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鲁迅最大的特点是，他有一种异类思维，对大家公认的价值与认识提出质疑，当一个人生活很舒服，满足现状的时候，不会读鲁迅；当你对现实生活产生疑问，觉得有点不大对劲，想找另一条路的时候，就是接触鲁迅的最佳时间。”
记者 | 艾江涛
“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好的阶段。没有任何外在干扰，而且我的写作也不准备发表，进入一种自由状态，有一种爆发式的状态。”在距离北京市中心几十公里外的养老院，82岁的钱理群端着一个搪瓷缸子在沙发上坐定，和我们说道。时间虽是冬天，讲得兴起，他仍会拿起旁边的蒲扇，边扇边说。
2015年搬进养老院后，卸下北大著名教授等帽子，钱理群谢绝所有媒体访谈，潜心写作，关注重点也由原来的鲁迅研究与现代文学史研究，转移到更符合自己本性的思想史与精神史研究，背后心向往之的，是追求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创造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真正的责任，是为社会提供一种价值理想。
“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晚年形成一个习惯：每天早上有意识早起半小时。我平常7点起床，6点半就有意识，这半小时干什么？胡思乱想，就会产生非常奇特的一些学术研究思路。我的很多重大研究全部是胡思乱想出来的。”2021年12月8日，接受我们采访后两天，在给北大学生的最后一课上，钱理群话刚说完，台下笑声四起。
2021年12月8日，钱理群给北大学子讲了最后一课：“脚踏大地，仰望星空：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课后，他给排队的学子依次签名留念 （于楚众 摄）
思维依然高度活跃的钱理群，喜欢思考前沿问题。他将我们所处的疫情时代概括为“无真相，无共识，没有确定性”，身处一个大变局的时代，全世界都病了，所有的发展模式，所有的文明形态都出了问题，危机带来的博弈与对人类文明的重新检讨，能否带来一种超越制度的新的综合的价值观念？此外，人与自然关系的剧变、人类长寿时代的到来、新科技与体制结合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为钱理群所关注。在养老院生活多年，钱理群对老人有了更多贴近的观察与思考，他告诉我们：“我的新学问是养老学，准备写一本书，现在已经写了八九篇文章。”
“老人都希望安稳，为什么自己老了，还遇到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极度的困惑，也让我提出一个问题：动荡的年代到哪里寻找永恒的东西？”钱理群将目光投向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现代文学史，“实际上在抗战时期，很多人也面临这个问题。动乱时期怎么追求生命永恒。
我特别注意到两个现代文学作家。一个是沈从文，沈从文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从变动社会里求不变的东西。另一个是冯至，他当时选择在昆明郊区树林里的一个屋子里住，在林间小路，他发现两个永恒：一个是大自然的永恒，不管社会多动荡，天还是要下雨，云还是要浮动；再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的永恒，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人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该结婚就结婚，该恋爱就恋爱。我就从这里得到极大启发，找到三个永恒。一个是大自然，第二个就是日常生活，第三个是历史，我研究历史。”
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在家中翻阅画册（摄于1986年）
这种精神上的安稳与进击，贯穿于他的整个晚年生活，如同他在养老院卧室挂的两张自己的照片，一幅陷入严肃的沉思，一幅露出弥勒佛一样的笑容。2018年，钱理群与老伴崔可忻几乎同时被诊断出癌症，两人并未寻求更多治疗，而是全身心投入生活。2019年8月4日，那个帮他料理一切日常的老伴去世后，他走出过去完全精神性的存在，开始关注吃的东西，也会在下午抽一小时到院子里与自然相遇：“这棵树你早上看，有阳光去看，下雪去看，完全不一样，不断有新的发现。回到家里，就会有新生的感觉。”
钱理群的历史研究，包括重读鲁迅。这位坚持以生命体验研究鲁迅的著名学者，每当困惑与彷徨之际，总能从鲁迅那里找到心灵的回声。2021年，钱理群编写了《钱理群读鲁迅》和《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并在B站向年轻人再讲鲁迅。回到一个人最本真的状态，讲鲁迅怎么看，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写，怎么读书，怎么做人。
选择在这样的时刻讲鲁迅，钱理群别有深意：“鲁迅最大的特点是，他有一种异类思维，对大家公认的价值与认识提出质疑。当一个人生活很舒服，满足现状的时候，不会读鲁迅；当你对现实生活产生疑问，觉得有点不大对劲，想找另一条路的时候，就是接触鲁迅的最佳时间。”
在钱理群看来，鲁迅最适合这个时代。他的杂文就是典型的网络文学，不管是那种对现实的快速反应，还是鲜明犀利的语言，都极为吻合网络传播的需求。“现在的知识分子要产生影响，要靠网络。比如说我影响最大的是那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多人知道钱理群，可能因为那句话。这就是鲁迅式的表达，高度概括而又形象，那种让人一听就难忘的表达。现在‘无真相，无共识，不确定’这句话也开始传了。以后我的影响可能就这两句话。”钱理群笑着说。
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你编写了两本关于鲁迅的书，还在B站为年轻人讲鲁迅。多年之后，为何重读、重讲鲁迅？
