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朋友给我分享，在疫情之下，一个河狸家的美容师，从月薪2万的手艺人，到现在月薪仅有5000元，只能省钱挨日子。作为一个5星级美容师，她的收费从曾经的500-800元一次，变成一次不到300元。而在网络上，最近传出了杨丽萍含泪解散演出团队，拉勾网CEO许单单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的副业3W咖啡店快开不下去了。其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据统计，单是2021年，就有32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从今年开年一来，一级市场估值一降再降，很多机构一方面不是融资困难，就是退出困难，另一方面就是找不到好的投资标的。甚至有的机构开始让员工“上山下乡”——去被投机构体验生活，磨炼经验。朋友问我这样的形势还会愈演愈烈吗？未来还看得到希望不？在他看来，毕竟我从事私募行业，希望能听听我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以便树立一些信心，挺过这段时间。其实，经济好不好，普通老百姓往往最能切实体会。很多时候宏观数据的变化，也不及日常生活的变化来得真实。但从日常生活中，大家只能感受到现阶段的经济形势很差，却很难全局性的说出哪里差。不妨让我们简单盘点下今年一季度后，中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消费端，我相信大家的体感是最深的，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商家，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从消费者来说，伴随着愈演愈烈的裁员危机，消费端已经出现了普遍的消费降级，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蜜雪冰城的爆红（真的好喝），以及高端茶饮的流量枯竭，奈雪的股价暴跌和喜茶的上市受阻。值得深思的是，在疫情严峻和经济萎靡的背景下，现有的居民杠杆率是否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21第三季度我国居民的杠杆率达到61.6%，在绝对数值上也已接近美国（78.5%）和日本（66.9%）。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可能有一部分居民不得不依靠信贷，才能在疫情下生存。从商家侧来说，受疫情影响，很多餐饮、展览、酒吧都是时开时停，商家的各种苦楚，我相信大家总能在网上的各种报道中看到。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短视频，拍摄的是黄山景区，因上海疫情防控波及，最夸张的时候，一天的游客访问量只有2个（这可是曾经游客量上万的黄山啊），而黄山大量的导游不得不靠采茶为生。虽然制造业依然是国内的核心产业，但受疫情拖累，PMI降至26个月以来的新低，4月份财新PMI 值为46（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47.4），从三月份以来，一直处于枯荣线以下,，一般来说PMI值50 被认为是经济强弱的指标线。对制造业来说，一方面由于疫情因素，招工难，复工难的压力不断增加，每月的人工成本依然是一笔不小的固定开支。另一方面，受海外通胀压力和俄乌冲突等事件，大宗商品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扩张动能。从融资需求来看，央行公布的工业企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以及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均处于高位，制造业融资需求较为旺盛。这也不难理解，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制造业需要备好粮食过冬。另一方面，也是产业迭代，技术改造的客观需求。比如2021 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要“提高制造业贷款比重，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即使到现在，基建和地产行业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从基建来说，去年下半年以来伴随着地方政府专项债集中发行，各地已进行了一定的项目储备，且把重大基建项目投资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而在地产端，无论是因为政策调控，还是金融去杠杆和房地产三道红线，整体房地产销售端萎靡，融资端困难。但随着3月份以来的政策松绑，房地产行业估计会得到一丝喘息机会。目前看来，政策主要集中在宽松限购、加大公积金贷款支持和降低房贷利率三个方面。这次的地产调控更多的会是“因城施策”，防止房地产再次出现过热。从外贸进出口来看，去年对出口拉动作用较强的中间品与消费品，会面临巨大的滑落，虽然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会有一定韧性，但出口回落的大趋势应该难以改变。特别是在服装、配饰和家电等消费品出口上，美国的零售库存已达到历史水平。这一点，我相信做跨境电商的朋友，应该会很有感触。直到去年年底，海外疫情严峻，导致国内出口业务增长很快，特别是消费品及抗疫消费品的出口上，增长更是一骑绝尘，国内的疫情控制得也相对较好。因此从宏观角度看，在外部压力较小，内部较为稳定的前提下，国内经常会开展结构性改革，以解决现有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所以去年定的5.5%的GDP增长指标，其实是考虑了结构性改革的成本之后，拟定的相对合理的目标。有的小伙伴就会产生疑问，所谓的结构性改革指的是什么？不如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的框架中，承担是一个什么角色？用一个词形容，便是“全球供应链中心”。以苹果为例，全球200多家主要供应商，有半数以上都在江浙沪。
