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核斗士，鲍林

在消除核武器的路上，鲍林永远是那个勇敢的旗手 | 图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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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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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散核的阴霾，知识界良心的代表（上）》介绍了物理学家、核医学家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本篇介绍另一位在控制、消除核武器方面成绩卓著的科学家——鲍林（Linus Pauling，1901-1994）。

38岁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正教授兼化学系主任，并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53岁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表彰他对化学键性质及其在阐明复杂物质结构中的应用的研究”），鲍林是科学家里绝对的佼佼者。

他在93岁高龄去世。他在后半辈子涉足社会政治议题，忍受攻击与谩骂、调查和构陷，赌上自己的职业、甚至人身自由。从世俗的观念来看，这既没必要且非常 “不理智”。

可是，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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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核武器，科学家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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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8月，广岛、长崎先后遭到原子弹轰炸。

消息传来，鲍林和所有人一样，深感震惊。

曼哈顿计划启动不久，他曾收到奥本海默的邀请，主持其中化学方面的项目。他拒绝了。倒不是因为自己不想，而是家人不愿搬到荒凉的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

鲍林是极端反纳粹的，战时参与过炸药和火箭推进剂的研发，申请过穿甲弹的专利，发明了可用于潜艇的氧气计。但他知道，这些和原子弹相比，都算不了什么。没有哪一件武器可以在瞬间将城市夷为平地，夺去十几万人的生命。

随后的日子，鲍林搜集一切能找到的信息，自己消化的同时，也分享给社区民众。

一个月后，在给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的信里，鲍林写道——

“我确信，保护人类，反对原子能的毁灭性使用，是摆在世人面前的最紧要问题，任何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尽其所能，帮着找到问题的答案。”

事实上，这并不容易。

不少科学家相信，原子能首要之事，是去军管。

其时，曼哈顿军方的负责人格罗夫斯协助战争部（the War Department），起草了May-Johnson法案，企图在战后由军方继续掌控原子能。

在加州理工学院，鲍林和实验室的成员积极讨论此事。很快，他们决定必须加以反对。

1945年秋，几十位年轻科学家（很多人属于美国科学家联合会，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FAS）来到华盛顿，在国会大厦附近租了个单间，用仅有的一台打印机，给参议员、众议员、各个委员会写信，联络媒体，发动攻势。

运动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效，May-Johnson法案未获通过，新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AEC）成了民间组织，统一原子能民用和军用的开发和管控。

与此同时，鲍林继续向民众科普核弹知识，除了技术层面，也谈论其对人类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

一个名为艺术、科学和职业独立公民委员会（the Independent Citizen’s Committee for the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s，ICCASP）的组织请他去演讲。鲍林讲过后，成了其中一员，之后还在其全国董事会任职。ICCASP政治上偏左，不少成员在好莱坞工作，有很强的自由化倾向。这为鲍林之后的 “受难” 埋下了伏笔。

1946年10月，鲍林受邀加入另一个组织——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The Emergency Committee of Atomic Scientists, ECAS）。这个委员会由几位反核科学家组成，包括声名卓著的爱因斯坦。其任务是筹集100万美金，资助全国范围的教育活动，推动原子能的和平使用。

爱因斯坦1930年代拜访加州理工时，鲍林已经与他相识。爱因斯坦在课下还向他请教过化学键的知识。这次借着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鲍林有了更多接触这位科学巨匠的机会。每当开车经过普林斯顿，鲍林总要过去拜访。在核弹危害、核竞赛、世界政府、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等方面，鲍林发现，自己与爱因斯坦心有灵犀。

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起了所谓的 “忠诚计划”，禁止联邦雇员加入或者对一些组织持同情态度。这些组织包括总检察长认为的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或以任何其他方式颠覆美国利益的组织。各州随之启动调查，誓要拔除混在教师、公务员、警察等政府雇员中的共产主义分子。

这场运动持续达5年之久。基本上，政府绕开了正常的司法程序，“捕风捉影” 地怀疑谁，就可以直接启动调查。很快，卷宗达到了十万的规模。

加州理工学院是调查的重灾区。以加州参议员坦尼（Jack Tenney）为首的委员会盯上了鲍林，调查他和ICCASP、FAS等组织的关系。坦尼还把调查的 “发现” 分享给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以及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HUAC）。

HUAC也启动了很多的调查，其中著名的 “好莱坞十君子”（the Hollywood 10）案，涉及到编剧庄柏（Dalton Trumbo）。他是鲍林的好友，两人通过ICCASP相识。

