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定罪与处罚：美国女性能否保卫堕胎权与生殖正义？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文｜Melissa Gira Grant
当时，琼斯正怀着她的第三个孩子。她一直在找工作，但屡屡碰壁，她想知道雇主们是不是因为看到她怀孕了而拒绝雇佣她。琼斯是一名22岁的黑人，贫穷，且急需医疗补助。她知道自己需要钱来支付罚款和诉讼费；她也知道自己需要一份工作来增加缓刑的机会。根据她后来提起的民事诉讼显示，她当时很抑郁，“承受着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压力”；文件继续写道，“琼斯考虑了自己的艰难处境，并试图寻求解决方案。”
她从网上药店订购了米索前列醇，这是一种诱导分娩的药物，通常用于自我堕胎。在距离她被警察拦下两周后，她服下了药物。几个小时后，她去了医院，并告诉医护人员，她感觉孩子停止了活动。琼斯向医护人员解释说她服用了米索前列醇，在一位护士记录下了她至少已经怀孕23周的情况后，医院让她出院了。
大约11个小时后，琼斯在返回医院的路上生下了一个男婴，男婴出生后不久就死了。当她还躺在病床上时，警察已经在病房外等候。一名警方调查员走进来，让她穿上衣服。根据民事诉讼书，在琼斯离开的那一刻，警察给她戴上了手铐，而她甚至还在流血。在县监狱，一名护士给她抽了血。警察问她从哪里得到的药物，她打算对孩子做什么。在半夜，他们告诉琼斯，她被指控犯有谋杀罪。不久之后，警察搜查了她家的卧室，拿走了一个装在洋红色箱子里的手机和一个快递信封作为证据。在警方回到监狱后，监狱终于给琼斯送来了四块垫子。她等待着第一次出庭。官方指控是“恶意谋杀”，在佐治亚州，这是一项死罪。
反堕胎运动的成员经常声称，该组织只对提供堕胎服务的人和诊所感兴趣。反堕胎组织苏珊·安东尼名单（Susan B. Anthony List）的负责人玛乔丽·丹南菲尔瑟（Marjorie Dannenfelser）于2021年12月声称：“法律只针对提供堕胎服务者和诊所，并不针对妇女。” 但这些论点掩盖了一种广泛而阴险的做法。随着最高法院即将对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做出裁决，罗诉韦德案可能被推翻，并在全国至少17个州触发堕胎禁令。一个长期以来，只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未来可能很快成为现实，并引发大量的痛苦。堕胎不会被立法禁止，但那些寻求堕胎、实施堕胎和帮助堕胎的人可能会面临刑事处罚，这取决于他们的居住地和身份。经历流产、早产或死产的人也可能面临刑事处罚。如果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就像5月初泄露的一份意见草案所暗示的那样），由此产生的对怀孕的定罪将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法律体系中根深蒂固的偏见。
生殖正义与被定罪的堕胎
正如生殖正义倡导者几十年来所警告的那样，对于琼斯和许多像她一样的人来说，这个可怕的未来已经到来。在过去50年，孕妇因其妊娠结果而面临刑事处罚的案件已超过百起。在某些情况下，警察和检察官以创造性的方式利用法律，或超越法律的界限，以“保护”未出生胎儿的名义，对孕妇的身体施加国家权力。据执行主任琳恩·帕特罗（Lynn Paltrow）说，自1973年以来，全国孕妇权益倡导组织已经确认了至少1600起此类案件，涉及逮捕或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即使存在着罗诉韦德案的保护，但是将堕胎犯罪化（包括立案、监视、逮捕和监禁，以及随之而来的一连串后果）的大网已经捕获了数百人。
如果我们了解目前的生殖自主权是如何被定罪的，就更容易理解在一个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的世界里，堕胎将怎样被定罪。反堕胎团体相当成功地传播了关于堕胎是否构成犯罪的不确定性，而且忽视了法律的说法。研究堕胎和法律的专家在向最高法院提交的，关于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的简报中表示，正是这种“非法性的光环”加剧了人们被定罪的程度，其程度甚至超过了立法者和法院的决定所带来的影响。
