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难时代：我想要孩子，但不想帮男人料理生活

2022-10-22 14:10

“我想要孩子，但不想帮有问题的男人料理生活。”

文丨井上词子

编者按：日本人结婚难不是新鲜事，有人用“婚难时代”来描述这一社会现象。《婚难时代》一书由三位记者筋野茜、井上词子、尾原佐和子创作，她们记录了疫情前后的诸多婚恋难题与解决方案，比如寺庙举办活动促成相亲、AI帮助相亲、很多女性沉迷于恋爱手游、父母代理相亲……以及精子库、冻卵等新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这些故事和思考想必也能在中国读者中找到共鸣，以下内容摘自该书第四章“盼望成为母亲”。

如果想要孩子，却没有结婚的计划，“未婚生育”也是一个选项。在日本，人们通常认为“未婚妈妈”是因为有苦衷才被迫选择了不结婚。然而放眼世界，尤其是欧美国家，很多地方早已不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非婚生子女。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女性就开始倡导这种生活方式，并自称为“主动单身母亲”。近年来，日本女性越来越独立，不再有趁早结婚的必要，也有人表示“不想勉强走进婚姻，只是想要孩子”。我猜想，选择未婚生育的人也许会有所增加。了解到日本也有主动单身母亲群体后，我便决定围绕她们进行采访。

“主动单身母亲”

藤波塔子（四十八岁，化名）是我采访的第一位主动单身母亲（二〇一八年）。她一边经营自己名下的公司，一边养育独生女，强势的职业女性气质中透着一丝母性的柔情。她遇到了理想中的对象，决定生下属于他们的孩子。但由于双方都很忙碌，生活节奏难以协调，她最终选择了未婚生育。

二〇〇七年二月，塔子生下了女儿。未婚生育的决定，是她与当时的男友岛田哲（化名）商量后最终做出的。

塔子的父母离了婚，但一家人依然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因此她持有“家人之间的纽带不需要制度来维系”的观念，一直没有结婚的意愿，对生儿育女也并无兴趣。然而与男友相爱后，她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我本能地爱上了他，觉得一定要留下他的基因。”

但男友阿哲并不想要孩子。于是塔子开始了漫长的劝说。阿哲起初不为所动，最后还是被她的热忱改变了想法。他们也考虑过“事实婚姻”这种生活方式，却无法在工作、生活安排等方面为彼此妥协。最终，阿哲让步了，同意塔子在不结婚的状态下生育二人的孩子。孩子的名字是他们商量着取的。女儿出生几年后，他们分手了，但在确认父女关系、支付赡养费等方面二人没有闹过矛盾。

阿哲经常去国外出差，所以即便在分手前，他与塔子母女相处的时间也有限。塔子当时刚创业不久，还要照顾婴儿，经历了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但她从未产生过“有丈夫帮忙就好了”的念头，而是认为：“如果我结了婚，就不得不做更多家务，反而会更辛苦。”

女儿绫香（十一岁，化名）从小就听母亲说，她的父亲不和她们一起住，但这不是问题，世上本就有各种各样的家庭。直到现在，绫香每年生日都能收到父亲送的礼物。

像塔子这样自愿在没有配偶的情况下生育的女性就被称为“主动单身母亲”。这个起源于美国的概念在日本不太有名，不过法人组织“女性与育儿研究所”的代表高田真里等人创建了一个主动单身母亲研究交流小组，近年来该小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咨询量直线上升。该组织于二〇一八年三月举办了一次单身母亲交流会，共有七位三四十岁的女士参加，其中有的还在考虑，尚未有行动。大多数人与男友生下了孩子，也有人借助了外国的精子库。

塔子对她的选择既自信又坦荡。这大概是因为她有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围着家庭打转。我时常听到女性朋友感慨，只要有足够好的抚养条件，即使单身也会考虑生育。然而，二〇一九年的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日本单亲家庭的贫困率高达48%。单身母亲的家庭处境更是艰难，收入普遍较低，感觉“生活困苦”的家庭高达近87%。由于经济原因被迫放弃生育的人不在少数。我感到，日本有必要对工作方式和社会制度做出调整，以免独自抚养子女的女性陷入困境。

为了要孩子而物色父亲

塔子想与心仪之人生下孩子，有些人却是为了要孩子而物色孩子的父亲。

二〇一八年，我认识了特立独行的加藤结子（三十二岁，化名）。她性格随和、待人亲切，毫不避讳地与我分享了自己那称得上令人瞠目结舌的生育经历。不过，她望向孩子睡颜的目光是那样深情，令我感到过程如何，也许并不重要。

家住关西的结子在二〇一七年九月生下了大女儿。

她没有结婚，但在二十九岁时有了生孩子的想法。之后的一年多里，她探索了各种可行的办法。如今，她在母亲和朋友的帮助下抚养孩子。

萌生要孩子的想法时，结子正与当时的男友住在一起。但男友的生活方式很混乱，她无法想象和这样一个人走进婚姻。“我想要孩子，但不想帮有问题的男人料理生活。”几个月后，结子结束了这段关系，开始为孩子物色更合适的“父亲”。

她先联系了一位是公司职员的朋友，提出以怀孕生子为目的与他交往。“不行！”对方断然拒绝。后来她又接触了几个人，然而在确定关系之前就提出想要孩子确实太过突然，容易吓退对方。她也曾和情投意合的人同居，但双方的婚姻观不合，没能走到最后。尽管又以失败告终，但她并没有放弃。

