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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先重点围绕一个之前大家不常听到的话题来展开：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分析中欧关系未来走向，我们就必须厘清一个重要问题：关于欧洲前景问题，现在网上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一种久已有之，说欧洲不可能脱离美国的控制，也不敢尝试对美国说不，所以我们不要对拉他们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一种则比较新颖，说即便不是被美国完全控制，欧洲照现在这样的搞法，也迟早会被自己折腾完，所以我们没必要再费心思去拉他们。
这两种观点，其实并不正确，因为没有看到问题的全部。第一种观点，我们把它叫做美国控制论，这是一种通过朴素的观察得出来的简单化结论。它的错误，就在于把美国想象得无所不能，要么认为美国已经掌握了欧洲政客们的负面材料、可以胁迫他们按美国利益行事，要么认为美国已经收买了这些政客、使之心甘情愿为美国干活，而这些正是欧洲现在被搞乱的根本原因。如果美国真的能彻底地控制欧洲，甚至把欧洲“作为它的半殖民地”，那它应该做的是像现在这样搞烂欧洲吗？如果美国严密控制着欧洲，那完全无须搞乱欧洲就能获得利益；而如果美国必须搞乱欧洲才能获得利益，则证明它还无法完全控制欧洲。
事实上，正是因为美国控制不了欧洲，所以才要在欧洲边上、在欧洲内部搞出一大堆幺蛾子，以此来冲击、腐蚀欧洲，以期最后控制欧洲。把美国看得无孔不入、无所不能，恰恰就中了美国的宣传陷阱。它的目的，就是想塑造一种【欧洲是它的】的假象，从而让我们看不到【欧洲是可以争取的】这一基本事实。进一步想，即便欧洲真的被美国控制了、任由美国鱼肉，那就没有可争取性了吗？美国压迫越重，欧洲人民的反抗就越强；美国剥削越急，欧洲人民的反抗就越快。
不要忘了，欧洲可是共产主义运动诞生的地方，欧洲人民也是相当具有革命性的。所以即便美国真的可以随意对欧洲予求予取，也不代表欧洲永远不会反抗。什么时候美国把欧洲剥夺干净了、无产化了，那恐怕才是美国真正的噩梦。因此，美国控制论的核心错误，就在于只把眼睛放在少数群体、个别事件上，而忽略了最根本的主体：只有牢记人民才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我们才不会被任何纸老虎给唬住，以致于犯唯心主义的错误。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本质，我们才要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欧洲走战略自主的道路。
今年7月7日，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G20外长会期间国际政治是极其复杂的博弈过程，不是过家家，那种认为抓点黑料或者稍加收买就能控制一国领导人的观点，是片面且幼稚的，因此会损害我们的认知，误导我们的舆论。各国民粹化的前车之鉴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引以为戒，不能再掉进这个坑里。现在欧洲的发展只是在和中美对比时才显得相对弱势，但还远谈不上没落，如果和其他力量中心或与世界其他地区对比，则其力量还是很强的。
首先，尽管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份额远不如从前，但欧洲仍雄踞在先进制造业的诸多关键领域，比如材料、能源、电子、生物、航空、机械、军工、农业等，欧洲企业的竞争力仍十分强大；其次，欧洲在国际政治、金融、贸易等领域仍有很强的规则、规范制定能力；第三，欧洲在文化、教育、品牌等软实力方面仍有较强的影响力；以上这些都是我们目前阶段有所不足的地方，因此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合作意义。事实上，今年头两个月，欧盟和中国贸易总额同比就强劲增长了12.4%，达到8746.4亿元，一度撼动了东盟本来稳如泰山的对华贸易地位。可见，当把视野从单一维度扩大到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欧洲仍是具有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的传统强项仍然保持得很好。实事求是，才是关注、分析国际政治的正确方式。一旦脱离了事实来谈问题，最终必然导致得出似是而非的错误结论，最终误导大家。孔老夫子告诉我们：“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生活当中，朋友之间有分歧是正常的，但只要这个携手同行对双方、对大家都好，那我们就应该求同存异、相互影响、共同进步，而不能因噎废食。同样的道理放到国际社会，如果中欧的合作对双方、对世界都好，那我们就应该不遗余力克服分歧、扩大共识、深入合作，以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有了上面这个认识基础，我们接着讲本系列的主题：怎么样和未来的欧洲打交道？
上篇我们结合意大利这次大选，梳理了欧洲向右转并没有出路的问题，今天我们来讲它向东看的问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们能不能和欧洲实现合作共赢？如果能，我们如何实现这种合作共赢？
很久之前我们分析过，欧洲所面临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急剧减少，从上世纪80年代的接近30%，跌到如今的不足15%。
