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八院3100张床位扩建背后：传染病医院何以做大？

2022-10-24 17:10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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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院感红线”的压力下，多地加速了扩大传染病医院规模的步伐。一股传染病医院改扩建热潮在中国大地上席卷而来，其中不少传染病医院扩建床位破千。

撰文 | 姚远

最近，一则广州八院扩建的消息刷遍了医疗圈。

10月12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广州八院”）嘉禾院区地块详细规划获批通过。根据规划，调整后的广州八院由综合医院医疗区、传染病医院医疗区、监管医院医疗区三大片区组成，以传染病专科为主要特色。其中，综合医院医疗区1600床，传染病医院医疗区1000床，监管医院医疗区500床，总共3100床。

而原广州八院官网显示，其床位仅为1100张，此次扩增了几近3倍！在国内绝大多数传染病医院床位普遍在几百张的情况下，3100张床位足以称得上“超级”二字。

了解广州八院的人得知这个消息，多半会给出一句“当得起”的评论。

广州八院始建于1920年，不仅是广东省高水平医院建设单位，更是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核心单位。在病毒性肝炎、艾滋病、登革热、寨卡病毒病等临床救治、研究成果上具有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水平。

在新冠疫情中，广州八院更是战功赫赫。

2021年5月21日，广州在国内首次正面迎战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广州八院重症医学科与广州8家高水平医院组成了“广州重症救治天团”，经过50余天连续奋战成功救治了近30名重症及危重症患者。

2020年至2022年9月，广州八院作为省、市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收治了广州地区95%以上的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成功率达99.9%，是广东省收治新冠确诊患者最多、收治新冠相关病例种类最全的医院。

广州八院的扩建获批，既是广东省对其“战功”的肯定，也是当前抗疫大背景下的现实需要。

疫情催生传染病医院扩建潮

2020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提交议案，呼吁扩大传染病医院规模，实现“平战结合”。

他认为，传染病重症救治水平一定要提高，有自己的重症救治团队，而且传染病医院不能只设传染科，应该建成大传染科的综合性医院，否则会导致综合救治能力不够，病情严重了就需要援助。且相比利用普通医院传染病科室治疗传染病，扩大传染病医院规模进行传染病集中救治可以最大限度节省医疗资源，同时，可以减小对其他医院正常医疗服务的沖击。

持有类似观点的不止蔡卫平，在“院感红线”的压力下，多地加速了扩大传染病医院规模的步伐。

2020年4月，云南宣布将改扩建一批传染病医院和提升全省疾控机构核心能力，计划投资54.10亿元，总投资超过65亿元，包括改扩建省传染病医院、在大理州新建省第二传染病医院，改扩建昆明市传染病医院等。人口在80万以下的县市区则重点提升人民医院感染科实力。其中曲靖传染病医院床位预计为1000张。

2020年10月，山东青岛港疫情感染者在住院期间与普通病区患者共用CT室引发青岛胸科医院院感事件。同月，山东省决定投资15.8亿元在青岛建立大型传染病医院，设计床位1000余张，2023年初投入使用。

2021年1月，山西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迁建，斥资11.53亿元，占地约222.3亩，设置床位1000张，而该院曾是太原市传染病医院和太原市肝病研究所。

2022年9月，河北省区域医疗中心、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洋河院区项目，和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迁建工程项目举行开工仪式，该项目总投资17.3亿元，新增床位合计1200张。

除了省市地方，国家层面更是充分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2020年7月，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中央下拨到2020年全国的卫生领域中央预算内资金，共有456.6亿元专款用于加强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包括全面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升级改造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储备一定数量的救治设施设备等等，这还不包括抗疫特别国债和各种地方专项拨款等资金渠道。

在此背景下，许多省份纷纷开始行动，一股传染病医院改扩建热潮在中国大地上席卷而来，其中不少传染病医院扩建床位破千。

事实上，国家在决定投入传染病医院前曾经对各地进行过调研，组织专家讨论要不要建立“乡-县-市”三级传染病医院系统。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振华告诉“医学界”，“当时与会专家态度比较一致，乡级不用，市级可以，而县级则要视具体人口而定。因为要考虑它在非疫情时如何生产（活下去）。”

张振华补充道，疫情是周期性的，即使是5年、10年一次，已属频次很高。疫情时期传染病医院不愁患者，那非疫情时期呢？医院没有收入来源如何活？就算财政补贴到位，没有患者，医生也会面临专业荒废的困境而选择出走，更遑论现在财政尚不能补贴到位。

