笔者已经气炸了。笔者心想，必须投诉这个社区，态度恶劣，不“为人民服务”。笔者在网上查询到这个社区所属街道的电话号码，说明前因后果。

街道一位负责“健康码”的同志终于给我吃了定心丸，他说，这样吧，你在家隔离七天，七天之后就可以转码。

笔者在家隔离了五天，连续做了四次核酸，在第五天的傍晚，终于转绿。

通过这段经历，笔者认为，第一，健康码转红转绿，社区和街道很可能就有决定的权力，对什么“大数据”自动设置表示怀疑。第二，所在社区为了严格防疫，几乎对只要是外省归来的人员，都会进行“变码”，无论变黄码还是变红码，都强制性要求至少居家五到七天，并且进行连续的上门核酸检测，这是为了防止自己防疫不力而采取的极端措施。

6月22日，南方都市报报道，谢女士从外地回郑州参加听证会，结果在当地法院门口扫码登记后，健康码随即转成黄码，导致听证会延期。谢女士以此起诉河南省卫健委，要求法院确认卫健委对其健康码赋黄码的行为违法。

法律界人士认为，健康码无端变码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终于有了尝试通过诉讼渠道解决的案例，这令人欣慰。

有人大代表呼吁，之前各地健康码不统一、不互认，信息也不联通，已经出现了一些健康码被滥用的现象。从长远来看，健康码应该收归国家统一管理，而从短期来看，最重要的是弱化健康码的管理职能。就是需要明确在防疫之外，任何地方都不可以用健康码来作为人们能否做某件事情的标准。

罗翔对于公权和私权，有过这样的论述：

对于私权而言，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公民的权利；对于公权而言，只要法律没有授权的，都是被禁止。

这句话看上去有点绕口，但是罗翔说出了私权和公权的最大区别：边界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对于私权来说，法律规定不能做的行为是一个有限的框框。在这个框框之外，理论上你都可以做，这就是公民的合法自由权。

但是对公权力来说，法律没有授权的部分（也就是法律授权部分之外），你都不可以做。只有在法律的授权的框框之内，你才可以做。

郑州红码事件算是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但背后需要思考的是，健康码事关每个人的行动权力，到底该如何进行统一管理，并应该如何严格执行红绿切换之间的标准和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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