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凤凰，与沈从文的微笑相遇

到凤凰寻沈从文，去看了“森林实景剧”《边城》。边城不在凤凰，在川湘黔交界的茶峒，距离凤凰还有几小时车程。《边城》成为凤凰的名片，因为沈从文生于此、长于此，他的作品也就成为此地场所精神的一部分。

晚年的沈从文

我下榻在古城边的虹桥，剧场在城另一头的凤凰大桥附近。夜幕中，我从虹桥出发，沿沱江岸边走，在用两排石头桩搭成的“跳岩”那里过河。过了河，沿着江岸，绕过古城中心——沈从文的故居在那里面，一路往凤凰大桥走。沱江两岸客栈民宿、咖啡厅酒吧灯火璀璨，游客如织，全然不是沈从文到过这里时的凤凰。我身处的这个小山城已是个商业化的旅游风景区，不仅沱江两岸，连古城深处石板路小巷子两旁的店铺都几乎无一不是为招徕游客而做的生意。人也不完全是淳朴的想象——踏入一些宅院里、寺庙里，有时会有先生动辄拿出一本功德募捐册子，让你往上填要捐的钱数，好几栏项目，前面都是整整齐齐的百元量级，可能是他们自己填写的，用来蛊惑人。一切和沈从文在这些蜘蛛网般的迷宫中穿行时，令他着迷的劳动者的传统手工艺营作不同了。不禁怀疑，是否还能在凤凰寻找到沈从文？

那晚沿着沱江河岸一直走了很远，人语声渐渐稀薄，夜幕严严实实将所有包围起来，这时两岸的灯火已逐渐黯淡下来。岩坎上有一家米粉店，在沿几级台阶上去的地方，我走进去，问老板剧场怎么走。她说：“一直往前走，经过第一座桥，再走，看到第二座桥，往上走。”往“上”走——我还难以清晰地在意识中理解这个方向词，只觉得新鲜又古怪。

湖南湘西凤凰古城夜景

一直向前走去。走在这条岸的路上，有时抬头看得见高处的确还有一排吊脚楼和一条并行的小街，比方才问路的米粉店还要高，但看不全，被岸边这排房子遮住了，不像那个米粉店，看得到全貌，几步台阶能走进去。那条平行的路时隐时现，有时完全看不见，侧耳细听也听不见从视线背后传来什么声音，只偶尔有一两声犬吠。如若在上面来回走过，熟悉那儿，此刻就可以一边在江岸行走，一边浮现出那条街的印象。看到了第一座桥，行进中，逐渐已走离游客聚集的古城中心。流溢的灯光变得星星点点，夜的厚度开始沉重，随着夜凉，渐渐压在我背脊上，有点凉飕飕。我加快脚步，侧耳倾听，沱江两岸轮廓黝黑的重山里传来鸟儿们的鸣叫。我辨认不出是哪种鸟，只觉得那悠然停顿、等回声沉寂后再来一声的缓慢节奏很适合在夜幕里鸣唱，不像清晨的鸟儿们那么轻快婉转。那声音从我看不见的远处传来，漂浮在沱江水面上，却增添了此刻的沉静。几乎已没有人影，目光所及还能看见的岸边房子，都是清水楼，光秃秃的混凝土架子，无人住。它们不是被荒废，而是在建设中——资本拓展的边缘。

然后看见了高高架在江上的凤凰大桥。从我站的地方往上看，大概有十层楼那么高。我在黑暗中找不到可以上去的路，一时产生了那是座空中之桥的幻觉。一个身影从黑暗中渐显轮廓，慢慢看清，是个女人，正在江边把衣服拧干，脚边还有洗衣的塑料盆。在这有点偏僻荒凉的角落，见到一个人总是要凝神看一会儿。我向她问路，她指了那条藏在路边的山路，“向上走”。我就向“上”走去。那条小路蜿蜒藏于树林中，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很幽静。上了几十步阶梯，小径将要转弯处，我站在半山腰回过头往下看。刚才我走过的那条沿江岸的路已被一片树林遮挡得完全看不见，唯有鸟声依旧，从无法辨明方向的黑夜深处传来，仿佛下面并不存在着另一条路、另一个世界。我却知道那里有条路，因为我从那里走过，还想着刚才在那“下面”向洗衣妇女问路的情形，从而“看”见她还站在那里，拧好了刚才那件衣服，又弯腰拿出塑料盆里剩下的衣服来拧。

