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口浪尖上，内外交困时，这位福建主教的智慧与修为让人叹服

今天所讲的这件事发生在400多年前，和今天关系不大。

400多年前，那是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的一段时间，那时候，天主教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绝大部分的传教士都是外国人，但是，那时候，却有了第一位中国主教，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罗文藻主教。他的经历非常之传奇，在他处理教会内部冲突争执的时候，表现出的修为和智慧，令人想起圣经记载中的圣保禄宗徒。

我今天试着说一下这位杰出的主教，也是杰出的爱国者的修为与智慧，我想，或许能给现如今的一些人提供一点点启发吧。

第一、从坚决不做主教到想办法争取做主教

罗文藻于1616年出生于福建，家境贫寒，8岁就开始给人放鸭子为生，1633年的时候，16岁的罗文藻去教堂做佣工时，被方济各会传教士利安当所赏识，而后追随利安当在各地传教，历经波折，数次差点丧命，后来被利安当神父推荐给了道明会，经过道明会在菲律宾长时间的培养，进行了系统的圣职人员的培训之后，经过反复考核，1654年，他成功晋铎，成为神父。

1664年，清廷在鳌拜的把持下，开始大规模迫害天主教，于是，罗文藻回国领导被迫害的天主教会。

回国之后，罗文藻奔走于直隶（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西、四川、湖南和北京等地，仅仅在1667年，他就给将近两千个成年人领洗，当时国内的传教士们无不赞叹他的毅力与才华，甚至于有传教士感叹说，罗文藻一年做的比他们所有人过去三十年的传教成果加起来还多。

很快，在鳌拜被康熙抓起来，康熙皇帝亲政之后，天主教在中国的环境变得宽松，这时候，需要有人领导大家进一步发展了。

最初，罗马教廷曾酝酿任命熟悉中国教务的西班牙道明会会士闵明我为中国教区的主教，但被闵明我所婉拒，他认为罗文藻比他更能胜任此职。

除了闵明我之外，几乎所有中国周边地区的主教和代理主教都一致推进罗文藻，包括了越南地区的代理主教陆方济、另一位法国籍主教郎伯特、耶稣会中国传教团会长的安文思，特别是安文思会长认为，罗文藻一个人做的事情，可以赶上两三个主教了。

于是，教廷在1674年任命罗文藻为主教，负责中国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山西和朝鲜地区的教务。

但是，罗文藻在得知此事后，第一时间上书，坚决推辞这一任命。

为什么呢？

并不是他自己本人的高风亮节，罗文藻是一心扑在教会工作上的人，对于其个人的事情几乎没什么考虑，他坚决推辞这一任命，是出于整个教会礼仪的考虑。

因为当时，中国的绝大部分传教士是外国人，都是从小接受天主教教育，而罗文藻本人是17岁才开始学神学和拉丁文的，这些方面的造诣当然不如那些外国传教士，现在罗文藻出任主教，他们即使口服，也难以心服。

其次，是在中国，道明会的传教工作一直是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之下进行的，如果没有西班牙王室的首肯，他做了主教也是个空架子，而西班牙王室当然更愿意让西班牙传教士担任主教了。

其实，教廷之所以让罗文藻做主教，也有以此避免西班牙王室把持教务威胁教宗权威的考虑。

所以，罗文藻为了众多传教士兄弟之间的团结，坚决不担任主教。

但是，很快，罗文藻改变了主意，他开始以一系列极为智慧的操作争取主教的位置。

为什么他争取主教的位置呢？因为他嗅到了一股危险的因素，此时他必须挺身而出。

在鳌拜被抓、康熙亲政之后，中国教会开始蓬勃发展，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些在传教士和教友之间的严重冲突。当时，中国教友和传教士是可以按照利玛窦时期立下的规矩，参与祭祖、祭孔之类活动的，也就是传说中的“利玛窦规矩”，以避免和中国本土文化发生冲突。但是，还有一些传教士认为，祭孔祭祖是违反教义的，必须禁止。

一旦传教士们禁止中国教友参与这些活动，无异于让教会和中国社会彻底决裂，那时候，清廷必然不可能容许天主教的存在了。

所以，罗文藻必须争取做主教，才能避免或者一定程度上避免那些禁令的颁布，以免教会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出现冲突。

罗文藻必须要在西班牙王室和罗马教廷的双重支持之下，成为名正言顺而且能实际履行职务的主教，他争取做主教的操作也富有智慧。

他并没有强调任何的教义问题、理论问题，也没有强调说祭孔祭祖是否应该被继续宽容的问题，因为罗马教廷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远远没有到达那个深度，西班牙王室更不懂这些神学问题，更何况，就算是辩论，西班牙王室和罗马教廷是愿意相信那些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还是愿意相信他一个中国人？

罗文藻对于西班牙和罗马教廷的策略是这样的。他告诉西班牙国王，如果他不出任主教，那么在中国的传教工作的主导者可能会从西班牙的道明会变成巴黎外方传教会，那时候，法国国王会趁机会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甚至威胁西班牙和中国的贸易；如果西班牙王室支持他，那么，他会将自己的传教成果归于西班牙传教士，从而保证西班牙王室在中国乃至于东亚的利益。