因此，欧洲要解决前途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必须解决如何提升自己经济份额的问题。造成这种蛋糕直接减少一半的重要原因，就是去工业化。这种现象尤其发生在占欧洲GDP七成的西欧、南欧发达国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欧洲。这就是我们这个系列为什么叫【老欧洲的新问题】的原因，因为重点讨论的就是老欧洲的右翼化和出路，关于新欧洲——也就是中东欧——的问题我们今后有机会再结合时事来讲。我们中国人对国民经济三次产业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因为商业解决的是资源调配的效率问题，而工业则是从无到有的生产过程，因此工业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最直接、最基础的部门。如果一国的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还很有竞争力，每年都能创造大量的顺差和利税，那对于增加国家财富来说就更是走上快车道了。那么，为什么欧洲当年会走上去工业化的道路呢？为什么去工业化就会造成经济份额的急剧减少？英国——人类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在1870年之后到一战之前，其实就搞过人类最早的去工业化。当时英国工业资本家发现，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攒下的经济优势和英国傲世全球的军事、资源优势，自己如果搞贸易和金融，赚钱哪个不比吭哧吭哧搞工厂来得快？于是资本和人才便不可控制地向这两个更高利润、更高周转的部门迅速转移。当时英国也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下去会有大问题，比如赫赫有名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虽然李嘉图本人是推广自由贸易理论的干将之一，但他敏锐地意识到，在资本流动的背景下，自由贸易最终必然催生出离岸外包的生产模式，进而造成产业流失、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因为它已经放弃了政府对经济强干预的重商主义，正在自由贸易主义的道路上狂奔。为什么它要放弃实行了数百年、为大英帝国攒下第一桶金的重商主义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挡不住全面崛起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在野心勃勃想要开拓全球市场的工厂主面前，重商主义不仅意味着政府要对他们指手画脚，也意味着别国同样会构筑起巨大的贸易壁垒，而这两者都不利于他们攫取最大、最多的利润。因此他们强烈要求英国政府走自由贸易主义的道路，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决定一切经济事务，并且还要迫使他国也这么做。在工业资产阶级的连续数十年冲锋之下，英国政府最终妥协了，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846年正式宣布废除旨在以高关税来保护土地贵族利益的《谷物法》。《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工业资本从此登上英国最高权力的宝座。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从此，大英帝国主动放弃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转头开始满世界“推广”自由贸易理论。也因此，在《谷物法》废除之后二十多年之后，英国走向去工业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当横扫全球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发现自己已经站在工业之巅、“打着望远镜都找不到对手”之后，自然而然就要寻思怎么样更快地赚更多钱。最终他们选择了投资美国、德国等新兴市场，而自己则专心做起贸易和金融，“从满头大汗的暴发户变成优雅绅士的贵族”。客观地讲，关于这次去工业化，我们不能站在事后的视角嘲笑英国人过分迷信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以及国际劳动分工的理想化教条，因为这是人类近现代以来第一次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试验，为后来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总而言之，当去工业化进行到1913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英国的钢产量778万吨，已经连美国的四分之一、德国的一半都比不上。钢铁是工业的基础，钢一少了，机器也就跟着少，这一年英、德、美三国的机器产量占全球比重分别为12.2%、21.3%、51.8%。机器一少，各行各业的要素生产率马上跟不上世界先进水平，举个例子，这一年英国赖以起家的传统纺织业产值只占全球比重18.5%，而美国棉纺织品畅销全球，全球比重上升到27.5%。制造业的全面落后，使得英国在一战战场上迅速捉襟见肘，不得不把这些年从贸易、金融上赚的钱含泪交给美国，以此交换从粮食到衣服再到武器的一系列工业产品。
从战争中期的1917年开始，英国政府就不得不大规模发行国债来维持这种交易。
等到1919年仗打完，它已经华丽丽地欠了下了74亿英镑的巨额债务，比战前的6.5亿英镑翻了十来倍。遗憾的是，英国人并没有从这种惨痛中吸取教训、在一战后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巴拼命补课，最终在二战中悲剧重演，彻底败光仅剩的家底。
去工业化，是由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所决定的，不管是古典去工业化，还是现代去工业化，其本质都是阶级利益压倒国家利益的结果。上世纪70年代，伴随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崛起，西方逐渐兴起一种经济理论，即认为在生产全球化的时代，西方已经通过第三次工业革命确立了对全球的产业优势，因此只要严密控制住国际分工体系、牢牢占据全球价值链中的研发和销售两端，就能长期确保利润最大化。而中间生产环节的外包还能把本国产业工人从低端制造业解放出来，再通过教育、培训的提升推入服务业，从而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最先为这个新模式奠定理论基础的，却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而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于1973年发表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
