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会要个孩子，但不是以我的整个人生为代价”

2022-10-13 05:10

2022年诺贝尔奖于上周揭晓，瑞典文学院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此前，她只有《悠悠岁月》和《一个女人》在十多年前被翻译引进国内，读过的人寥寥无几。

在国内，安妮·埃尔诺最接近大众视野的一次，是由她写作的自传体小说《记忆无非彻底看透的一切》（L’événement）所改编的电影《正发生》（2021），这部电影在去年获得了威尼斯金狮奖，并再度掀起关于女性表达、身体构造与自我书写的热议。

“正发生”是一个太有象征意义的名字，今天，借由这部电影与安妮·埃尔诺的个人书写，无论是对照过去的女性困境，还是反观当下的女性斗争，都是一个不错的驻足思索的契机。

01. 正发生的身体诅咒

《正发生》讲述在上世纪60年代严禁堕胎的法国，一心求学的安妮不慎怀孕后，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面对法律惩罚与丧失生命的双重危险，依然不惜一切手段寻求堕胎的故事。

除了胎儿被堕下的一幕，这部电影其实没有任何惊悚血腥的镜头，但对于观者而言，却无异于一部压抑至极的恐怖片。因为随着片中显示怀孕周数的字幕卡中，数字的不断增加，随着安妮痛苦无望的孤独抗争不断失败，观者仿佛在目睹着一场炸弹爆炸的倒计时。

子宫成为了造物主下在女人身上的最大诅咒，在腹中不断生长的胎儿不再是被赞颂的新生命，而是一个持续增殖的寄生者，一步步吞噬着安妮的人生。

《正发生》所处的1960年代的法国，对于女性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性解放与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即将来临，开放的思潮带来思想的自由与解放，传统而顽固的天主教信仰又持续着对女性身体的禁锢。女学生们一方面在学校里谈论着萨特、加缪和存在主义，另一方面却对性事和情欲讳莫如深。

她们在懵懂中遭遇情事，一旦得了“怀孕”这种“只会攻击女性的疾病”，人生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因为“这种病会把女人毫无差别地变成家庭主妇”。

在1975年以前，法国法律明令禁止堕胎行为，不仅对堕胎女性本身，甚至对实施以及辅助堕胎行为的相关人员都将进行关押及罚款，在维希法国时代甚至还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对女性堕胎权的限制，本质上是父权社会的霸权体现。在对这一本质的呈现上，另一部法国作品，“新浪潮五虎将”之一克劳德·夏布洛尔的《女人的事》，可以和《正发生》并置作为补充与延展。

在《正发生》里，安妮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位在自己家里为女性实施粗糙堕胎手术的“医生”，而故事发生在维希法国时期的《女人的事》，其主人公玛丽是一位毫无专业知识、仅靠简单经验和器具为女性堕胎的妇人，而她也正因为此，最后被逮捕、判刑、送命。

鲁迅先生当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长文《我之节烈观》，不谈政治不论民生，反而谈起“女人”：“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这是他对当时国内提倡“道德救国”的一种极致讽刺与反驳。

而夏布洛尔的《女人的事》则证明了，以道德救国，以女人献祭，这可耻可鄙的做法，并非中国独有，曾经的法国，或者应该说全世界都不遑多让。在《女人的事》里，玛丽被判处死刑，绝非因为她为别人堕胎的行为有多么罪孽深重，而是因为法国的国家尊严在二战中作为投降国被践踏，他们将这份对外的屈辱对内施加在女性身上，以“道德”为名，将一个女人的性命，作为国家尊严丧失的替罪羊和遮羞布。

而在《正发生》里，那位蒙骗安妮是堕胎药，实则为她开安胎药的医生，也绝非因为多么尊重生命，而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女性没有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不觉得那是一种女人自己的选择”。到头来，对女性子宫/身体的控制，都不过是父权社会彰显权威的越俎代庖。

这种情况，直到1975年法国时任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一位女性）成功推动堕胎合法化之后，才得到改变。无独有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是差不多时间开启堕胎合法化的进程，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正是于1973年落定判决。但我们都知道，这一历史性的判例已经在不久前被推翻。