凤凰城内的桥下（于楚众 摄）

再往上走一步，拐过弯，树林之外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既想碰到行人，又害怕碰见任何人，就在这小径中飞奔了数十步，一边想象着尽头会是什么，但想不到。再拐过一个弯，眼前突然看得见前方高处的一点光亮了。耳畔传来高处的隆隆回声，是车行于道路的声音。在时而遮挡不见的层叠空间里，牵引着想象和思绪的总是声音。登上最后一步台阶，站上凤凰大桥，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正在我眼前向左右两个方向延展开去。那马路旁仍然是山，几辆公交车从我面前驶过，马路边走着熙攘人群。从未想象迎接我的将是这样一番热闹、现代的人间景象，就在之前的那段山路上，还于黑暗的幽静中产生过置身于荒野的孤独感。过了马路，走向霓虹灯闪烁、宾馆林立的剧场所在地，自然开始想象自己正于“高处”行走——沱江水和沿岸酒吧林立的古城已完全看不见，但我知道，它们正在我的“下面”流淌和热闹着，酒吧、客栈里的游客、米粉店老板和拧衣服的女人都在忙活着自己的事。

我在那里行走过，从那里走山路上来，待会儿还要再回到那里去，沿途返回——这个此地独有的俯瞰视角，就是这样进入我的意识的。行走在这上面的人，也都一定于某些时候在下面行走过，和我一样，却不知他们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想象。待到看完《边城》往下走，在那条山间小道上，渐渐看不见虹桥上面的这个世界。然而沿着沱江岸走时，我想着在虹桥柏油马路和车流中行走的情形，想着不久前看到的鳞次栉比的宾馆楼群，就知道它正在“上面”存在和躁动着。在层叠的重山之中，“高处”与“下面”的意味非常自然。

正是在那个时刻，我多理解了一些沈从文。在那段夜路上，我隐隐约约看见了他。凤凰无论如何随时代变迁，河水仍在流淌着，树林里的鸟儿还在清晨和夜晚以它们古老的习惯鸣唱着，那声音把人带入一个悠远的过去。那些往许多方向延伸着、时隐时现的路，因为新时代的建造改变了许多，也新造了很多桥，但它们在重山之内这一点，就让它们不会变得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方作为故乡的水土，内生性地一日日长入了沈从文的头脑中。他开始写凤凰这个地方，写边城，写湘西时，已离开此地一些年头。他不是在凤凰写的凤凰，也不是在湘西途中写的湘西，而是到北京之后，或者再之后辗转于昆明、上海和青岛时所写。他书写的是他记忆里和想象中的凤凰。直到1934年1月，他在返湘旅途中每天给妻子张兆和写信报告沿途见闻，他才和阔别十年的凤凰小城重逢。

沈从文

沈从文会这样描述这座水边的小山城：“住在城中较高处，门前一站便可以眺望对河以及河中的景致，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纤夫……船来时，小孩子的想象，当在那些拉船人方面。”他会让声音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探路，翠翠就是在这样的牵引下出场的，“蓬蓬鼓声掠水越山到了渡船头那里时，最先注意到的是那只黄狗”，黄狗“忽然醒来发疯似的乱跑”，它的主人翠翠骂狗，一会儿也发现了声音，跟着黄狗站在小山头听了许久，“让迷人的鼓声，把自己带到一个过去的节日里去”。笔下人物的心思也流转着，翠翠第一次见到只听过其声、未见过其人的二老，心想“正像是不肯把这人想到某方面去，方猜不着这来人的身份”。穿行于凤凰的水边和重山中，沈从文的目光开始从这些句子里隐约浮现。

从凤凰回来后，在张新颖所著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里，我看到一组沈从文在195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所画的画。在这组画中，我清楚地看见了沈从文。

沈从文当时在上海，早晨，外滩的渡桥上出现了轰轰隆隆而过的游行队伍，时代的潮流正汇集和裹挟着人群。这样一个时刻，沈从文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画了一组速写，寥寥数笔，清虚寥廓，画法、留白都是中国画的意境，却又不是传统中国画的移步换景和三远法，也不是西方透视画。第一幅，是一扇半开的窗户之外的江景图。

他写道：“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的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在这个充满梦幻色彩的诗意描述里，水的沉静打开了沉思的空间。第二幅，他在画上注解：“五一节五点半外白渡桥所见——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桥上走着红旗队伍。艒艒船还在睡着，和小婴孩睡在摇篮中，听着母亲唱摇篮曲一样，声音越高越安静，因为知道妈妈在身边。”第三幅，“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到最后一幅，“声音太热闹了，船上人居然醒了，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而桥上太热闹的一切，在画中化成了一缕青烟。

这时我想起那个凤凰的夜里，在那条上凤凰大桥的山路即将拐弯处转过头俯视时所看到的风景——来路全然不见，我却在想象中看到了那位妇女在河边拧完剩下的衣服，那想象中又还有一个隐形的“我”，正站在她的身旁观看。正是对那个目光的记忆，让我接收到了沈从文的目光。