在这本书中，这位美国社会学家预测由于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发达国家将进入后工业社会，今后消费者的需求将逐渐从产品转向服务，因此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经济发展方式也将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于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萌发了：既然历史都要往服务经济发展了，那干嘛还非抓住工业不可？巧合的是，也是在这一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遭受重创，经济一步滑入滞胀状态，搞得各国政府深陷要么补贴要么放弃的两难境地，进一步加深了这些国家去工业化的念头。
1973-1984年十二年间，欧洲三大领头羊英、法、德的制造业年均增长率破天荒地全部低于GDP增速。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以英国为甚，每年高达-2.4个百分点，法国随后，为-1.7个百分点，德国稍微好一点，为-1.1个百分点。但不管是-1.1，还是-2.4，只要乘以足够长的时间，制造业在经济大盘子中的萎缩就会相当惊人。一方面是有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能为它们提供承接低端落后产能的生产基地，特别是中国在此后不久加入这个分工体系，不惜代价把西方所有想转移的生产都接了过来，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日益增加的消费源源不断支持着西方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是冷战已经接近尾声，国际政治局势正朝对西方越来越有利的方向发展，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阻碍经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壁垒也正在快速消散，西方的标准即将成为全球标准，西方的秩序即将成为全球秩序。这对于新自由主义理论者来说，简直就是在实验室里才敢假设的理想条件。实践似乎证明了放弃微笑曲线的中段是正确的，不但没有影响GDP，反而加快了产业升级。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体验经济理论的提出，西方产业的空心化、虚拟化、金融化的趋势更是急剧上升。这次席卷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海啸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一点：
因为相较于金融、法律、医疗等服务业创造的脆弱GDP，制造业创造的是更为稳健、均富程度更高、社会链条更长的强健GDP，不仅抗风险能力更强，而且更是社会的稳定器。按照欧盟自己的统计，工业部门每增加100个就业岗位，其他相关部门就能创造60-200个新的就业机会。以就业人数为例，到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欧洲制造业人数在其总就业中占比的份额仅剩下17.9%，工业产值占GDP比重降至18%。
放在全球看，欧美的制造业就业就是下图两个被挤小了的颜色，欧洲是褐色，美国是绿色。此后欧美发生的诸多问题，比如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的卷土重来，本质上都是大规模去工业化后产生的就业问题的衍生品。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我们同样不能苛责数十年前的西方政策制定者，反而要好好感谢他们用这种方式给我们上了一课。有鉴于去工业化带来的深刻教训，2012年的时候，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名为《强大的欧盟工业：促进增长与经济复苏》的工业政策通报，明确提出“再工业化”口号。其目标，是到2020年把工业总产值占GDP比例提升至20%，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此后在2014年1月，欧盟委员会又发布进一步完善的《指向欧洲工业复兴》，并最终与2017年9月形成正式版再工业化战略《投资于智能、创新和可持续产业：更新版欧盟产业政策战略》。没有，到疫情前的2019年，这个比例是14.93%，和2012年时的14.56%几乎没有变化。而2020年，在疫情严重冲击服务业的情况，工业占比也还是没有上去，反而下降到14.58%。欧盟再工业化战略提出后，接连遭遇欧债危机、难民潮、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战略制定之初的诸多设想未能如期开展。在这个系统内只要有一处变动，剩下的部分就很难集中力量完成既定工作，只能重新调整。欧洲再工业化战略提出四大支柱，分别是技术研发和创新、改善市场环境、促进资本融通和提升人力资本。在实践中，这四大支柱虽取得部分成效，但总体远不如预期。以排在第一、最重要的技术研发为例，大家知道，先进制造业的创新本来就是高门槛、高风险、高投入的三高业务。在欧盟原先的预计中，来自政府的研发投入会带动企业跟投，而实际结果是政府投入的资金对企业资金产生挤出效应。从2011-2019年，欧盟政府投给企业的研发资金增长约7%，却只带来企业自投自己约1.7%的增长；而投给院校等公共部门的研发资金增长约18%，却反而挤走了在这个领域约17.3%的企业研发资金。一直以来，这也是造成欧洲缺乏独角兽公司（高估值初创企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的顽疾。可见在提出十年之后，欧盟的再工业化战略仍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从目前看，德国是欧盟主要国家中唯一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长期保持在20%以上的国家，且制造业总产值率先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确实可以承担起带领欧盟再工业化的重任。
但问题是，如果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德国身上，一则加重德国负担，二则不利于形成集群效应，三则不利于多领域多部门协同推进。毕竟德国再怎么先进，也就是个中等强国，传统优势产业一直就那么几个，在很多领域的优势并不明显、甚至毫无优势。
以上几点，便是欧盟目前再工业化战略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原因。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它还叠加了地缘政治动荡、内部右翼崛起、能源短缺、各种支出剧增的问题，要靠自身克服上述困难就更不现实了。放眼全球，在制造业上能为欧盟提供高水平合作的力量中心只有三个：
