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安全感严重受挫之际，Law & Order是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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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消防局悼念艾莉森·鲁索-埃林的官方推文截屏，推文大意为，鲁索-埃林每天都在试图帮助别人。
9月29日下午大约2点15分，纽约消防局（FDNY）皇后区的一名紧急医疗技术人员（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简称EMT）艾莉森·鲁索-埃林（Alison Russo-Elling）中尉吃完午餐，往工作地点走去。不料在第41街和第20大道的拐角处突然遭遇一名男子的袭击，被刺了20多刀，送医后不治而亡。
凶手就是住在附近的彼得·齐索普洛斯（Peter Zisopoulous）。周围的店主、居民、熟食店工人、机械师——凡是知道齐索普洛斯的人——都把他描述为一个奇怪、安静的独行侠，每天在街区里来回走动，仿佛周围的人都不存在。人们试图对他示好，但他看起来总是很不正常。他很奇特，但似乎无害。没有人发现他有暴力倾向。他也的确没有前科，没有逮捕记录。据一位高级执法官员说，警察曾因为一个电话去了他住的公寓，原因是，他给一个朋友发了一条令人不安的短信。当时他的母亲告诉警察，她的儿子在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那次他被带到医院进行观察。除此之外，现在还没有发现他有其他不正常的信息。
被害的鲁索-埃林61岁，已经在纽约市紧急医疗服务机构工作了24年。她曾参加了对世贸中心恐怖袭击的救援。在当地，对她所服务的人来说，她是一个类似于母亲或祖母那样温暖的人。纽约的EMT在服务满25年，年龄达到62岁时，就可以享受最好的退休计划。鲁索-埃林距离此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所有人都知道，再过几个月她就要开始享受退休生活了。而这又给予这一凶杀事件更多一层悲剧色彩，更令人难以承受。
民众安全感严重受挫，政府部门何去何从？
鲁索-埃林的被害让人不可能不联想到其他类似的随机、恶性攻击事件：今年1月一名妇女在时代广场的地铁前被推搡致死；4月在N线地铁上发生的至少23人受伤的大规模枪击事件；5月在Q线地铁上发生的无端谋杀......而这类事件最挫伤人的安全感，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是目标，还防不胜防。
所以这类袭击事件的增加给居民带来恐惧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是很自然地，人们要求政府不仅要严惩罪犯，还要采取措施保障一个安全的环境。
但是，降低犯罪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犯罪率为什么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连续下降30年，至今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学者和政客有各种不同的理论：更好的治安，重新引入死刑，更强大的经济，鸦片流行的消失，当然也少不了那些专门针对高犯罪率的政策等。但是，law and order（法律与秩序，指强化严厉的执法和惩罚）越来越不被看成是成功的手段之一，甚至普遍被认为负面效果大于正面效果。
1960年后犯罪率的变化，图源：factcheck.org
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造成普遍犯罪率下降的原因是堕胎合法与汽油中铅含量减少这两个因素，因为只有这两个因素是最具普遍影响的。其余的政策或措施变化都是局限于某些州或城市，无法解释全国范围的“统一”现象，特别是那些在降低犯罪率方面什么也没做的城市或地区也同样发生了犯罪率的大幅下降。而将犯罪率下降归功于这两个因素的研究也是同类研究中被最常引用的。
简单地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两个研究，就是（1）90年代开始的犯罪率大幅下降与1973年美国高院对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判决，奠定了美国宪法保护孕妇选择堕胎自由有极大关系。（2）儿童时期接触铅可能会导致成年后的犯罪行为。（详情请阅：我们真的了解美国犯罪率为什么高涨或下降吗？）
是什么造成了连续30年的犯罪率下降，也许还没有达成广泛认可的共识，但有些政策、措施，包括“法律与秩序”，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特别是长期效果非常负面，甚至会增加犯罪率，却是有相当共识的。现在政府迫于压力，又没有好的点子，就再次走上老路，这才是很危险的事情。
新冠疫情开始后，大幅增长的不仅是犯罪率。同时发生的还有酒精销售猛增，毒品过量也创造了新的记录，而机动车死亡人数也出现了违背常规的增长。如果说，犯罪率的增长往往会成为政治话题，那么机动车死亡率则不具备这样的“政治属性”。我们不妨看看关于机动车死亡率的变化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车祸死亡人数激增
说实话，疫情开始后两年的机动车死亡数据令专家们震惊：2020年美国公路上有38,824人死亡，是2007年以来最多的一年，而这还是在因为疫情关系大大减少了驾驶的情况下。专家说，路上的这种行为反映了普遍存在的孤独、寂寞和抑郁的感觉。很可能压力过大的美国人在宽阔的道路上释放了他们的焦虑情绪。