数十年来，反堕胎团体通过播种“胎儿身份”的概念将堕胎定为犯罪，这一概念通过将胎儿的命运与怀胎者分开，设法将孕妇重新定义为潜在罪犯——该做法影响了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的裁决。米歇尔·古德温（Michele Goodwin）在《子宫管制》（Policing the Womb）一书中写道：对怀孕的逐步定罪始于使用非法药物的孕妇，它利用了一系列现有法律。近年来，新的“胎儿保护”法使该模式在法律体系中进一步制度化。据古特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称，目前有2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将怀孕期间使用药物视为虐待儿童；有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规定，医疗服务提供者必须报告怀孕病人是否涉嫌使用药物。即使各州没有这样的法律，检察官也会用谋杀的指控来对怀孕的药物使用者定罪。在加里福尼亚州，两名据称使用毒品的妇女在流产后被指控“谋杀”胎儿，而这些指控在该州的法律中缺少依据（一名妇女的指控被驳回；另一名妇女的判决被推翻）。
这种对怀孕的药物使用者的关注，抓住了主流生殖权利倡导的弱点，这种倡导主要是由没有亲身经历过定罪的妇女所领导的。设在阿拉巴马州的堕胎基金Yellowhammer Fund的执行董事、密西西比州生殖自由基金的共同创始人劳里·贝特拉姆·罗伯茨（Laurie Bertram Roberts）问道：“当所有这些法律都被用来对付使用药物的孕妇时，白人女权主义者在哪里？支持堕胎运动又在哪里？只有生殖正义运动一直在提供帮助。” 对罗诉韦德案判决的攻击不仅发生在备受瞩目的宪法案件中，也发生在孕妇与刑事法律系统之间看似平常的互动中。在这些斗争中，支持堕胎的团体的缺席不仅仅反映了他们选择将资源集中在哪里，更反映出了斗争中的偏见。罗伯茨指出：“老实说，这是因为法律将某些人定为罪犯，被白人女权运动抛弃的群体包括贫穷的女性；有色人种女性：黑人，原住民，少数族裔；同性恋；性工作者；毒品使用者。”
这种以保护未出生婴儿为名扩大刑事处罚的做法，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大规模刑事化和监禁的兴起相吻合，被关押的妇女人数急剧增加。从1980年到2019年，这个数字上升了惊人的700%。根据量刑项目显示，女性的判刑增长率是男性的两倍。美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在这个庞大的系统背景下，因堕胎而被定罪的理由远远超出了禁令的范围。如果罗诉韦德案被推翻，联邦刑法典中将有超过4450项罪行，以及数以万计的州刑事条款来实施处罚；更不用说各州的谋划犯罪、犯罪未遂和共犯法规（state conspiracy, attempt, and accomplice statutes），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来对人们进行刑事处罚。
举报、处罚与定罪：女性如何规避风险？
正如司法研究教授格蕾丝·霍华德（Grace Howard）所描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对怀孕者进行监视、管理和控制的体制下。在美国，这一制度已经将目标瞄准了实施自我堕胎的人：根据生殖司法法律和政策组织If/When/How的初步调查结果，从2000年到今天，至少有60人因自我堕胎而面临刑事处罚。但该组织的高级法律顾问兼法律总监法拉·迪亚斯-泰罗（Farah Diaz-Tello）警告说，实际数字很可能远大于60人。虽然只有四个州的法律明确将自我堕胎定为犯罪，但该组织发现，检察官能够利用其他法律，在某些情况下对人们堕胎发起指控。迪亚斯-泰罗观察到，与其说是“法律怎么说”，不如说是 “这些系统如何看待” 人们。检察官当然有责任追究他们认为的违规行为，但他们是关键。迪亚斯-泰罗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特定的检察官是否“认为堕胎是不正常的，应该受到惩罚”。
当地时间2021年9月2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议员听取德克萨斯州堕胎法的审查。
在某些方面，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决定甚至比检察官的决定影响更大，因为他们可能是第一个与自我堕胎者接触的人，前者的举报可能直接导致后者被逮捕。迪亚斯-泰罗说，当人们说自己流产时，往往“没人相信”。她补充说，女性被视为“值得信任”还是“理应受罚”，与她们的种族和阶级有很大关系。
如果肯丽莎·琼斯没有去医院，那么她可能永远不会被逮捕。在佐治亚州，在22周内堕胎是合法的；一般认为胎儿生存能力的阈值约为23周或24周。该州没有禁止自我堕胎。然而，一名医生认为她服用米索前列醇是一种犯罪行为。多尔蒂县的地方检察官格雷戈里·爱德华兹（Gregory W. Edwards）告诉记者，她的案子可能会交由大陪审团审理。当局下令进行尸检；但在全国孕妇权益倡导者为琼斯辩护后，爱德华兹驳回了恶意谋杀的指控。他解释说：“相关的刑法和法规明确规定，孕妇因非法终止妊娠不会受到起诉。”然而，与使用米索前列醇有关的另一项指控依然存在——“持有危险药物。”