在这其中，美国的优势在于科研领先，但受限于其自身重塑制造业的战略需求，不可能协助相近水平的欧盟提升竞争力。
因此，欧盟可以选择的长期合作对象只能是日本和中国。这也是欧盟2018年和日本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EPA)》的原因。此后2020年，已经脱欧的英国也和日本签订了相同协议。但是，日欧合作存在明显的短板，那就是优势领域重叠严重，且由于日本的经济长期停滞，未来合作的空间上限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真正具有战略价值的合作伙伴，选择就只有一个：在再工业化领域的中欧合作，有一个其他力量中心无与伦比的优势：第一，优势互补：欧洲有技术优势而无产能优势，中国有产能优势，但尚未具有技术优势，两者结合具有强大竞争优势；
第二，层次互补：欧洲传统优势产业集中在高端，中国现有优势产业集中在中端，双方不存在大面积重叠；
第三，市场互补：欧洲产品市场集中在发达国家，中国产品市场则实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全覆盖，且中欧本身自己就是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双方合作有利于一起做大增量。有了这三个基础，中欧的产业合作、尤其是制造业合作，就必将产生1+1＞2的聚合效应。
在美国的计划中，重振制造业的竞争对象首先还不是中国，而是发展阶段、产业类型更相近的欧洲。而中国和欧洲的合作，首先从竞争优势上就堵死了美国挤占欧洲产品市场的可能性。
举个例子，在美国祭出制裁大旗打压华为之前的2019年，华为手机在欧洲的销量就实现对苹果的超越，并在全球市场上升到份额第二的历史新高。而华为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内便取得这种成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欧洲的贡献。华为的欧洲总部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目前在欧洲已建立18个研发中心，这些研发中心负责的科研项目根据所在国的特长而各有不同：- 德国：能源技术、5G、硬件与工程、工程测试中心、网络安全、标准专利；
除了这些研发分支，华为在欧洲还建了一套完备的辅助系统，包括7个培训中心、2个技术援助中心、6个网络运营中心和1个备件中心、1个服务中心、86个备件仓库等，创造了一万多个就业岗位。看到这里，大家也许会问：这些主要收益的不还是我们吗，欧洲的重大利益体现哪里呢？还是以华为为例，自2013年——也就是欧洲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第二年——起，华为便在欧洲设立欧洲创新日，主要目标就一个：构筑欧洲通信行业生态交流平台，加速欧洲通讯行业整体发展。这么多年下来，欧洲借助这个平台获得了在其他地方极难获得的尖端通讯技术，在逆境的情况下获得了自身在新技术革命面前不掉队的最基本保障，形成了产学研销的良性循环。去年三月份欧盟发布了最新数字化发展路线图，宣布力争在2030年以前将半导体产值比重翻倍至全球的20%。显然，如果离开像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这个目标基本不可能达到。所以说，和中国合作是欧洲抗美国收割的不二选择，当欧洲以这样的方式融入中欧产业合作，收益最大的还是欧洲自己。除了抗收割，中欧合作还有利于欧洲在新时代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
我们以前讲过的中国式创造：第三方市场合作，对欧洲来说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优点有很多，但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其中意义尤为重大的一点就是它使得欧洲可以完全绕开美国的不合理打压，和中国一起去发展中国家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因此受到欧洲国家的热烈欢迎。比如2013年9月、10月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2015年6月法国便以全面战略伙伴的身份，成为最早和中国建立第三方市场政府间合作机制的国家。今年二月份，中法又签署了第四轮示范项目清单，清单包含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新能源等领域7个项目，总金额超过17亿美元，合作区域涉及非洲、中东欧等地，可见此前合作十分愉快。除了法国，我们和其他老欧洲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同样开展得好。2016-2019年，我们分别与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瑞士、英国等国家签署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其中中意在黎巴嫩大贝鲁特供水隧道项目、中德在莫桑比马普托大桥及连接线项目、中西在厄瓜多尔瓜亚基尔医院项目、中英在卡塔尔卢塞尔体育场项目等项目均被列入我国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示范项目，可见我们对中欧产业合作的重视。很难想象，如果离开了和中国的合作，欧洲要怎么独立面对越来越白热化、综合化、体系化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国际竞争。
因此，向东看，和中国携手前进，是欧洲未来必然做出的最终战略选择。而这正是现阶段尽管面临各种分歧，我们对中欧关系的定位仍保持合作共赢为主基调的底气和信心。
当然，中欧合作的领域还有很多，受限于篇幅我们只能今后有机会再展开来讲，总之就是一句话：一切有利于构建公正合理新秩序的力量，我们都应不遗余力地团结。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仅要对欧洲有信心，更要对团结好欧洲这个大事业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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