美国政治风潮的转向让鲍林看起来成了 “极左”。他反对核武器、呼吁国际合作、呼吁和平的举动，在自己看来是爱国，在别人眼里却是替共产主义宣传。

极少人再敢提所谓的与苏联的对话、合作，鲍林却坚持己见，毫不退缩。

1949年秋，鲍林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墨西哥城举行的世界和平国际会议。这个会议被很多人批评是共产主义分子组织的。一些人给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杜布里奇（Lee DuBridge）写信，要求解释，鲍林是怎么回事？

杜布里奇顶住压力，回复说，只要没影响到作为教授的工作，鲍林的校外活动，他无权干涉。

进入1950年代，气氛越来越紧张。

1950年2月9日，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威灵市发表林肯纪念日演讲，拉开了麦卡锡主义的帷幕。他将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归咎于共产党对政府的渗透。他还说，自己掌握了在国务院工作的共产党人名单，人数有好几百。

彼时，最初被指控为间谍的希斯（Alger Hiss）刚刚被判作伪证，入狱5年；作为对苏联首颗原子弹的回应，1月31日，杜鲁门宣布直接领导原子能委员会，拍板推进氢弹的研制；6月，朝鲜战争爆发。一连串的事件为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创造了条件。

可鲍林一如既往，逆风而行。

2月13日，鲍林在纽约的卡耐基大厅发表演讲，号召与苏联协商对话，建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核战争起因和预防的研究。

“核战争将杀死每个人，左派、右派、中间派…… 世界走到了这关键的时刻，必须做出一个最终的、不让自己后悔的决定，（我们）到底是走向人类的光辉未来，还是走向死亡、毁坏以及人类的彻底绝灭。” 他说。

FBI开始对鲍林周围的同事、实验室成员展开问讯。

鲍林的助手温鲍姆（Sidney Weinbaum），因否认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控作伪证。作为几十年的朋友，鲍林筹款为其打官司。很多人怀疑鲍林就是共产党员（其实他并不是），但鲍林 “清者自清”，不向这些人做无谓的解释。

6月，加州理工学院董事会展开私下调查，确认 “鲍林博士的服务是否对学校有害，以及是否应该终止他的任命”。好在，学校的教员扛住了压力，说没有证据表明做错的情况下，开除鲍林这样一位学术领袖，是在全世界科学家面前丢加州理工的脸。

FBI也对鲍林展开了直接的调查。

他们从前共产党员布登（Louis Budenz）那里得知，鲍林可能是共产党员。随后的调查虽然没获得什么切实的证据，但也把鲍林列入了对共产主义有同情心的黑名单（the Security Index）。麦卡锡反过来利用这份名单，把鲍林的名字删除，却将其放进另外一份参与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名单，并公开指责鲍林，替苏联窃取美国的原子弹秘密。

不断的攻击和抹黑有了效果。

鲍林的名声和实际利益都受到了损害。礼来制药公司无端终止了合同，鲍林不再担任他们的科学顾问；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the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也不再让鲍林领导某委员会，筹划未来的化学研究。

鲍林依然我行我素——

“我觉得参与政治，这是我作为美国公民、作为科学家的责任”。

另一方面，他确信，面对很复杂的问题，没有哪一位个人可以足够明智作出正确的决定。均衡考虑所有公民的意见，在这个民主的过程里，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通常情况下，这些意见服从统计分布，从极左延伸至极右。所以，如果明白统计规律，“显然，民主制度要正常运作，就要求每个人都有权对政治问题表达他的意见，无论是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提。”

1950年底，对鲍林的构陷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11月13日，鲍林收到传票，要求他到加州教育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作证。鲍林被问到一系列的问题，最核心的是，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

对于这点，鲍林拒绝回答。委员会提醒鲍林，如果拒绝回答，可能会给他带来法律上的难题。鲍林再次拒绝回答。委员会威胁鲍林，他可能会被控藐视罪。

事后思量，鲍林有点动摇了。

他清楚记得好友庄柏的遭遇。三年前，庄柏拒绝在HUAC听证会上作证，之后被判藐视国会罪。用尽上诉程序后，庄柏被迫离开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在肯塔基州的阿什兰联邦监狱关押了11个月。