因此，改革开放40年的目标——通过人口红利，逐步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最终实现全球供应链中心，这个目标基本已经完成。以城镇化来说，国内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而发达国家大约也就在70%左右。
对国家而言，下一阶段的目标，便是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因此，所谓的结构性改革，便是通过创新，实现科技和品牌附加值，简单来说，就是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
而结构性改革是需要牺牲一定经济增长为前提的。同时在共同富裕，强调效率与公平的大背景下，5.5%的GDP增长目标，给予了结构性改革一定的成本。但是今年一季度的形势，却完全低于预期，在最严抗疫的背景下，一季度的GDP增长只有4.8%，各类宏观研究普遍认为，实现全年5.5%的GDP增长存在很大困难。正是因为GDP的低增长，导致原本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不得不转变为保增长，保民生。而刺激经济的方式，唯一的武器，依然是老三样——放水，放地产，放基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央行在降准了，今年一季度的社融（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不仅在1月份创历史新高，整个一季度都保持高增长，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央妈又开始放水了。在地产方面，最直观的体现便是买房政策放宽了。以江苏为例，苏州五连松，无锡2连松，南京限购限贷全放，只认贷不认房，贷款结清就算首套。6年之后的今天，房地产又开始了去库存周期，然而两年前，还是风风火火的去杠杆。而在基建方面，我在设计院的朋友非常有发言权，他表示今年响应国家政策，国企基建一下子全上来了，而且不关注成本，才4月出头，项目数量已经赶超20年全年了。让他更为担忧的是，有可能会降低国企事业单位的薪资，用以增加基建预算。今年年初，朋友问我啥时候限购政策会宽松，我劝他等等应该快了，没想到一语中的，4月份开始，江苏就已经开启了全面放宽。于是乎，他又跑过来问我，现在经济这么差，是不是会像08年那样大放水，那房价不就又要涨了吗？其实从2020年开始，有一个观点——今年是最难的一年，也是未来几年最好的一年，这个观点被反复验证。但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是2020年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放水，还是现在疫情下的经济萎靡，无论是外部压力还是内部变化，央妈的货币政策依旧是稳健型。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水龙头稍微放一点，又不敢多放，所以我将其称之为，撸起袖子，却没法放开干。过去的十年，我们似乎总结出一个规律，一旦经济出现萎靡，就实施货币宽松，资产价格就开始往上涨。这就好比我们靠打兴奋剂过日子，觉得过不下去了，便打一针兴奋剂。但很可惜的是，随着疫情这件偶发事件的出现，兴奋剂打过了头，传统打兴奋剂的方式不再可持续。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传统老三样——放水，放地产，放基建，其刺激经济的原理是什么？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腾飞，最早便是从代加工业务开始干起的。趁着人口红利，将大量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成第二产业，逐步实现工业化。而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的便是人口聚集，人口聚集便产生了城镇化。这点类似于戴维斯双击，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推动了人口聚集，加速了城镇化，而城镇化提供了更好的生活资源，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外来人口的流入，又进一步巩固了工业化。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大家都需要买房结婚生娃，需要公路高楼医院，因此房地产和基建的崛起，确实是国家快速实现弯道超车时，产生的时代红利。过去20年，这种传统老三样的老路子，用得贼溜。但到了现在这个历史节点，这种玩法却走到了尽头。因为面对不一样的卷子，这种老套路多少要打个折扣，没法大放水的背后，是有原因的。首先，国内的城镇化已经走到尽头，一线城市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70%，连发达国家也就大致在这个水平，而在工业化方面，全球供应链中心的称号早已当之无愧，供应链体系在国内已经盘根错节，工业化在很多行业都已实现，当然，这背后有民营经济作为毛细血管的一份功劳。因此老套路的刺激效果可能并不突出，真正的治本方式，还是两个字——创新。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国家一直提及科技创新、数字化、智能制造的核心所在。其次，老套路虽然好用，但任何一种经济腾飞的方式，都一定会有负面影响。直白点来说，过去10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绑架了老百姓的财富，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干实体不如买房产”，这种近乎戏谑式的调侃，大多反映了最真实的感受。