沈从文不完全是从黄浦江边某幢高楼的窗口望出去，看到的那番景象。那小小的艒艒船，那个用小网兜捞鱼虾的小人，已将窗外的都市风景化境为凤凰的风物。仔细看，那扇半开的窗户，窗棱分隔开一座山和一座城，那城的房子上下层叠错落，分不清是上海还是凤凰。沈从文曾站在凤凰那座山城的重山里看山看水，现在，这个乡下人用看山看水的目光，看见了这座城市，这座现实之城与记忆里的故土融合重叠在一起。他的目光并不卑微，也并不居高临下，他只是用“乡下人”看山看水的目光，看见了众生，而那众生中，又有个他自己——水中艒艒船里那个游离自在的小人儿。沈从文就是从那样一个开阔的视野，在向远景的凝望中思考“我”与“人”的。那些远景中的人，因为距离太远，没有差别，而“我”也在那远景之中，并不大一分，也不小一分。到了第二幅画，窗框便消失了，城市与山也消失了，只剩下挤满人的桥和一只游离的艒艒船，最后，建造起来要从河的此岸到彼岸的桥也消失了，只剩下最平凡的捕虾人在河中辛勤劳作。

1934年1月回湘西的途中，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真正的历史是一条河。”那次湘行，他置身小小船舱中，看船走动时的情形，心绪也随情境流转，写的都是水上的事。船行到他第一次出门离家“混日子”的辰州河段，他在看水时仿佛照见了自己。“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他写，他那时“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23年后，沈从文把他由心灵最柔软时感悟的爱所打开的诗境空间，画入了这组画中。其时，沈从文的写作空间在时代中已消失，他转而从事工艺美术的文物研究。他研究的是当时根本不被考古界注意的角落里的文物，都是一些诸如服饰、马鞍、铜镜这样的日常用品，一度被博物馆视为“废物”。然而，在这第三幅画里，我看到了一个浮出的微笑，它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沈从文写过一本《阿丽斯漫游中国》）里那只柴郡猫留下的“没有猫的微笑”。

1934年，沈从文在故乡拍摄的虹桥景象，“这也是他唯一一张摄影作品”

看见那个画面中浮现的微笑时，我便想起在沈从文故居和在各类与他有关的书籍里看到的他的照片。那张1922年2月摄于湖南保靖军队中的照片，他略微地歪着头，表情平淡。1929年在上海与家人合影，他站在最左边，也微偏着头，几乎没有微笑的痕迹。1934年，与张兆和在达园的合影，他也还没有那微笑。

但不知具体从哪个日期开始，他在所有的照片上都微笑起来：1938年，在西南联大时期，创作《长河》前，他微笑；1948年在颐和园霁清轩度暑假期间，他正计划着“好好的”再“写个一二十本”文学作品，他有笑容；1950年他和从香港来的表侄黄永玉站在北京家门前，他微笑——在这之前一年，他经历了精神危机与崩溃；1969年，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前，与张兆和的合影上，他有一点略微绷着的笑；1959年，他在历史博物馆新陈列室做解说员的那张照片，他在微笑；1972年、1974年，回北京后，他在照片上微笑；1981年，他到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演讲，他微笑；不仅如此，这一年与张兆和的合影上，他也开始微笑。可是，照片上这位逐渐老去的沈从文正在经历着何等重压的历史现实：不乏穷困饥饿，军阀混战，现代化的功利浮躁，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改造，狂热的“文化革命”——他和所有人一样，不断受磨难受苦，更在湘西那块匪气和灵气混合着的地方，于人生开始处就目睹了无数次砍头杀人。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历史浪潮中不断启蒙和“觉醒”，不断摒弃旧“我”，产生新“我”，适应不断翻新的时代，但沈从文“从不改造自己”。他并不像喊出“万万不要觉醒”的表侄黄永玉那样露锋芒，他只是说：“我从来没想过‘突破’，我只是‘完成’。”就像《边城》中的祖父，同棵楠木树一样，“稳稳当当活到这块地面”。在那个扭曲人性的力量逐渐大到几乎已无人可逃避或抗拒的环境中，他却能始终向看到他的人报以穿越时间的微笑。这淡然的微笑，让他有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现实扭曲力场”，它极为柔软，细思却又极为强大，而他在文学和文物研究方面所做的勤奋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

沈从文的凤凰故居里，一拨又一拨的游客从那间已用于陈列他著作的侧房经过，在墙上的一幅照片前驻足。那是1982年他和张兆和在张家界金鞭滩所拍的照片，两人都在开心地笑。导游不断地向络绎不绝的游客讲解，这是沈先生正要照相时，张兆和走过来给他整理衣领，摄影师无意拍下的。沈从文独爱这张，因为它“美在自然”。凝视着这张照片的微笑，所有那些看过的照片开始在我脑海里渐渐重叠在一起。从这个微笑中，浮现出一个人性的、完整的人。

（本文刊载于三联数字刊2018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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