咨询同事的意见后，鲍林给校长杜布里奇写了信，说明自己至今都不是共产党员。杜布里奇把信转交给该委员会。在接下来的听证会上，鲍林被迫宣读了这份信，逃过了牢狱之灾。

进入1951年，对鲍林的惩罚并未结束。

4月，HUAC认为他是所谓的 “宣传裁军、挫败美国运动” 的首恶之一。7月，鲍林被传唤出席另一场调查听证会，他从二战以来持有的安全证书遭到吊销。

无尽的麻烦让鲍林心生厌倦。

为了专心学术，他陆续退出了几个被认为和共产主义有瓜葛的组织。接下来的两年里，他有意回归纯粹的学术，没有再发表任何“出位”的言论。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

英国皇家学会打算邀请鲍林，参加1952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蛋白质结构会议。不料，美国国务院拒绝发放护照给鲍林，声称 “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到了4月，鲍林的再次申请也未获得批准。会前几个小时，鲍林不得不发电报道歉，说很遗憾不能来参会。

英国化学家杜尼兹（Jack D. Dunitz）回忆道——

“我就在现场，消息传来，鲍林没有取得护照，无法参会。我们都期待鲍林的出现，大家深感失望，伴着几分愤怒。美国国务院的行径，攻击伤害的不仅是鲍林、皇家学会，同时也是整个学术界。”

没有参会事小，鲍林却因此错过了一件重要的事。

1950年代，科学家都在争相解析DNA的结构，鲍林提出了三螺旋的假设。当时，伦敦国王学院的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已经有了X射线数据，本来想在鲍林来的时候展示给他，说明他的三螺旋是错的。鲍林没去成英国，给了沃森和克拉克机会，也与他的生物学诺奖擦肩而过。

不能出国交流，只是鲍林受到的诸多干扰的一小部分。

1952年11月，美国新一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拔毒草” 运动比之前更甚。1953年底，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Public Health Service）中断了鲍林所有的研究资助。无奈之下，鲍林只得让他手下的人挂名申请，好在这一招还管用。该部的负责人霍比（Oveta Culp Hobby）两年后才辞职，期间，鲍林没收到一分钱。

1953年底，他的护照申请再次被拒。时局的发展，越来越难容下一个想认真做研究的人。

1954年3月1日，美国在Marshall群岛Bikini环礁附近进行了氢弹测试，其威力是之前原子弹的1000倍。

沉默了两年半后，鲍林再也无法按耐。4月15日，他就核武器的政策发声，同时为受审的奥本海默辩护。

奥本海默被称为美国的 “原子弹之父”，但广岛、长崎的轰炸之后，却反对研制威力更大的氢弹，提倡国际合作，反对核竞赛。其时，原子能委员会正就奥本海默是否可以继续取得安全许可、是否是苏联间谍等问题举行听证。6月29日，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遭撤销。

“奥本海默是被政府牺牲掉了。” 鲍林说。

这一年，鲍林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对此，杜尼兹评价道——

“大多数科学家为自己造了一个小龛，一个他们感到安全的小领域，但鲍林的科学兴趣非常广泛：量子力学、晶体学、矿物学、结构化学、麻醉学、免疫学、医学、进化论。在所有这些领域，特别是在它们之间的边界区域，他看到了问题所在，凭借着对基本事实的迅速吸收以及惊人的记忆力，鲍林做出了独特而决定性的贡献。他最出名的也许是对化学键的洞察，发现了蛋白质二级结构，α螺旋和β折叠，以及首次鉴定了一种分子疾病（镰刀型细胞贫血病），但他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贡献。鲍林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子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 事实上，爱因斯坦和鲍林可能是我们这个世纪唯二的科学家，他们的名字，每个广播听众、电视观众或报纸读者都熟知。”

获得诺奖不久后，鲍林拜访了爱因斯坦。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后者告诉他，他这一生犯的一个大错，就是给罗斯福写信，催促美国制造原子弹，可当时他实在害怕德国先造出来。

5个月后，爱因斯坦去世，留给世人的最后警告是不久后发布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其中说道——

“作为人类，我们在此向同样是人类的你们呼吁，铭记人道主义，忘记其它的一切。如果你可以这么做，前方的路将通向崭新的天堂；如果你做不到，所有人都可能面临绝灭。”

鲍林是这份宣言的11个签名者之一，并参加了之后的帕格沃什（Pugwash）会议。接下来，他将利用他诺奖得主的声名和影响力，继续为消除核武器而奋斗。

1957年5月，鲍林会同生物学家科蒙纳（Barry Commoner）、核物理学家康登（Edward Condon）发起了规模巨大的科学家签名抗议活动，要求停止核武器的测试。他们很快就收集到2000个签名，包括了50多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数位诺奖得主。

6月3日，鲍林将抗议信公诸于世，并寄给了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抗议信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反响强烈。