《洛杉矶时报》对疫情期间车祸骤增情况的报道，标题大意为：在新冠疫情期间，车祸死亡人数激增。原因是这些，《洛杉矶时报》网站截屏
自疫情始，人们的关注重点都在新冠死亡率和犯罪率上，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机动车死亡率。其实机动车死亡率与犯罪率几乎呈现了完全相同的规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公路上的安全状况一直在改善，这要归功于安全带法律的执行，安全气囊的出现，以及改进的制动和稳定性控制和其他安全功能。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即便驾驶人数在不断增加，许多州还提高了速度限制，每年的死亡人数依然从1970年的约55,000人下降到2019年的36,096人。
维基百科车祸死亡部分数据内容截屏。最中间一项为每一亿英里行驶所发生的死亡数。
但是疫情改变了这个趋势。根据维基百科（不同来源的数据稍有出入，但区别不大），2020年每一亿英里的行驶就有1.34人死亡，比2019年上升了22%。2021年的该数字为1.33，比2020年略有下降，但如果把2021年与2020年做比较，2021年第一季度每一亿英里行驶的死亡是继续上升的，而后面三个季节都是下降，这才造成2021年的整体数字略有下降。就是说，虽然没有任何研究证明了死亡率上升与疫情有因果关系，但的确有关联关系。
车祸死亡人数激增的数据特征（或无特征）
研究人员在探究统计数据时，很难将死亡人数的增加归因于某一个因素，即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特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地区，高速公路还是小路，夜间还是白天，工作日还是周末，死亡人数都在激增。16至65岁之间的每个年龄组的死亡人数都在攀升。而且死亡人数的增长遍及41个州——其中南达科他州、佛蒙特州、阿肯色州和罗得岛州的增幅最大。
然而，也有一些模式浮出水面，其中最主要的是，黑人的死亡率比整体的死亡率上升了三倍多。专家认为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贫困社区的更深的绝望感。
最明显的迹象之一是鲁莽行为的增加，因为只涉及一辆车的致命事故不成比例地增加。数据还显示，涉及超速、非法药物或未系安全带的致命事故大幅增加。
代表全国50个州，代表官员由州长任命的华盛顿非营利组织“公路安全管理协会”（Governors Highway Safety Assn.）的执行主任乔纳森·阿德金斯（Jonathan Adkins）表示，人们在路上无视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是全国文明程度下降的一部分，这种下降在疫情期间加速了。
我感觉，无论把车祸死亡人数激增的数据定义为有特征还是无特征，其变化趋势及发生的普遍性都与犯罪率非常相似。我真的认为我们有理由假设背后都是同一个推手。但不管这个假设成立与否，迫于压力重新走上以前“法律与秩序”的老路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已经有太多的研究证明了，当初采取的那些措施非但对降低犯罪率于事无补，反而还带来了很多副作用，尤其是对少数族裔社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在我们能够真正证明事情的因果关系之前，万不能病急乱投医。
犯罪率上升是司法改革造成的吗？
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把犯罪率的上升怪罪于一些城市或地方的司法改革。如果只是因为在时间段上这两者正好凑在了一起就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因果关系必须是经过证明的。学术界非常强调相关性不代表因果关系（Correlation does not imply causation），我们千万不能犯常识性的错误。对此统计学上有一个经典的比喻：大部分人是死在医院的，但这只是相关关系，我们不能得出“去医院就很容易死”或“不去医院就不会死”这样因果关系的结论。
有些州或地方的司法改革与犯罪率上升同时发生，只是因为疫情期间犯罪率就是上升了，哪里都一样。不管犯罪率上升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司法改革造成的。事实上，有些州或地方的司法改革因为早于疫情好几年，效果就很明显，新泽西的保释金司法改革就是一个例子，不仅减少了被囚禁的人数，犯罪率还同时有下降。（详情请阅：新泽西成功的保释金司法改革可为其它州提供借鉴。）
但是，当整体犯罪率处于上升阶段时，如果司法改革的效果不能抵御上升的犯罪率，人们就很容易把犯罪率的上升错怪在司法改革上面。其实，有一个比较很说明问题：疫情期间的犯罪率上升是全国性的，包括那些没有进行任何司法改革的州、城市或地方。其实这也是用统计数字做研究时一个最基本的控制手段，即把采取了某种改革措施的地方与没有采取这样措施的地方做比较，否则就无法证明获得的效果是因为这样的措施。只有当采取某种措施的地方，在去除了各种控制条件产生的效果后依然有明显效果，才能确定该措施很可能是造成这样效果的原因。
既然实际情况是，犯罪率在全国范围内都呈上涨趋势，就不能轻易下结论说其上涨是由地方的司法改革造成的。事实上主流媒体一直报道说没有任何研究能够证明司法改革导致了犯罪率的高涨，包括旧金山市。所以，不久前因积极进行司法改革而被罢免的旧金山地方检察官博彻思（Chesa Boudin）并不是犯罪率高涨的始作俑者，而是做了替罪羊。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一项司法改革效果好不好是与改革前的相同条件做比较。如果整个大环境变化了，就不能把大环境的变化归罪于改革。我们必须明白，如果不是100%监禁的话，没有一个刑事司法系统能够确保所有被告准时出席庭审，也没有办法保证在决定谁应该被监禁，谁应该被释放时100%判断正确。失败的个例改革前就有，也永远会有。我们必须比较整体效果，不能以个例作为独一无二的评判标准。