保守思潮的回流，让束缚在女性身上的枷锁再度收紧。历史不断往往复复，像安妮这种因子宫而被诅咒的故事，不仅仅是1960年代的法国往事，而是当下，而是现在，而是“正发生”。

02. 正发生的屈辱记忆

《正发生》的香港译名是“孕辱”，这是个一语三关的翻译，因为在粤语中，“孕辱”和“孕育”的发音完全一致，与“忍辱”的发音也极其相近。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体现安妮·埃尔诺创作初心的译名，因为面对持续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深重屈辱，安妮·埃尔诺的回应是，写作。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说过：“在埃尔诺的写作里，屈辱作为一种机制，有着特殊的力量。”

讲述堕胎的电影有很多珠玉在前，除了前述的《女人的事》，还有获得过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四月三周两天》，以及前两年在柏林电影节获得评审团大奖的《从不，很少，有时，总时》等等。

但《正发生》的与众不同在于，主人公安妮不仅仅是一个受到社会不公压迫的无助女性，她的堕胎选择中有着强烈的自我实现的个人意志：“有一天我会要个孩子，但不是以我的整个人生为代价。”

在安妮因怀孕与堕胎而经历过一系列身体与心理的摧残之后，她发自内心的冲动，是“我想写作”。这是电影中安妮的意志体现，当然更是安妮·埃尔诺的自我宣言。

安妮·埃尔诺从24岁开始，就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当作写作的对象，她写自己的父亲与母亲，童年与青春，爱情与欲望，以及痛苦与不堪。埃尔诺并非试图从这种个人书写中寻求心灵的和解，她只是直白而诚实地呈现一切，正如她自己所言：“或许我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将我的身体、我的感官与我的思想变成写作”。

但即使是如此勇敢的埃尔诺，面对自己生命中这段不堪回首的堕胎记忆，也是在经历半生之后，才终于下笔书写。

支持她书写的动力，是面对屈辱的呐喊：“我想真实记录女人那种无法做主的感觉，我想记录作为一个没有自决权的女性的感觉。你们可能无法想象那个非法堕胎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你——医生、朋友和家人都没有。这是一种极度孤独的感觉”，以及面对不公的愤怒：“如果不讲，我将感到内疚。我要记下女性所遭遇的恶，写它是为了保存对数百万女孩和妇女遭受的暴行的记忆。即使以冒犯读者的情感为代价。”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正发生》都做到了足够冒犯。电影中被打掉的胎儿掉进马桶的一幕，据说在威尼斯首映时把一名观众吓进了急诊室。这个实际上并不血腥，甚至称得上是克制的镜头能给观者带来如此冲击，或许因为部分欧洲观众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更或许因为，虽然堕胎是一件如此普遍而存在久远的事情，却鲜少有作品对此进行这般直接的描绘，才使得这个本不新鲜的场景显得如此惊世骇俗。

一直不被讲述，所以不被看见，也就等于不存在。在父权话语之下，堕胎是罪恶的，女性的情欲是堕落的，她们的困惑与痛苦是无关紧要的。

说到底，我们又如何能指望男性作者去呈现一名女性没来月经的惶恐，确认怀孕之后的彷徨，因怀孕易饿半夜偷吃同学食物的羞愧，肚子渐渐显怀的恐惧，面对同学奚落与朋友疏远的无助，还有为了堕胎将长针刺入自己阴道的恐怖？

这些经历太切身又太私密，更重要的是，离父权认可的“值得书写”的事情太遥远了。

从这个背景去审视安妮·埃尔诺的“私写作”，我们才能更加明白其独特的重要性。“写作是一种政治行为，让我们看见社会的不平等”，通过赤裸裸的自我暴露，安妮·埃尔诺一方面回归到最私密的内心求索，一方面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千万女性的集体记忆，将被压抑隐藏已久的真实展现出来。

正因为是最个人的体验，才能引发最广泛的共鸣。在《悠悠岁月》中译本的序中，埃尔诺对中国读者如此说道：“我会喜欢接触中国的记忆，不是在一切历史学家的著作里的记忆，而是真实的和不确定的、既是每个人唯一的又是与所有人分享的记忆，是TA经历过的时代的痕迹。”