艾森豪威尔严厉地指责鲍林——

“我注意到很多情况下，科学家似乎离开了他们擅长的领域，掺乎有关核测试的争论…… 看起来这是有组织的行动。”

艾森豪威尔暗示，鲍林是受了共产主义组织的指使。HUAC的负责人也指责鲍林替苏联做宣传。

鲍林不为所动，继续把抗议信发往了全世界、包括共产主义国家的科学家，征求更大范围的签名。1958年初，签名人数达到了9000人，鲍林将抗议信寄给了联合国，再次登上了新闻的头条。

此时的鲍林已将主要的精力放到了抗议核武器上，写信给杂志社、公开演讲、接受采访、出版书籍，参加电视节目，与支持核武器的旗手，美国的氢弹之父泰勒（泰勒），官方的原子能委员会的科学家，如利比（Willard Libby）展开辩论。

“原子能委员会的发言人反驳说，虽然辐射可能有害，但在核测试产生的剂量下并没有害处，鲍林极大地夸大了危险。事实上，所有的估计充其量只是暂定的，但由于原子能委员会既负责发展核武器，又负责监测相关的健康危害，他们的估计可能并不比那些要求停止核试验的人更客观。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在1990年估计，每1兆吨的核测试将牺牲约10,000人的生命。” 杜尼兹在1997年回顾道。

越来越多的民众逐渐意识到核武的杀伤力以及放射性尘降（如锶90、碳14）的危害。与此同时，鲍林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1958年6月，终于，杜布里奇找鲍林谈话，要求他辞掉化学系主任一职。几天后，鲍林作出答复，黯然告别了这个21年的职位。

1960年1月30日，鲍林遭遇了此生最为危急的时刻。

这天，鲍林告诉妻子，他要出门去查看农场的篱笆。但直到夜幕降临，鲍林都没有返回。妻子报了案，众人打着手电筒，呼喊着鲍林的名字展开搜索，却一无所获。第二天中午，人们终于发现了他。

原来，鲍林困在了崖岩的陡坡上，如果冒险移动，可能会坠入大海。鲍林听得到呼喊，却无法作出有效的回应，海风太大了。整个晚上，鲍林用尽全力，让自己保持清醒：他用各种语言数数，对着石头讲解化学键，一遍遍地复习元素周期表……

这次遇险给鲍林不小的刺激，经过了两周的休养，他才得以恢复。

悬崖的遭遇似乎是他生命的隐喻，而他的抗议活动未尝不是险象环生。

某天，在华盛顿的授课结束后，一名陌生人递给他张传票，要他出席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the Senate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SISS）的听证会。这个听证会的目的，是调查鲍林的反核武抗议，究竟是如何策划的、谁负责收集签名、资金从哪来。

SISS的言外之意是，若没有共产主义组织的背后支持，鲍林怎么可能做到这些？

该委员会要求鲍林提供帮他散发抗议信的人员名单。鲍林拒绝了。他说——

“散发抗议信是我们民主进程的重要部分，如果遭到取消或者压制，那将走向警察国家。拿这些人的姓名做什么用，不管委员会给我什么样的保证，我都确信，（你们）都会拿这个名单，报复这些为和平而努力，热情、有理想的、崇高的工作者。”

鲍林明确知道，这么说，可能被控藐视国会。但他义无反顾。

鲍林与参议院拒不合作，成了全国性的事件。律师很聪明地帮他延长了下次听证会的时间，给予鲍林充分的时间争取民众的支持。

鲍林周游世界，从美国到欧洲，到日内瓦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大使开会，每到一处，他都猛烈地攻击SISS。此时，麦卡锡主义已经结束，美国的政治环境有所缓和，很多人给予了鲍林支持和理解。

10月10日，听证会再次召开，鲍林再次拒绝提供名单。他说，“同意（提供名单），我就能保护我自己，但我是为那些无法自己起来战斗的人而战。”

最终，该委员会有所忌惮，没有再追究。

1961年初，鲍林发起了又一次的抗议，“呼吁停止核武器扩散”。

一个月内，鲍林就收集到700个签名，包括了38名诺奖得主。鲍林把抗议信寄给了联合国，继续向全世界征集了几十万个签名。之后，他组织在奥斯陆召开和平会议，15个国家的60名科学家到场，包括了4名苏联科学家。随后发表的 “奥斯陆声明”，呼吁停止核武器的扩散，完全禁止核武器的测试，研究如何从军事经济转向非军事经济。

