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冤56年的汪康夫去世：我没有强奸女学生

公众号新闻

2022-10-28 01:10

#01

冤枉、冤枉

10月24日，申诉了44年的江西教师汪康夫去世了，享年80岁。

听到这个消息，心情沉重。大概六年前，我关注到了汪老师的案子，当时还写了一篇小稿子。记得他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带着清白之身进棺材。可惜，他没有等来。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他的故事，我给大家简单复述一遍。

1966年5月，任教于江西吉安莲花县琴水小学、24岁的汪康夫，被当地社教工作队，指控强奸猥亵十多名女学生。社教队声称，是有人举报，随后他们拿出了三份由学生具名画押的调查指控材料。

1966年10月，莲花县人民法院，以强奸2名女学生、猥亵10名女学生的罪名，判处汪康夫10年有期徒刑。

汪不服，在二审判决书上写：我没有强奸女学生。

随后他上诉至吉安中级人民法院，但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原判。自此，汪在江西潘阳湖成新农场开始了长达10年的劳改生活。

出狱后，他再次走上申诉之路。但历经44年，他终究没有等来法律还他清白的那一天。

1978年、1980年、1987年、2004年、2021年……，从地方法院，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没有支持他的申诉。

1986年，吉安中院、人民检察院联合复查了多名参案人员后，给出了撤销原判的建议，那是他距离法律意义上的清白，最近的一次，但可惜，法院随后的判决，并没有采纳复查建议。

可奇怪的是，与法院始终没能还他清白不同，周围的亲属、朋友、同学，以及后来介入的律师、记者，包括村里的邻居，他出狱后嫁给他的爱人，以及后来出生的儿女、孙辈，没有一个相信他是强奸、猥亵女学生的罪犯。

最最奇怪的，是当年那些“实名检举”他的女学生，后来也否认自己的检举。当年一名女同学，多年后听说汪老师被判了十年劳改，十分错愕，给汪回信称：

“究竟为何事使您改造10年，倘若为‘强奸’了我而受刑，这是实在的冤枉、冤枉，大冤枉，我可到法院去作证。”

另一名同学则回复：

“我以前不知道这件事会到我的头上来，我也要设法把这事弄清楚。”

参与检举汪老师的女同学回忆：当年班里总共12名女同学，全被曹静安、贺恩莲两名老师逐个叫去做了秘密谈话。

其中一个叫李莲欣的女同学告诉记者：

教师曹静安在放学后把她叫到一个房间，让她写汪康夫对她做了什么，她不知道该写什么，她觉得汪老师是最好的老师，可是不写，曹静安不让她回家。“什么硬邦邦的东西，我不知道她（曹静安）在说什么，是棍子吗，什么塞进了你的阴部”。她感到很害怕，不知道曹静安在说什么，最后照着一份写好的材料抄了几行，签完字，才被放走。

李莲欣出门后，遇到了好朋友李华清，知道她被贺恩莲老师叫到另一个房间谈话了，也是一样，不写不让出门。李莲欣小声地对李华清说：“都是胡扯的，我们害了汪老师。”但两人觉得，害也是曹静安、贺恩莲害的，作为小学生，她们能做什么呢？

两人被迫写完材料后，很久没再听说过汪老师的事情，还以为他被抓了后很快就放了，或者调到其他学校去了。直到50年后，有记者联系他们，才知道，汪老师因为他们当年写的那几行字坐了10年冤牢。

2016年，江西电视台还带着汪康夫，特意去寻访了法院认定的“被强奸”的两名女学生。

一名叫尹福贞，见到多年未见的汪老师后，激动地流眼泪，握着老师的手说：

“老师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六十多岁了，汪老师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都是污蔑。”

汪反过来宽慰她：“我不怪你们，那时还小。”

另一名叫洪仔妹，见汪康夫时显得非常不情愿。汪说，“我不会记恨你”。

洪回答：“记恨我也没什么用，我又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她说，当年贺恩莲逼他写材料、按手印，说不承认就不能升学。她也对汪的律师表示，老师没有对她做过什么，不过她又说：“但有什么用呢？一次次，别人还以为我害了他。”