钱理群：就像你们注意到，恐怕也是亲身感受到的那样，庚子大疫所带来的自然的和人为的灾难危机，使全世界所有的人，都陷入极度困惑、焦虑之中。我自己也在这个“无真相，无共识，不确定”的社会大变动面前，感到说不出的孤独与无所适从、手足无措的惊恐。
处于这样的思想与生命困境下，就产生了两个强烈愿望。首先是渴望有一个可以放心说出心里话、坦诚交换意见、自由讨论的“真朋友”——我想到了鲁迅。我更迫切地希望追问与探讨，许多过去习以为常、很少深思，却在疫情、后疫情时代被突显出来的根本性的问题——我也想到了鲁迅。我因此醒悟：在这个历史大变动、精神大困惑的时代，鲁迅是最佳交谈者。
1928 年3 月16 日，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寓所
带着当下时代提出的也是我自己生命困境所提出的问题，再读鲁迅，就进入了一个“不断有新发现、新思考”的惊喜不已的思想与研究境界，我自己的生命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动乱中的沉思状态”。更重要的，是我对鲁迅与鲁迅研究有了新的感悟：鲁迅思想的一个重大的，或许是更为基本的方面，就是他对“人应该如何看、想、说、写、读，做人与做事”这类人生和人性的根本问题的思考、探索和实践；我们阅读与研究鲁迅，也应该把鲁迅看作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寻找生命的共通点，不仅关注鲁迅作品的具体观点、论述，更要思考、吸取鲁迅如何“看、想、说、写、读、做人与做事”背后的思维、视野、眼光、情感、心理与方法：这或许是更带根本性的。
我也因此对自己的鲁迅研究有了新的认识，即“守住鲁迅，就是守住自己的学术之根、生命之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这本《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不仅是一部读、讲鲁迅的普及读物，也具有对鲁迅的新研究、新发现、新认识的学术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重读鲁迅，你总能有新的发现，比如鲁迅小说的“从容美学”。鲁迅这种“从容美学”从何而来？在国难日益深重的上世纪30年代，这种从容事实上很难寻找，这是否也造成鲁迅晚年创作的内在危机？
钱理群：这涉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鲁迅始终有纯真的一面。年轻人特别是中小学生读鲁迅作品时，我推荐他们可以看看鲁迅怎样写动物，他笔下的猫、狗、老鼠、兔子，都可以看出他非常纯真的那一面。但他生活的时代，没办法让他保持这种纯真。
鲁迅其实对民俗、儿童文学都非常有兴趣，但他没有时间来写这些。而这部分在周作人那里得到充分展开。为什么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鲁迅和周作人是互补的？周作人讲“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练愈好”，鲁迅不大提，但他自己实际上也喜欢这种生活。所以这就是鲁迅的复杂性，甚至是他的多面性。有人问，鲁迅是否可爱？鲁迅有可爱的一面，但不能称他为可爱，因为他的复杂压倒了纯真的一面。
另一方面，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鲁迅晚年写杂文是因为他写不了小说。而是因为，杂文是最适合他内在要求的表现形式，是他的一种生命存在方式。
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说杂文成为鲁迅的一种生命存在方式？
钱理群：《鲁迅全集》里的小说、散文、散文诗，只是全集第一、二卷的一部分，三卷以后全是杂文。显然，杂文是鲁迅创作的主体，连许多人特别喜欢的鲁迅小说《故事新编》里，都注入了杂文的眼光和笔调。
可以说，杂文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适合他自己与时代关系的文体。杂文很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网络文学，尽管它发表在纸质上，却和网络一样，自由地出入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最迅速地吸纳瞬间万变的时代信息；然后从政治、社会历史、伦理道德，以至审美等方面进行评价和判断，并用最简洁、极富弹性的语言做出自己的回应，然后借助媒体的传播，立即为广大读者所知晓与接受，并最迅速得到社会的反馈。更重要的是，杂文写作成为鲁迅的一种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
鲁迅杂文也因此获得了一种当代性。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网络文学的邵燕君老师告诉我，她所熟悉的网络文学名人都喜欢鲁迅的杂文。所以我这本书主要选编鲁迅杂文，引导年轻人“不懂鲁迅杂文，不懂鲁迅”。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谈到周氏兄弟的比较，我们知道你对两人都做过深入研究。张中行曾在《负暄续话·再谈苦雨斋》中说道：“关于世道，兄是用热眼看，因而很快转为义愤；弟是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想热而热不起来。这提到观照人生的高度说，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于疑的一端。各有所向，哪一种近真？也不好说。”如何看待周氏兄弟之间的关系？
