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女儿是我们的生命

我是在上大学时认识我先生的，但直到2000年我们才结婚。生活曾让我们奔赴了不同的方向，但最终我们还是重新有了联系。我们结婚时，已经有了3个孩子，我有1个亲生女儿和1个在美国领养的儿子（6岁时领养），我先生有一个他自己的女儿。我们想要共同抚养一个孩子，于是我们开始商讨领养。我先生一直深深爱着亚洲文化，他喜欢孩子成人后对年迈父母的孝敬，这与美国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非常喜欢武术，他的偶像是李小龙。所以，我们开始研究如何从中国领养。我的一些朋友，有从中国领养儿童的经验，他们告诉了我们领养程序，于是我们联系了当地的领养机构，并递交了申请。

最先被领养的是Mary Bailey，她现在已经18岁了，当时她只有11个月大，是个健康的孩子。在领养她时，我们参观了她的福利院，当看到那里所有的孩子都需要一个家时，我们心都碎了。她所在的福利院，孩子睡在小床的光板上，没有被褥，每一个婴儿腰间都系着一圈松紧带，兜着尿布。 那是2004年5月的广东高明，天气很热，福利院的窗户敞开着，孩子们也被蚊虫叮咬着，一间房间里至少有50个婴儿。那天离开时，我看着我的先生说：“我们必须再回来！”显然，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是爱孩子们的，他们在有限的生活环境中，尽其所能地照顾着孩子们。我们的女儿虽然当时已经快1岁了，但个头只有3个月的婴儿那么大，还不能独立地坐立和站立。Mary Bailey去年春天已经高中毕业，现在她正在上大学，并且是一名职业芭蕾舞团的学员。

Anna 被领养后，我们觉得家庭已经完整，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年龄也已超过了对领养人年龄的要求。但在2010年，当得知还可以领养一个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时，我们马上着手准备领养所需的文件。我们收到了那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的资料，当我看到她的生日只比我的生日晚一天时，我觉得这是上帝的旨意。我还没有看她的资料，就已经笃定她是上帝选派给我们的了。在 Maya Grace 32 个月大时，我们从广州花都区带她回了家。她出生时有唇腭裂，并诊断患有乙型肝炎。后来我们得知这个诊断并不准确，实际上她并没有乙肝。

我决定联系在西雅图的WACAP机构，Maya Grace就是通过他们办理的领养。他们询问我们希望领养儿童的年龄和状况，并发给我们一些孩子的资料查看，但这些孩子都不适合我们的家庭。在与机构来来回回联系了几天之后，我收到了一封邮件，上面说他们刚得到一个女孩的资料，很符合我们的要求。他们还没来得及把女孩的信息放到网站上，想先问问我们是否愿意先看下她的文件。我当然愿意！文件发过来，打开一看，她竟然是Darcy！！！

原来Darcy被匹配给了另一个家庭，但那个家庭自身出了一些状况，不得不终止领养程序，所以Darcy又重新回到了待领养的名单中。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周五晚上看到她的照片的同一周内。

我们于2014年2月，将Darcy带回家，那时她还差几周就9岁了，我们给她取了个新名字，叫Allyson Kate。她出生在广西柳州，但在南宁的一个集体家庭生活，这个集体家庭是为艾滋病毒阳性的孩子而设立的。她在那里得到了良好的医疗照顾，也曾在当地的公立学校上学，但她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情感支持，也没有和照顾者建立感情，她称集体家庭的工作者为老师。

她主要有情绪问题和判断问题，她的艾滋病，反倒是我们最少担心的。她现在已经在情绪健康和安全感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她的艾滋病的情况，我们需要保密，只对需要了解这些情况的人讲：她一天服药两次，每三个月在我们当地的儿童医院看感染科医生。自从她从中国来到我们家，她的病毒载量一直保持在检测不出的低水平。现在16岁的她，读10年级，和Anna在同一所艺术学校学习舞蹈，正在如花般绽放。

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拥有这些宝贝女孩儿，是何其幸运！我一直深深地爱着孩子们。在2006年领养Anna之前，我是一名有17年工作经验的社会工作者，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我的先生今年63岁，他从18岁起便在一家公司上班，直到去年公司被卖掉。现在，他在一家拥有加油站和便利店的公司当服务技术员。我的先生从小随单亲妈妈长大，他的妈妈只有8年级的文化水平，他高中毕业就直接工作来帮助和支持妈妈，他是我见过的工作最努力的人。

人们经常质疑我们的领养，实际是质疑我们从头再次抚养孩子的决定。我们无法想象没有这些女孩的生活，我时常想起她们的亲生父母，感激他们为这些孩子选择的生活。人们会告诉这些女孩，她们是幸运的，我们立刻会说：“不，我们才是幸运的！”我们的女儿是我们的生命。

策划：罗新

资料收集整理：郑琼  郑群

翻译：眼睁睁 郑群

校对：Laura L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