由于房地产的腾飞，很大一批人吃到了时代的红利，导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我相信一线城市的朋友一定会很有大的感触，城中村改造成就了一大批土豪，譬如广州的猎德村便十分出名。而十年寒窗苦读，兢兢业业工作的高材生，却为一套刚需而发愁。西南财大给出的基尼系数是0.6（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越高表示贫富差距越大），北大给出的更是达到0.7。国家统计局在2016年公布的是0.46，在2016年后便不再公布。而在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因此如果继续大放水，最直接的反应便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看，大放水往往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最终惠及底层，但实际情况很多时候正相反。比如2020年疫情下，美国史无前例的大放水，财富疯狂增值的只有那一批富人，无论是股市还是楼市，都赚得盆满钵满。而底层人民只能依靠补贴生存。最后，现有的外部压力也不允许大放水，由于疫情的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大放水，截至2022年1月31日，美国债务总额首次突破30万亿美元大关，创历史新高，比美国的GDP总额还高出27%，这导致美国正遭遇近40年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更为明显的标志，便是美债收益率曲线出现倒挂（指短期债券的收益率高于长期债权收益率），因此很多分析师担忧美国经济可能出现滞涨风险，而这种风险通过外贸，便会传导到国内，形成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大宗商品举例，无论是一季度由于俄乌冲突导致的原油暴涨，还是青山集团的“妖镍”事件，都反映出持续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一季度CPI（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但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8.7%，PPI依然保持高位运行，一部分中下游生产制造企业的成本压力依然不小。如果说经济萎靡还能依靠刺激的方式来振奋，那么经济萎靡背后的危机，则更让人忧虑。一直以来，我们总会认为中美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是协同的，环球总是同凉热。因此很多股民会担心美国经济对A股的影响，但因为这次疫情，某种程度上，中美经济趋势开始脱钩，或者说，国内经济已与世界背离。正如上文所说，美国经济由于大放水，正遭遇近40年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于此同时，一季度美国GDP数据公布，环比年化下降1.4%， 而此前机构的预期为一季度GDP预计环比上涨1.1%，因此滞胀风险一下子充斥着整个美国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很多机构预测FOMC在50bp的加息后，会有更为激进的加息策略。毕竟面对高企的债务，每增加25bp的利息，背后都是数以亿计的还款利息，因此雷霆万钧的加速紧缩，反而是更为明智的决定。有趣的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面对通胀产生的滞胀风险，感到头疼是采取沃尔克时刻，还是明斯基时刻。而国内面对奥密克戎的威胁，肯定要执行动态清零的政策，但这种方式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有可能导致消费和投资的继续萎靡。所以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避免经济衰退才是当务之急。进一步来说，这种不共振的后果，最为直接的反应，便是体现在汇率波动上。由于美联储加息，全球资金回流美国，因此美元一直在升值，而国内稳健型的降准，则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的贬值和资金外流的风险。除了经济周期背离的危机外，更为重要的是，全球供应链中心的地位，正逐步被撼动，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40年的根基。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轰轰烈烈，却草草收尾，美国并没有赢，而中国也没有输。核心原因之一，便是国内盘根错节的供应链体系，密密麻麻的供应链网络，共建了一个极具弹性的保护机制，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然而随着上海疫情的发展，西方世界的供应链“去中国化”则逐步开始被提及。上海疫情下的大量工厂停工，不只影响蔚来、小鹏、华为这些汽车制造商，日本马自达等公司也因为缺少零部件，不得不停摆生产。这就给了西方“去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契机。毕竟没有常规外力，对于制造业来说，大规模调整供应链是一件非常不划算的事情。我曾在网络上看到过一篇文章《上海“断臂”之殇：供应链铁幕正在落下》，文章提出，日本政府在汽车供应链产业上提出了“中国+1”的思路，印尼开始建立镍产业基地，而越南和印度则成为承接供应链转移的最佳选择。在上海不得不关停生产的同时，越南和印度的工厂则开动的轰轰烈烈。根据越南海关总署的统计，今年3月份越南出口环比增长48%，很多工厂订单已经完全排满，而其全年GDP预计增幅为6.5%，同时印度2021年的GDP增长也达到了8.9%。