1962年3月2日，本打算暂停核试验的肯尼迪突然宣布，美国将在4月重启核试验。

鲍林对此怒不可遏。他写了一份电报到白宫：“你果真要下这个命令，让你在历史上的地位一落再落，直到成为亘古至今最不道德，人类最大公敌中的一个么？”

“愤怒、羞耻，为我的政府感到愤怒，为我的国家感到羞耻。” 他在一系列的演讲中继续谴责这一举动。

肯尼迪的反应很有趣。他非但没有责难鲍林，反而邀请他参加白宫的晚宴。这个宴席想表达对这个国家最好的知识分子的尊重，包括了49名诺奖得主。

可就在晚宴的前一天，鲍林依然参加了白宫外3000多人的抗议活动。他举着牌子，告诉肯尼迪，不要重启核试验。次日早上，鲍林继续参加抗议。

到了晚上，鲍林换好衣服，携夫人去白宫赴宴。宴会上，鲍林见到了肯尼迪，肯尼迪用一句俏皮话向鲍林打招呼：“我知道你已经在白宫待了几天了。” 鲍林咧嘴一笑，回答“是”；肯尼迪接着说：“我希望你能继续表达你的感受。”

两人握手，为了理性的讨论而达成了某种和解。

围绕着禁止核试验，美苏两国的艰难谈判已进行了数年。

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率先宣布，美国将暂停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几周后，赫鲁晓夫同意部分禁止核试验。8月5日，经过长达5年的磋商，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协议，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海底进行任何的核武器试验。

这是冷战期间取得的第一个重要的武器禁止条约。消息传来，鲍林喜出望外。

还有惊喜等着他。在10月10日上述协议正式生效后的第二天，鲍林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妻子提醒他，这是诺奖历史上第一次个人单独拿了两次诺奖。媒体纷至沓来，一个采访接着一个采访。鲍林感谢爱因斯坦、罗素等等许多在国际和平运动中作出贡献的人。

对鲍林的这一得奖，外界并不全是赞扬。一些人认为这个奖应该颁发给肯尼迪。令人遗憾的是，鲍林的学校，加州理工也反应平淡。其校长杜布里奇不仅没有表示祝贺，还特意指出，“很多人不同意他的方式和行为。”

鲍林和妻子难以忍受这样的态度。在获得诺奖一周后的10月18日，鲍林在家里召开发布会，宣布辞职。他至此告别了呆了41年的加州理工。

11月10日，在奥斯陆大学礼堂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鲍林领取了奖章和证书。美国国务院考虑到，不让鲍林领奖将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终于没有蠢到继续扣留他的护照。

第二天，鲍林发表了《科学与和平》的诺奖演说。

他提到了消除核武器的先驱西拉德（Leo Szilard）、弗兰克（James Franck）、爱因斯坦、尤里（Harold Urey）、罗素等人，以及美国科学家联合会、英国的原子科学家协会（the Atomic Scientists’ Association）和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会员覆盖许多国家）、帕格沃什会议等等，并呼吁结束战争。

“在为废除战争而努力的同时，我们也在为人类自由、个人权利而努力。战争和民族主义，连同经济剥削，一直是每个人的大敌。我相信，随着战争在世界范围的停止，所有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都会得到改善，也是全人类之福。” 他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鲍林的贡献不再有疑议。

“四十年前，当成吨的放射性物质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核试验排到大气中时，没有这样的强烈抗议，至少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对污染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中没有。可以假设，大多数人认为，核试验是必要的。一小群人组织了抗议游行，但在这些核国家里，没有社会结构来抵制继续核试验和核武器的扩散。鲍林是少数一贯反对大气核试验、反对核武器扩散，提出有效控制此类武器以及以更合理的方式解决国际冲突的人之一。这些意见在无核国家中得到了倾听，美国公众的舆论最终也转向了他的方向。” 杜尼兹说。

迄今为止，从1945年7月16日首次核武器试验算起，世界各地的核试验超过了2000次。《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虽然在1996年已经获联合国大会通过，但至今未生效。与此同时，目前全世界仍有约1.4万枚核武器，核裁军进展依然缓慢，没有一枚核武器在任何条约的规定下被实际销毁。

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年后的1983年，鲍林解释为何他要花这么多年，这么多精力写作、演讲、组织签名、上街抗议——

“所有的人类，所有的公民，在民主化的进程上，都有责任参与。但几乎每件事都涉及到科学的层面，而核战争、或者一般而言的战争，当然是和科学紧密相关。” 

虽千万人，吾往矣！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在消除核武器的路上，鲍林永远是那个勇敢的旗手。 

《知识分子》资深主笔

尚存进取之心

邸利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