只有将这些“真实的和不确定的”记忆确立在原本只有“他故事”的历史（history）中，让女性的屈辱、愤怒、绝望、痛苦被看见，才有改变的可能。

03. 正发生的女性书写

诺贝尔文学奖于1901年首次颁发，至今已有121年的历史，而在这样漫长的岁月长河里，一共也只有17位女性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造成这种结果的，当然绝非因为女性缺乏才华，而是因为女性经历了漫长历史的系统性抑制。

正如《如何抑止女性写作》里所谈到的：“第一，剥夺作者的著作权，‘她没有写’；第二，诋毁作者，‘她根本不该写’；第三，内容的双重标准，‘她写的是什么东西？’第四，错误的归类，‘她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她写的不是真正的艺术，所以怎么可能写出文学作品呢？’”。

但这种情况正在得到改变。实际上近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有一半均为女性，分别是2013年的爱丽丝·门罗、2015年的阿列克谢耶维奇、2018年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2020年的露易丝·格丽克，以及今年的安妮·埃尔诺。

不仅仅在文学领域，在电影领域也是如此。三大电影节之一威尼斯电影节已连续三年将最高奖金狮奖授予女性导演（除了2021年《正发生》的导演奥黛丽·迪万，还有2022年《美人与流血事件》的导演劳拉·珀特拉斯）。

此外，还有去年凭借《钛》获得戛纳金棕榈的朱利亚·迪库诺，今年凭借《阿尔卡拉斯》获得柏林金熊奖的卡拉·西蒙，以及凭借《犬之力》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简·坎皮恩，不一而足。

保守派肯定会认为这是#MeToo运动带来的政治正确风潮的结果，但只要真正看过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品，就能明白女性创作者为已经被男性叙事固化的书写带来了多大的冲击与改变：更个人，更私密，更突破，更大胆，更决绝。

或者将身体感官的刺激推到极限，或者用前卫的赛博格概念探讨性别的流动，或者以西部片解剖父权规训的虚假与脆弱，或者以自然亲密的视角再现深层的阶级冲突，或者从个人经历出发触达隐秘黑暗的历史，她们用文字与影像重构身体、重构历史、重构记忆、重构阶级、重构男性与女性……通过与单一宏大叙事截然不同的方式，创造全新的表达路径。

一方面是女性在保守思潮的回流下对堕胎权等一系列基本权益的艰难抗争，另一方面是女性创作者的作品日益被看见及被肯定，在这种意义上审视《正发生》与安妮·埃尔诺的个人书写，会获得双重意义的启示：

只有通过决绝的勇气拔除刺入身体/记忆的诅咒，女性才能夺回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也才能夺回自我思想的表达空间。两者都是正在发生，并将一直发生。

走上街头是一种抗争，书写也是一种抗争，因为只有将关于个人的真实的情感的印记留存下来，集体记忆的延续才获得可能。

对此，埃尔诺深有体察：“我不认为自己是单一个体的存在，而更是一个经验、社会、历史、关于性的决定，以及语言的总和，并不断地与世界的过去和现在对话。”只要书写继续，记忆延续，一代又一代的人，就能从这种私密的共享中获得醒觉的力量，并将抗争继续下去。

回到《正发生》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一切就有了意味深长的涵义：那是脱胎换骨的安妮正准备迎接自己的新生。她坚定、沉稳，没有过多的表情，静静聆听维克多·雨果写下的文字：

“我们只需留下荣誉。其余的，我们应撇弃。我们前行。我们眼睛是愤怒的。我们的额头是苍白的。在他们之上，我们读道：‘信念、勇气、饥渴。’队伍继续着他们的路程，高高扬起头颅，高高举起旗帜，神圣的旗帜。”

然后，她拿起笔，开始写下属于自己的字句。

作者：木头人

编辑：苏小七、Purple

监制：猫爷

配图：《正发生》

‍转载：请微信后台回复“转载”

商业合作或投稿：[email protected]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

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

来源: qq

点击查看作者最近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