“大批的传染病医院建设有点像发展核武器，只是在那儿放着，永远是个后备，有点浪费。”他说。

图片来源：网络视频截屏

长期坐冷板凳的传染病医院

的确，传染病医院总是在有重大疫情的情况下，才会受到重视；且往往在疫情平息、回归到常态后，又重新走入“落寞”。

2003年SARS疫情过后，各地漂亮气派的疾控大楼成为那场疫情的产物。当时，传染病医院的建设也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和原卫生部10亿元的投资。各级政府紧随其后，也纷纷加大投入。近20年后的今天，传染病医院再次成为焦点，对其投资的手笔则翻了数十倍不止。

疾控中心和传染病医院，都是大疫后暴露出的中国公共卫生短板，因而人们对其燃起了无限的建设热情。仿佛只要盖好大楼，我们就做好了迎接下一场大疫的准备——至少增添了不少心理安全感。

另一方面，两者又有不同点。疾控属于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属于公益一类；而传染病医院则是公益二类，属于差额拔款事业单位，需要自己挣钱吃饭。

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传染病医院）的例子，或许可以很好地说明国内传染病医院的处境。

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原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在一次大会上表示：“我们的同事自称是丐帮，我这个院长就成了丐帮头，因为医院没有钱呐！”2014年他刚上任院长，就曾被一家医药公司的销售人员堵在办公室索要货款。他感慨道：“院长要到处讨钱，跟政府要、跟主管部门要，来支持这家医院的运转，这实际上极大地危害了我们干部职工的信心。”

事实上，在2019年的疫情下，金银潭医院作为定点收治医院，最初近一个月时间，医护人员严重不足，他们严重的体力透支也增大了自身感染的风险。而身为医院院长，张定宇身患绝症、妻子被感染，仍在抗击疫情最前线奋战。

在疫情来临之际，金银潭医院充分展现了中国传染病医院医护人员的担当，然而，对他们的赞颂，并不能掩盖传染病医院平日的艰难处境。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传染病医院的数量从上年的164家减少至140家，减幅接近15％。截至2020年，中国拥有1580家三甲医院，分布在各个省，每个省多则上百家，少则十数家，但各省传染病三甲医院的数量却屈指可数，如河南、安徽等中部省份，每省仅存一家三甲传染病医院。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黄二丹“关于传染病医院财政经费保障”的研究显示，2007年全国148家传染病院中，63.51％出现亏损，当年结余占总支出比例大于5％的仅12所，减除财政专项结余后，148家传染病医院亏损5.98亿元。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常务副院长裘云庆长期关注传染病医院及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发展。在他看来，一方面政府对传染病医院的投入主要集中在院区建设、硬件方面，而长期呼吁的由政府来支付传染病医院医务人员的工资这一点，根本做不到，许多医院的人员工资来自政府财政的比例不到20％，在各地医疗系统的收入位次中长期垫底。

另一方面，近年来疾病谱发生显著变化。由于疫苗的推广，以及人们饮食卫生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升，乙肝、肺结核、麻疹、血吸虫病等曾肆虐的传染病发病率大幅降低。失去了患者来源的传染病医院就如失去源头的水池。

也有专家指出，传染病医院因其特殊性，地理位置大多设于偏远郊区，交通上存在天然不利；传染病治疗多以用药物为主，新医改药品“零加成”等政策的冲击，让其收入每况愈下。

山东济宁市传染病医院总会计师邵士洪在2019年第1期《经济师》上撰文指出，传染病医院主要收治内科传染病，以药物治疗为主，药品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以其所在医院为例，新医改前药品占比48%左右，明显高于济宁市公立医院33%的平均水平。新医改后，医疗服务收入偏低，近两年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检验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重在17%左右，明显低于济宁市公立医院35%的平均水平。

图片来源：网络视频截屏

三种转型出路

身处困境的传染病医院的管理者们除了要钱、争取资源，也在积极谋求转型，自己拼杀出路。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北京地坛医院、上海公共卫生中心、无锡五院。它们分别代表着综合化、科研转化以及托管3条出路。

地坛医院：大专科小综合

北京地坛医院在2003年以前是一家传统的传染病医院，主要聚焦肝病科、感染科，仅有500张床位，平时在院患者只有200多人。而2003年SARS疫情中，地坛医院共收治了329名患者，其中危重病人占50％以上，立下战功，其传染病医院价值从而得到认可。

2008年地坛医院迁址到北京五环外后，占地面积由原先的55亩变为135亩，为“大专科小综合”发展路线奠定了足够的物理空间。而且，当年的北京东北部并没有三甲医院，因此“小综合”的定位，能够很好地补充这块空白，其他大医院有的科室，在新的地坛医院都逐步建立了起来。