二〇一六年秋天，结子遇到了小山真（三十一岁，化名）。他完全符合结子的理想型。结子决定：“就是他了！”第三次见面时，结子便对他表达了好感。根据以往的经验，她没有急于求成，而是谨慎地表示自己有生孩子的意愿。阿真的反应很平淡，但没有明确拒绝。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下旬，结子怀孕了。父母很高兴，他们知道女儿一直想要孩子。不过，尽管结子早就告诉过阿真，不会因为孩子的事给他添麻烦，阿真得知这一消息时还是惊愕又慌乱。后来，结子知道了孩子的性别，也更加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即将成为母亲。她心中的期待不断膨胀，激动地等待着梦想成真的那一刻。阿真起初对此比较消极，但在陪同结子做产检的过程中，他的态度有所缓和，最后还陪产了。

另一方面，结子对婚姻制度的质疑也更深了。日本法律规定，夫妇必须使用同一姓氏，通常是女方冠夫姓。但她喜欢自己的名字，不想失去它，也不想剥夺对方的姓名。她认为：“这种制度非要夺走陪了你三十多年的名字，实在令人沮丧。”

去医院做检查时，身边有人陪伴会更加安心。但这并不代表结子希望结婚。她确实需要一个亲密度适中的伴侣，却希望和朋友们一起抚养自己的孩子。怀孕期间，结子跟阿真商量后决定不登记结婚，阿真也不需要办手续确认父女关系。

后来，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也一直没有步入婚姻，而是各自生活。

精子库

除了与男友共同生育之外，也有人做出其他选择。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开始关注海外精子库。家住关东的漫画家华京院玲便是其中之一。因为意识到自己是“无性恋者”（无性恋者属于性少数群体，特征是既不爱男人，也不爱女人），她不想结婚，但想拥有血脉相连的家人。

小玲从小就对性别感到别扭。她对女孩的游戏不感兴趣，也不想当男孩。长大些后，无论男女都无法对她产生性吸引力，周围人的爱情故事也无法引起她的共鸣。长年以来，她都为这种隐秘的取向问题所困扰，二十岁后才清楚地意识到：“原来我是无性恋，对男人或女人都不会产生心动的感觉。”

与此同时，小玲的人生出现了转折——她的父亲因中风倒下了。“这样下去我就要变成一个人了。我希望能有家人陪伴左右。”作为独生女，小玲心中产生了对家人的强烈渴望。她考虑过领养孩子，但做过功课后发现，单身人士很难满足领养条件，于是她只能做出一个决定：自己生。

除了借助精子库，小玲没想到其他途径。她从二十七岁开始收集相关信息，了解到日本没有可供单身女性使用的精子库。虽然有一些人愿意免费捐赠，但她出于种种顾虑，还是决定使用美国的精子库。

精子库网站上公布了捐赠者的情况，包括种族、身高、学历等个人信息。小玲本想找亚裔捐赠者，但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只能退而求其次，将条件放宽到没有病史、能在孩子十八岁时取得联系。

而这种服务的需求量之大，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注册该网站的捐赠者并不少，但缺货是常态，每次一有身体健康且条件优越的捐赠者出现，便会遭到哄抢，以至于小玲不得不用排除法进行筛选。“我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种场面。”小玲不无震撼地说。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小玲进行了第一次尝试。这笔订单包括邮费在内的费用约为三十万日元。通常下单后，精子会以冷冻状态寄来。买家需要自行解冻，抽到针筒里，再注入子宫。这样是否真能怀孕，小玲也是半信半疑。她以平静的心态独自操作。第一次尝试虽以失败告终，但她并未气馁，第二个月再接再厉。一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二〇一六年秋天，她的孩子出生。

在日本，有关精子捐赠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所以单身女性只能求助于个人志愿者，或是像小玲这样使用海外精子库。“其实日本有很多人希望能使用精子库，她们的需求完全被忽视了。”小玲对此愤愤不平。她希望政府认可这个群体的存在，完善相关法律。

“有了新的家人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现在很幸福。”要是孩子有朝一日问起自己的父亲是谁，小玲打算坦诚地告诉她这一切。现在，小玲和女儿一起过得很美满。她有意再次借助海外精子库怀上孩子，并且已经开始尝试。小玲告诉我，她这么做的原因是，女儿以后或许会为自己的身世烦恼，她不希望女儿觉得自己是孤零零的。这一次，她对捐赠者的要求仍然是，希望孩子年满十八岁时联系得上对方。

截至二〇一八年采访时，日本还未针对涉及第三方的辅助生殖医疗行为（包括捐赠精子、卵子）制定法律。换言之，这是法律上的空白地带。直到二〇二〇年九月，菅义伟内阁成立，局势才发生转变，不孕治疗与生殖医学开始受到关注。政界迅速采取行动，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出台了关于亲子关系的《民法特例法案》。法案的中心思想是，如果女性利用第三方捐赠的卵子生下孩子，法律将认定接受捐赠的一方为生母，而非捐赠方。法案还明确规定，如果妻子在征得丈夫同意后使用第三方捐赠的精子生育，丈夫不能否认自己与孩子的亲子关系。这意味着“第三方捐赠”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不过，上述法案没有明确规定孩子是否有权知晓自己的遗传学父母，也没有关于精子或卵子交易的限制条款。精子或卵子捐赠者的信息管理及披露机制也尚未建立。随着日本社会的未婚化与晚婚化趋势愈演愈烈，使用第三方提供的精子或卵子生儿育女的人越来越多。若不采取措施，未来甚至可能出现“同一捐赠者的后代因不知情而结为夫妇”的情况。希望有关部门能考虑到这些孩子，尽快采取具体措施，规范整个环境。

刚开始采访时，我的侧重点还是“如何应对少子化”。但在倾听大家故事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想要的人生。这世上本就存在想生却生不了的人群。有意愿生儿育女的人，大可权衡各种方法的利弊，自行选择。如果并不执着于生养孩子，静下心来品味自己的人生也未尝不可。无论选择哪条路，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