从头到尾，罗文藻都是在跟西班牙国王谈利益，谈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互相竞争，而教义和礼仪问题，西班牙国王不关心这个，罗文藻也没提这个。

那么，针对罗马教廷呢？罗文藻同样没有说什么教义和礼仪问题——在这方面，罗文藻不擅长，而且也注定不可能是那些老牌神学家的对手，他谈的，是一个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他提醒了罗马，各国文化之间存在差异，为了避免大规模冲突，罗马要采取一定的灵活性的策略，授予罗文藻个人以特别的权力，他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执行教廷的法令。

也就是说，即使将来罗马禁止祭孔祭祖，罗文藻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在哪些地方执行禁令、在哪些地方不执行禁令。

罗马也意识到，罗文藻是一个在信德上经得起考验的人，也是一个在头脑上能处理当前复杂局势的人，特别是他竟然搞定了西班牙国王，这份外交上的天分实在是让当时教廷的很多高层都叹服。

于是，罗文藻成为了主教。

接下来，是他处理礼仪之争的问题了。

第二、对待不听话的下属，他既是严父也是慈母

颜当，法国人，在罗文藻出任主教后的两年，被任命为福建的宗座代牧，在理论上，颜当是罗文藻的下属。

但是，颜当这个下属并不是很听话，他是巴黎索邦神学院毕业，根正苗红，再加上自幼就接受的系统的神学哲学教育，对于罗文藻，他不是很看得起。同时，他也是一个坚定地反对中国教友祭孔祭祖的人，这和罗文藻的主张是相反的。

但是，这个颜当在政治上是有先天优势的——罗马教廷肯定更愿意相信他的话，而非罗文藻，同时，就算是辩论，罗文藻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颜当在神学院读完了《神学大全》的时候，罗文藻可能还在给人养鸭子。这样的人，十个罗文藻也说不过他。

在上任之后，颜当就想给罗文藻捣蛋——他要求在中国的各个修会的传教士都宣誓服从他这个福建省的宗座代牧，并且，宣誓禁止自己所属的教友祭祖祭孔。

颜当敢这样做，当然是提前征得了罗马的同意——远在罗马的教廷当然更容易听一个神学优秀的法国人的话，而非连拉丁语都不太会的中国人。

对于这样的下属，罗文藻同样没有和他起公开的冲突——如果冲突公开化，损失的必然是作为长上的权威，对谁都没有好处。

罗文藻的做法是具有智慧的——他在明面上没有对于这个采取什么措施，但是，他充分地运用了豁免权，愿意宣誓的罗文藻当然不会干涉，而对于一些不愿意宣誓的奥斯定会会士和耶稣会士，罗文藻就予以了豁免。

同时，罗文藻也再次展现出出色的外交才华——一方面，他告诉罗马教廷，如果现在一定要传教士宣誓禁止所属教友的祭祖祭孔行为，那么，至少一半传教士就会离开，到时候，传教士人手不足，势必带来教会的缩减，以及和清廷关系的恶化；另一方面，他在劝说来自西班牙和法国的传教士，让他们告诉本国的领导层，说清楚如果教会和康熙皇帝的关系恶化，会带来什么后果。

结果当然是罗文藻所期待的那样。

最后，对待颜当个人，罗文藻非但不与他出现任何公开冲突，反而处处试图维护他的权威，让他能够立足。反过来想，如果他和颜当的冲突彻底公开化，非但意味着不可收拾的僵局，也是在告诉所有人，他罗文藻管不了颜当了，那时候，原本心中明确罗文藻地位的传教士就开始考虑选边站的问题了，是跟随罗文藻还是颜当？那时候，罗文藻就形同虚设了。

慑服与罗文藻的个人威望与才华，罗文藻活着期间颜当没再搞事情，直到罗文藻死后，在反复确认了罗文藻已死的消息之后，颜当才继续捣蛋。

罗文藻死后，颜当开始禁止中国教友祭祖和祭孔，他自己在捣蛋之后拍拍屁股回到了法国，却为中国开启了二百多年的禁教时期。

总结一下，罗文藻的智慧可能就在于三个字，不争辩，或者说，纠结，他更愿意将精力放在如何团结下属以及教友上，更愿意立足于现实情况，以信德和毅力应对当前挑战，而非沉浸在那些莫名其妙的纠结当中，更始终不忘记爱德的诫命。

大爱，是不在意小节的。

在罗文藻的一生中，他极少和人争论谁对谁错的问题，他更愿意以切实的情况和圣徒的诚意来打动人，其进退取舍无不是先考虑大局，再考虑其个人的名节，也就自然不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屁大点事情，无休无止地解释、说明和辩论，为了那些细枝末节而“郁闷”。

有时候，看似是郁闷，看似是辩论，实则是沉浸其中，而忘记了解决背后的更关键的问题。乐此不疲地和人讲道理，可能是一种病。

而罗文藻怀着的是大爱，这种大爱，让他可以不在意争论中的对错问题，而是操心于如何稳定大局，如何避免冲突，如何团结和平衡，如何保证权威的作用。

至于礼仪之争的谁对谁错，罗文藻极有可能从来就没听懂过两边都在吵些什么（罗文藻不是很懂拉丁文）。

他只是从现实层面讲利与弊，这个比对错重要。

专注于解决问题，而非享受那些争辩带给你的郁闷，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修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