在琼斯的民事诉讼中，她表示自己并不想流产，而是想提前分娩。然而，她所求助的那些人却根据她在医院遭受创伤期间与她的短暂互动，向社会服务机构举报了她，进而导致了执法行动机构的行动。“（孩子的母亲）非常冷漠，没有表现出任何情感或同情，”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在琼斯引产后不久提交的一份入院报告中称，当时她还在医院，“（孩子的母亲）唯一担心的就是被逮捕”。琼斯在民事诉讼中说，由于她的种族和收入水平，他们对琼斯意图的怀疑也被放大了。
与谋杀指控一样，“持有危险药物”的指控最终也被撤销。琼斯回到了她的孩子身边；多年后，她的民事诉讼以未披露的金额达成了和解。然而，即使在今天，当你搜索她的名字时，她的脸部照片仍然是出现的第一张照片。琼斯告诉我：“我所经历的这一切，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非常令人不安。”在美国的堕胎犯罪史上，她的案件：一个流血的女人从医院出院后被警察拘留，在监狱里呆了三天，远离她的孩子，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医疗护理，有时被认为有一个好结果，因为她的指控被撤销了。
罗伯茨说，试图让所有生活在将被禁止堕胎的州的女性前往其他州获得堕胎服务是不现实的。这意味着扩大自我堕胎的覆盖面至关重要。根据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版》（JAMA Network Open）上的一项研究显示，目前美国约有7%的育龄妇女实施自我堕胎。在多布斯案的裁决发布之后，自我堕胎被定罪的风险可能会增加。
在这些人所处的法律现实中，相关人士应该如何使堕胎更容易被接受？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之后，我们必须让那些“寻求堕胎的人以及帮助他们的人”了解他们可能被定罪的风险，让他们做出知情的决定。这种工作并不新鲜，尽管在堕胎方面开展这些工作可能是陌生的。从“了解你的权利”教育到社区保释基金，许多人的日常工作都致力于将危害最小化。然而，对于堕胎和生殖保健日渐扩大的限制，并非某种“全新或独特的”刑事定罪形式。正如中断刑事定罪项目和生殖司法团体在合作简报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这些限制是“一个更大网络的一部分”。对有色人的定罪、医疗服务提供者和警察的勾结、惩罚优先于医疗：对于那些曾为家庭暴力的幸存者辩护，或试图将社会服务与执法脱钩的团体而言，这一切并不陌生。简报总结道：“反定罪化的努力和生殖正义组织者之间的团结至关重要”。
2022年4月，在得克萨斯州，警方接到一家医院的报案，一位名为丽泽尔·埃雷拉（Lizelle Herrera）的女性随后被逮捕，她被指控实施了与自我堕胎有关的谋杀。她的保释金为50万美元。通过这一事件，人们可以想象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的未来，包括南得克萨斯生殖正义组织和弗朗特拉基金会在内的当地团体带头呼吁释放埃雷拉。If/When/How组织提供了法律支持并支付了她的保释金。在像Planned Parenthood这样的大型全国生殖权利组织做出回应之前，这些主要位于得克萨斯州的组织帮助了埃雷拉获释。弗朗特拉基金的创始人和董事会主席洛基·冈萨雷斯（Rockie Gonzalez）说：“我们把聚光灯投向斯塔尔县当局，他们退缩了。当然，单纯的纠偏并非真正的正义。”
总部设在得克萨斯州的生殖正义组织Avow的执行董事艾梅·阿朗比德（Aimee Arrambide）说，那些带头努力释放埃雷拉的地方团体，通常在缺少全国性团体支持的情况下承担起责任。事实上，当地人员的专业知识一直被人忽视。阿朗比德认为“这就是我们的权利被剥夺的原因之一”。当埃雷拉被逮捕时，阿朗比德正在努力创建当地法律辩护基金。毕竟，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之前，甚至在埃雷拉被捕之前，得克萨斯州的活动人士就已经发出了关于堕胎被定罪化的警报，但这些警告被忽视了。“人们天真地相信，司法系统会站在合宪性的一边，”阿朗比德说，“但事实并非如此。”
生殖自由的未来必然需要一种减少伤害的哲学，即在承认负面后果无法消除的情况下减少伤害。If/When/How组织的迪亚斯-泰罗指出，我们需要“从先前的减少伤害运动中汲取经验”。这些运动的成员致力于为吸毒者和性工作者争取权利，他们是“计算的专家，能够认清谁必须承担法律风险，谁需要避免法律风险。” 像伯特伦·罗伯茨这样的生殖正义倡导者长期以来一直在建立这些联系，她的亲身经历有着指导意义。“从一个保守的基督徒到从事性工作，让我对一切并非黑白分明的事实有了更多的同理心和理解，”她说，“你必须能够在那些可能让人不舒服的领域行动，那些可能不完全‘合法’的领域，”她补充说，“同时你必须努力去争取那些应该合法的事务”。
（翻译：龚思量）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
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
来源: qq
点击查看作者最近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