而她的丈夫反而更开通一点，对记者说：“到关键时候你们再来，真开庭了，我可以去作证，我们结婚我知道她是处女。”

涉案的12名女学生，媒体找到了其中6位，其余有的移居外省，有些已经离世，有的不明下落。

受访的学生，都说汪康夫是个好老师，但也有人不愿意回忆当年被谈话的细节，担心生活受打扰。多数受访者以为汪康夫早就去世了，还有人以为他早平反了。有人表示愿意出庭作证。

至于参与检举汪康夫的曹静安和贺恩莲，后来都移居到了外地，前者随子女移居北京，后者移居广东。

记者试着联系采访他们，但他们的子女和亲属均有意打断、拒绝，所以没有得到她们太确切的回应。其中有记者问80多岁的曹静安，当年调查过谁，她说不记得了。记者提到是不是调查过汪康夫，她不耐烦地说：“没有的事”。

#02

法律清白

汪康夫为自己的清白申诉多年，很多亲戚朋友，都劝他算了，不要再纠结过去，过好当前的日子就好。而且几乎所有亲戚朋友也都表示，相信汪老师是好人，不会做那样的事。

但汪康夫觉得，要彻底洗刷自己的冤屈，只能靠法律途径，只有得到法院的明确判决才算。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一次次写材料、寄材料，前后请了6名律师。

最早那会，当时正处特殊年代，这种事尤为敏感，所以尽管很多汪的同事、同学听说后都不相信，但也没人站出来为他说话。

1980年，莲花县人民法院曾经对汪康夫的案件进行过复查，的确发现了曹静安找女学生谈话时有追逼、引诱的现象，由自己写好的检举稿子让女学生抄。贺恩莲也承认，“谈话时我们是带有引导式的”。

可法院最终还是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由驳回汪的申诉。

1986年那次，吉安中院和人民检察院都做了复查，甚至做出了建议撤销指控的建议，机会应该是最好的。可惜，第二年，吉安中院还是驳回了他的上诉，理由是，汪康夫提供的两位否认原检举信件的受害人，经过了串通，不能作为证人。

后来，种种原因，无论汪康夫如何努力，他始终没能等来法律意义上的清白。我看了各家媒体的采访和分析，大致总结了以下几个原因：

(1) 被迫错过了黄金申诉期。应该说距离案发时间越短，申诉成功的机会越大。80年代初，他的申诉还是有些效果的。可惜，当年那种氛围，加上当时法制完善程度远不如现在，很多证人不太愿意站出来。后来时间拖久了，就越来越难以查证了。

(2) 在当年被捕后，汪的确在审讯时说过“侮辱”女了学生、承认存在“猥亵”。虽然，这点他后来做出了说明，在那个年代，给学生擦药、教学生游泳不可避免接触身体，都可能被视为所谓的猥亵，而批评女同学谈恋爱也会被上纲上线为“侮辱”。总之，所谓猥亵侮辱，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猥亵侮辱。但时代久远，法院只能依据书面文字材料判断，很难推翻。

(3) 确实也有些法律机构不够给力的问题。90年代，他所在的莲花县一度从吉安市划归至萍乡市。期间，他的申诉辗转多次，耽误了很多时间，各地各级法院踢皮球，让他颇为无奈。

(4) 一些涉案的当事人，当年尚处幼年。后来长大后，他们大多也对此案对那个年代讳莫如深，不太愿意配合。这也让证据链条断裂、不够充分完整。

其实依据现代法律中“疑罪从无”的原则，只要有证人承认当年做了假证，为汪康夫平反，本应该不是难事。

一些主动介入的律师，以及大量接受媒体采访的法律专家也表示，这个案子本不是太复杂的案子，案情也清楚。但不知道为何，直到汪康夫去世，他也没有得到法律的平反。

当年是法律让汪康夫受辱，但他一直相信法律是公正的，而且终有一天，法律会还他清白。今年年初，有记者去看他，只见他已数病缠身，躺在医院里不能动弹了。不过即使如此，他依然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我相信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