这期间，历任院长充分利用资源，从其他医院招兵买马。地坛医院的这一转型花了数年之久，而附近百姓的态度也逐渐由原先对传染病医院的排斥，转变为后来的信任。2017年，该院年门急诊量达到68.1万人次，成功地从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变身为以传染病为特色的三甲综合性医院。

除了地坛医院外，北京佑安医院以及目前计划扩建中的广州八院，因其本身的实力，在疫情的大背景下也都选择了这一路径。

上海公共卫生中心：科研转化

2004年，前身为上海市传染病医院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迁址金山，当时被调侃为上海‘最大的小医院’。该院占地500亩，及至2015年还只有99名医生。而迄今，该院已拥有职工1400多人，并拥有4个疫苗、2个药物以及4个医疗器械的技术专利，专利转让费总金额近6亿元。

2014年，该中心科研团队完成了技术转化的首项成果，转让费高达4000万元，开启了传染病医院科研转化的新时代。

该中心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徐建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必须把上海公卫中心的科研走出一条能赚钱的路子。”在他的主导下，转化医学研究院人才济济，疫苗与免疫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金侠教授担任过美国疫苗研究网络参比实验室主任，熟悉发达国家的疫苗市场。另有几位科学家，也来自于国内外顶尖的科研院所。

据介绍，该院转化的内容分为四类：疫苗类产品，如流感疫苗、结核疫苗；免疫学产品，如免疫抗体、抗病毒喷剂；以及诊断试剂、防护物资。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科研成果转化闭环：从研发团队到天使轮基金，从律师、知识产权团队到转化团队。

此外，全国最大的一期临床试验基地也设在该院，可为生物医药企业的研发项目提供临床试验技术支持，五年来共承接一期临床试验项目265项，合同金额达6.5亿元。

无锡五院：由同级综合医院托管，组建医联体

2016年，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易利华兼任市五院院长，两家三级医院实现托管，引发行业关注。

无锡市传染病医院于2011年更名为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并开始异地新建，原本计划2015年完成搬迁，但到2016年新院区依然建设缓慢。原因在于2015年实行医药改革后，以内科见长的五院亏损严重。在此背景下，当地卫生部门决定用一家综合性大医院的力量来托管帮扶。

“二院托管新五院的综合科室，新五院还是独立经营。两家医院成立医疗集团。”无锡二院的一名医务人员告诉“医学界”，目前，无锡二院与新五院正在组建无锡市普仁医疗集团。“未来三年内，新五院被定位为‘大专科、小综合’，创建国家三级甲等传染病专科医院。”

据新五院宣传科介绍，两家医院采用紧密型院际托管帮扶模式；在组织管理架构上，拟组建医疗集团，主要由两家医院领导组成理事会，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集团化管理模式。

纵观这些转型成功的传染病医院，很难说其经验具有普适性。无论是新冠疫情大背景带来的“天时”，还是汇聚高端人才、主管部门主动支持的“人和”，亦或填补地区医疗资源空白的“地利”，在当今医疗行业发展的形势下，并非总是能够寻得。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振华指出，“大专科小综合”是条出路，比如安徽唯一的三甲传染病专科医院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就是走这条路子。但他也指出，要警惕传染病医院床位陡然扩张的情况，凭空多出了几百甚至上千的床位，如何让满床运营，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而不排除会发生入院标准放水、过度诊疗的情况，而这些与国家医改大趋势相背离。

面对上述三种出路，张振华认为，对于绝大部分传染病医院来说，还是走无锡五院托管的路子更合适一些。比如安徽某传染病医院被一家知名三甲医院合并后，收入来源在原先的财政拨款基础上增加了诊疗收入。即使传染病医院平时床位收治不足，也可以借助综合性大三甲的医疗力量开展其他医疗服务，提高市场竞争力，吸引患者源；疫情来临之际，则可以迅速将传染病医院转化为定点收治医院。

“当然，这种出路的实现，还要大型综合医院愿意‘吃进’。”他说，“但财政对医疗的投入是有限的，托管一家传染病医院足以让院长们有各种顾虑，更遑论现在疫情背景下公立医院普遍收入锐减，自身运营艰难，“吃进”就更难了。”

在当前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各地扩建传染病医院的热情未减。然而，在硬件设施建起来之后，传染病医院最终能否找到一条适合自己、且能长久发展的道路，还值得更多的思考与观察。

参考资料：

[1]21世纪经济报道：一个专科医院的转型探索

[2]南方日报.严守健康南大门提升患者获得感

[3]第一财经：10项技术专利兑现6亿元，这家医院医学创新迎来转化黄金期

[4]中国医院院长.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非常态"传染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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