钱理群：我写过一篇文章，觉得鲁迅和周作人有点类似西方文学里的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表现了人性的两面。鲁迅表现人性更加激烈的那一面，周作人表现人性更加从容、消闲的那一面。其实你看鲁迅他同时也欣赏从容哲学，所以他们是互补、互相理解的真正的兄弟。他们的分歧是表面的，实际上骨子里是相通的，但是各有侧重，各有不同的发挥。所以我觉得自己一生研究最大的成功，在于同时选择研究他们两人，这使得我的视野、眼光更加全面。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觉得鲁迅一生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在于缺少一个真正的对手。虽然不断有人批判他，但这些批评都没有讲到他的要害，所以鲁迅根本瞧不上。这些人的思想对他没有任何触动。
我们可以想一下鲁迅这种性格，如果有人接触他的要害，激发他的思考，鲁迅思想会有更大的发展。而能够作为他对手的周作人，他们的关系又决定他不可能是对手，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鲁迅最合适；在一个相对平稳的年代，周作人最合适。
鲁迅先生（左一）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摄于1936年）（王琼/FOTOE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说，那些针对鲁迅的批评并没有讲到他的要害，那么鲁迅的要害是什么呢？
钱理群：这是很多人提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鲁迅的基本弱点，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文化的弱点。很多人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反叛者，实际上在我看来，鲁迅最懂中国文化，他既是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同时也是中国文化问题的批判者。
中国文化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就是我们没有信仰。中国的文化，始终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而儒家文化最大特点是讲此岸，人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活得更好，缺少一种彼岸的关怀，缺少一种终极性的信仰。
所以鲁迅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没办法向他学，什么原因？因为鲁迅没有更高的东西引领。他强调自我，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他非常欣赏尼采不是偶然，尼采哲学就是鲁迅的核心，强调个人强大的意志力。但是我们学不到，普通人不可能有那么强大的自我。鲁迅只能是我们倾慕的对象，没办法直接对你产生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就是他的弱点。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鲁迅研究，不但主张回到历史情景中的鲁迅，而且“将鲁迅融入自己的生命”，有论者也将你和王富仁等代表的这种研究方式称为“生命学派”。我的疑虑是，对研究对象深层次的生命体认，作为一种个人的价值选择无可厚非，但作为学术研究来说，会不会带来对研究对象一种不自觉的美化，乃至时刻为之辩护的冲动，进而造成某种新的遮蔽，不知你对此如何看待？
钱理群：当代鲁迅研究中的“生命学派”，这是我的一个说法。在我的理解与视野里，它是否构成“学派”，或许可以讨论，但是代表了我和王得后、王富仁三个从事鲁迅研究的老朋友的共同追求。说起来也巧，2021年正是鲁迅诞辰140周年，我们三个人都出版了自己的研究著作：《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钱理群讲鲁迅》之外，还有《王富仁学术文集》里的《论鲁迅》（上、下编），以及王得后著、钱理群点评的《鲁迅研究笔记》。我在点评前言里，就把我们三人称为“‘古板而顽梗’的鲁迅守望者”。
1936年10月19日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逝世
这背后的体认与理念是：“当下中国思想、学术界的问题，不在于对鲁迅的‘神化’，而是对鲁迅思想的原创性、前瞻性，其对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与未来的作用与影响，远远估计不足。而一个‘养育了鲁迅的中国’，迟早会‘愈来愈承认鲁迅，信服鲁迅，接受鲁迅’”，由此决定了我们的自觉选择：“以鲁迅思想作为基本信念，以研究和传播鲁迅思想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如果再有‘来世’，也还要研究和传播鲁迅思想。”——这大概是我们共同的信念，学术追求与自我定位。
在我的第一部鲁迅研究著作《心灵的探寻》的《引言》里，我就提出了自己的“鲁迅研究观”，其中有几个要点：其一，承认“鲁迅”（其人、其作品）的客体性与本体性，并且是可以“接近”、揭示的，自有一种客观标准。这就避免了将鲁迅“为我所用”的主观随意性与陷入不可解的虚无主义。其二，承认鲁迅本体的矛盾、复杂，多层次、多侧面性，因而决定了鲁迅研究是一个不断接近，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其三，承认研究者的主体投入，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所处“时代”和“自我”生命存在所提出的问题的能动作用。其四，承认这样的时代主体和个人主体的介入，是有两面性的：在有所“发现与创造”的同时，也会有所“遮蔽”，这就需要不断做出“调整，修补与发展”。