商人总是无利不起早，我们可以看到越南房价今年开始出现了疯狂的“普涨”，而李嘉诚也开始大规模投资越南。在疫情的大背景下，逐步将供应链“去中国化”，远比经济衰退高出一大截风险。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承接了重要的位置。很多细小的零部件，往往都是由民营企业加工生产的。换句话说，中国供应链体系极具弹性的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密密麻麻的中小企业。根据艾瑞咨询的报告，2020年我国大型集团的利润率仅下降0.8%，但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同比分别下降了30%和37%。根据清华大学朱武祥教授的统计，1400家中小企业调查结果显示，34%的企业在没有收入的前提下，只能维持1个月，33%的企业可以维持2个月，只有18%的企业可以维持3个月。要知道，中小企业不仅承接了供应链制造的最末端，也承接了中国GDP的30%GDP和就业人口的80%。如果疫情依然持续发展，中小企业的持续倒闭，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国内的供应链体系。如果说，前面我们探讨的都是现阶段国内经济的无奈与危机，那么展望一下未来，其实也很难得出一个闪闪发光的预期。相信看过《天下无贼》的人，一定会记得影片中的这句经典台词。“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其实国内经济越是走到这个十字路口，越能感受到人才的重要性。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国企员工也好，政府官员也罢，下海经商，无非要的是胆识和机遇。而经济发展越到后期，那种传统制造业或者贸易业的模式，就越难创业成功。这个时候，往往需要的是创新，无论是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比如泡泡玛特、名创优品，还是技术上的创新，比如AI技术，智能制造等，才是创业成功和产业生命周期延长的核心所在。而创新二字，最需要的便是高端人才，因此很多时候，公司的核心技术能力，越来越聚焦于某几个人的背景，而企业人员规模反而成为考量的其次。换句话说，核心竞争优势，已经从规模化转变为科技创新。而这一点，放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也依然适用。举个例子来说，中芯国际CEO梁孟松可以说在半导体行业内赫赫有名，刚进入中芯国际，就帮助其突破了28nm的芯片制程工艺，而后在三年的时间里，一路帮助中芯实现了从28nm到7nm制程工艺的攻克。梁孟松曾经数次请辞，每次的结果均是中芯国际的股价应声大跌，而最终梁孟松的薪资涨了4倍，公司送了价值2250万的房产，辞职风波终于告一段落。可见企业对于顶尖人才的重视程度。（按梁的贡献而言，4倍收入增长还是少了点）就连现在的创投机构也在四处寻觅人才放投资。如果你是高端人才，你想创业，不是你去找VC，而是VC来找你，创投机构越来越看中创始团队的背景和履历，甚至不少VC机构会求着创始人辞职创业。因此，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经济下一个周期的核心加速器，一定是高端人才。当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的同时，很多人也在思考，国内是否能留得住人才。在知乎上，就有一个1600万阅读的问题，叫做“为什么中国很难留住高端人才？”其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回答来自于作者babyquant，他认为科学界的人才是一个玄学，人才的本质是一个期货，或者说是一种开盲盒的形式。由于中国高校行政化主导严重，行政层面的决策者缺乏专业知识，压根不知道各个细分领域，哪些人有希望成为人才，所以一刀切，大锅饭，期货人才分到的钱自然少了。而对于那些板上钉钉的现货人才（已成为业内顶级专家），说不定人家努力了一辈子现在要享受退休人生了。当然了，除了上述观点，更多的顶级人才会考虑，除科研之外的物质生活。举个例子，在香港只要是正教授，一般年薪都是在百万港币以上，不能说特别多，但一定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也就会沉下心来做研究。而在国内当上副教授，还要考虑如何捞外快才能在一线城市定居。从国内经济发展的角度思考，我相信这方面的担忧，相关机构已有所考虑。所以在未来的10年内，国内高校的教职资格竞争将愈发激烈，而且那种终生聘用制的养老模式也将被逐步改革，教授之间的薪资差距也将进一步的拉大。凡是能促进国内科技实质性落地的政策，一定会逐步颁布并执行。但从现阶段来看，不得不承认，留住核心人才依然存在一定的困难。我之前看到，美的集团在2021年底提出，要实行收缩战略，2022年收入不追求高增长，盈利要恢复到2019年水平，要“稳”字当头。头部企业尚且如此，作为个人的我们，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确实更应该将未来的风险考虑进来。不知道有多少看到结尾的小伙伴，会对未来的经济形式产生更深层次的忧虑。其实我觉得，相比于杞人忧天，换句话更适合现在的形势——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其实古人早已告诉我们应对危机的策略。当然，无论是历史，还是投资，亦或是创业，大部分时候都遵循着各种规律，只有少数关键性的转折点是具有偶然性的。但也正是这些偶然性，比如疫情，俄乌冲突等等，决定了大部分的盈亏，决定了大部分人的命运。人这一生总是会有三四次转折点，危机的背后往往蕴藏着机遇。我知道肯定有小伙伴会问我，你依然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吗？在这里送大家一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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