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至少不比原来更差，然后争取更好。选择一个系统的原则应该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美国的司法系统问题重重，不改革不是出路。但我们也应该明白，司法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长期的投资和努力，也需要不断的改进和细调。出现失误甚至失败，都应该是继续努力的动力，而不是放弃改革的理由。
全国性的精神健康危机也许给出了信号
今年9月，一个医学专家小组首次建议医生对所有65岁以下的成年患者进行焦虑症筛查，这一指导意见强调了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困扰美国的非凡压力水平。这是一个名为“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的咨询小组（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该小组由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个部门任命，从疫情发生之前就开始准备该指南。其在今年早些时候对儿童和青少年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该小组工作成员之一，马萨诸塞大学陈氏医学院的临床心理学家和教授洛里·普伯特（Lori Pbert）说，这些建议是在“迫切需要”的时候提出的。美国人一直在报告超常的焦虑水平，以应对各种压力，包括通货膨胀和犯罪率，对疾病的恐惧和新冠病毒造成的亲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截屏
今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也警醒所有国家必须加强精神卫生的服务与支持。
去年夏天，《纽约时报》发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对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调查，了解他们对疫情所带来的长期心理健康影响的看法。共有1320名治疗师回答了问卷。两个令人吃惊的结果是：全国50个州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精神健康危机，这种“一致性”是罕见的，而且老年人、有色人种、年轻人、保守派、自由派——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寻求治疗。
因为超负荷工作，这些心理健康工作者自己也在经历精神健康危机，这种现象在这个行业是罕见的。
其中一个小故事非常说明问题。时报发表调查报告时，网上版本有些部分做出了有词语滚动的视觉效果，那些词包括焦虑，不知所措，筋疲力尽，压力大，沮丧，孤独等。互动设计师丹尼·德贝鲁斯（Danny DeBelius）说那天他在设计时，他的妻子瞥了一眼他的iPad，问他：”你正在创作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怎么描述了我此刻所经历的所有情绪？”
该项目最大的结论之一是，全国各地的治疗师被这种大流行病压得喘不过气来。由于对他们的服务需求增加，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拒绝接受病人。时报该项目发起人，健康专栏作家塔拉·帕克-波普（Tara Parker-Pope）说：“我认为这个教训是，治疗师正在承担这场心理健康危机的全部负担。他们真的在独自承担。他们基本上在说：'我们无法继续了。我们真的无法独自承担。'”
有没有发现这个精神健康危机与车祸激增、犯罪率飙升也是非常相似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疫情只是一根导火索，暴露的是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这么多病人，这么范围广泛的病人，每个人背后的原因不会完全相同。如果我们现在就有针对性地去解决疫情给人们带来的问题，尤其是造成严重精神压力背后的问题，也许，多年后我们竟然发现，这是做了一件治标又治本的大好事。也许，这也会间接地解决了暴力犯罪率飙升的问题？
图源：lse.ac.uk
我本人是相信巨大的贫富差距这类问题是美国各方面问题的最主要根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只有民主党的政策才是从跟子上解决问题的。
真的要治本，特别是如果我们发现巨大的贫富差距等因素真的就是背后的根子之一，那就需要全社会的投入。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政治勇气，有没有这样的大智慧？
选举日在即，这也是考验选民大智慧的时刻。
https://www.nytimes.com/2022/09/30/nyregion/queens-man-charged-murder-paramedic-stabb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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