从这一角度看，任何阶段性的认识与研究成果，都是一种“有缺憾的价值”。我在80年代思想启蒙时代强调“个体的鲁迅”，到新世纪突出“左翼鲁迅”的价值，就是一个“有所发现，又有所遮蔽，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在新近出版的《钱理群讲鲁迅》中，你再次谈到“我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学术界时，就已经赋予自己一个‘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的历史定位，一直坚守到现在，而且恐怕要守到生命的结束”。我好奇的是，你在当时为何会有那样的历史定位？这种历史使命感来源于哪里？
钱理群：研究中的主体介入，还有一个思想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我们认定，鲁迅是一位“以其独特思想认识人生，并从事改良这人生的实践型的思想家”；作为鲁迅的追随者，我们的鲁迅研究也要具有“某种实践性的品格，以改造中国人和社会为指归”，于是就给自己定了这样的研究目标：“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
鲁迅书信手稿
如何“往下做”、寻找适于自己的实践方式，涉及如何正确地认识自己“是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问题。我在1980启蒙年代研究鲁迅，首先遇到和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鲁迅对我的最大启示和影响，就是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历史中间物”的历史位置与使命：无论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上，还是在鲁迅研究的历史上，我都是一个“历史中间物”的角色。
于是，在《心灵的探寻》里有了这样的献词：“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改造的青年朋友们。”还有下面的题词：“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迅的真正知音必将在当代青年中产生。”
我多次说过，我生命的最大亮点，就是和中国的五代青年（从“40后”到“80后”）都保持血肉般的精神联系，联系的主要纽带就是鲁迅。而“历史中间物”的定位，也包含了对自己的鲁迅研究先天性的不足与缺憾的清醒认识。
我们这一代是在“与中国传统与人类文明彻底决裂”的思想、文化、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就决定了我们知识结构上的根本局限，就像我经常说的那样，自己不懂外文，古代文化修养不足，不过是一个“无文化的学者，无情趣的文人”，这就决定了自己并不真正、全面懂鲁迅，进入不了他更深层面的内心世界，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体认而已。而且我也绝没有把自己的选择绝对化的想法，就像王富仁所说的那样，“我喜欢鲁迅，我不能要求别人都喜欢鲁迅”。我知道自己对鲁迅的看法不可能为许多人所接受，但我也要维护自己独立自主地研究、言说鲁迅的权利。如此而已。
鲁迅、许广平夫妇与儿子周海婴合影 （ 摄于 1930 年 1 月 4 日）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鲁迅研究，背后隐含着行动与实践着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这一选择在上世纪80年代很有意味，因为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去世的李泽厚先生，1992年他在说明八九十年代之交学术风向变化时有一个著名提法“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事实上，在学术研究的理路上，你与当年和你一起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陈平原、黄子平两位学者也各不相同，是否能把你们之间的差异理解为，你更偏重以鲁迅为思想资源的价值启蒙，而另外两位则偏重学术史、文学史视野中的鲁迅？对于当年的不同选择，你们之间有过哪些讨论与交流？
钱理群：应该这样说，80年代我们能合作，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当时启蒙主义思潮对我们共同的影响，我们那一代想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后来就会看出有些变化。但我和他们最大的区别，是我的真正兴趣不在文学，而在思想史、精神史、政治史。而且我比他们年纪大，我们那一代怎么说呢，具有更强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更强的介入现实的冲动。而他们和现实需要保持一定距离。
但是我们私人关系一直非常好，而且我觉得这种关系有最可贵的地方，每个人对对方的弱点和强处都看得很清楚，以善相待，相互砥砺，保留各自的独立性。我觉得真正的友谊就是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以鲁迅作为思想资源，限度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我们今天依然真正能从鲁迅这里获得的最大滋养与启示是什么？
钱理群：鲁迅本身不是指路的人。他最大的价值在于思维方式，而非具体观点。具体观点有的已经过时，有的不一定对，是吧？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人生哲学，凡事都要问为什么，“从来如此便对吗？”极其深刻。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 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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