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夫被强奸罪名困住的一生：他究竟“输”在哪？

用一生换取“清白”，值得吗？

也许有人会不当一回事，一笑而过。

也许有人会说，清者自清。

非要较真，很可能永远是输家，没有一丝丝“翻盘”的机会。

汪康夫就是一个纯粹的“输家”，把清白和正义四字，看得比泰山还重。

几十年日复一日地申诉，想在死去前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结果，还是遗憾收场。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走错了哪一步，要落到如此下场。

一个巨大的问号永远没有落地的可能。

10月24日下午，汪康夫因病去世，走得很突然。

单看年龄，80岁应该算“寿终正寝”了。

但他在世时，却坚持说自己只活了24岁，因为活得“人不人鬼不鬼”不算活着。

妻子看在眼里，无能为力：

“他天天都苦闷，一辈子都苦闷。”

这一切，都与那个莫须有的强奸罪有关。

24岁时，他风华正茂，在三尺讲台上兢兢业业，教学水平无可挑剔。

他带的班级，把流动红旗和奖状拿了个遍，羡煞其他班级同学。

如果这样走下来，未来肯定桃李满天下。

但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

1966年5月16日晚，没有任何征兆，汪康夫突然被带走，与世界隔离开来。

刚开始，他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什么，直到决定起诉时才明白：

“他们要把我搞成强奸。”

完全是“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打法：先抓他个措手不及，再装模作样地调查。

法院认定他强奸两名、猥亵十名同学，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证据是，不需要物证，手写的报告足以定罪。

简直是儿戏。

退一万步说，真的证据确凿，这量刑也不合理。

而12名“受害者”呢，并不知道她们尊敬的老师遭受牢狱之灾，还以为是被调走了。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下来，汪康夫彻底懵了，往后余生被“锁死”在强奸犯的身份里。

他无奈又坚强地说：

“法院没有以任何证据证明我有罪，而我用了一辈子来证明自己无罪。”

与此同时，另一个更大的“罗生门”在不断消耗他：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诬告，他也信心满满地说，“平反汪康夫老人案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

诡吊的是，他每次差点就洗去冤屈，然后又是徒劳的等待。

所有努力，其实都在重复“历史”。

1967年，他的笔录写道，“我没有强奸女同学。”

如沙子入海，没有掀起一丁点波澜。

拒绝认罪是无用功，申诉亦然。

这场“局”除了他，不需要“受害者”，所以也无“规则”可讲。

他在打一场没有进度条的“仗”：

“现在就我是强奸犯，而没有个强奸对象。我服完十年徒刑，被害人还不知道自己是受害人。我的人生就这么毁灭了，一辈子就这么毁灭了。我期望在我死去以前，能够看到我是清白的。”

他不要求物质赔偿，只要求还他法律上的清白。

不过分吧？

很简单的诉求，成了汪康夫触不可及的奢望。

有些人甚至不理解，汪康夫所追求的“清白”是什么东西，需要达成什么条件。

因为他如果真的“清白”，为什么又求而不得？

这是一件很致命的事。

“自证清白”无用，需要一个“官方认证”才能脱去烙印。

当汪康夫久久拿不下“认证”，难免有人借此做文章。

他努力了56年，一下子被无良网友的闲言闲语“打回原形”。

有人认为，既然判刑了，就说明他有罪：

“强奸、猥亵12名女学生，被判强奸少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还有脸面要申诉，当年判轻了。”

有人自以为是福尔摩斯再世，轻描淡写便毁掉老人大半生的努力：

“能够被12人告，可能没有强奸这么多，可能只有几人，同样猥亵可能是有的，并不是完全不。

似曾相识的感觉。

正是这套逻辑把汪康夫毁了：

他可能猥亵、强奸女同学......

抛开事实不讲，这句话在语法上没有错误。

于是，有人盖棺定论，要老人认错：

“利用职务便利侵犯十几名女学生，案件并不复杂，受害人的共同指证应该没有缺失，所以需要的是认真赎罪而不是逃避。”

多么可笑！

所谓人言可畏，我算是领教到了。

不抛开事实地讲，汪康夫缺的从来不是证据。

他刚出狱时就很疑惑，为什么会被判刑？一定是有学生写了检举材料。

他就写信给判决认定的强奸受害者，并很快收到来信。

一人说：

“汪老师，接到您的来信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会到我的头上来。”

另一人说：

“汪老师，我们以为您调到永新教书去了。如果因为强奸了我而判刑，实在是冤枉、冤枉、大冤枉。重审时，我可以出庭作证。”

汪康夫看完信，觉得平反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就把信拿到了法院。

1980年，莲花法院复查后，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驳回申诉。

这八个字我都认识，组在一起居然成了天书。

汪康夫没死心，继续写信、寄信、上法院，直到6年后才出现转机：吉安中院，复查此案。

笔录显示，当时的调查存在一定的问题。

但办案人员却坚持称，冤错水分不大。

很明显，其中有猫腻。

可惜，当时笔录中的办案人员如今已不在人世。

只能从12名“受害者”入手，“还原”事实真相。

事实上，截至2019年，除了1人死亡1人联系不上，剩下10位“受害者”全都翻供否认受害。

她们承认，在当年的“调查”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诱导。

有写好叫签字的。

有直接拉着手写的。

还有说是教导主任强加给她的。

让人心力交瘁的是，如此多且可信的口供，依然洗不掉沾了汪康夫大半生的“污垢”。

很简单，法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层出不穷的理由驳回申诉。

汪康夫提供了信件，法院驳回申诉，理由是他们“串通”了，故不能作为证据。

所有证据都摆在眼前了，法院依然说：

“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处理适当。”

就问：服不服？

很难想象，56年的时间，汪康夫受到无穷尽的挫折，是怎么走过来的。

他需要一个希望，哪怕有自欺欺人的成分。

他不得不天真地以为，申诉没通过是措辞的问题，于是每天修修改改。

夜里辗转难眠时，又在“构思”新的申诉。

有时，他实在是太疲倦了，宁愿自己真的有罪：

“我也特别希望法院、检察院能拿出实实在在的事实证据出来证明我有罪，哪怕一条证据都可以。”

他其实很清楚，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是公检法的“默契配合”。

相较而言，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了。

人民日报说得很透彻：

“分析几起冤假错案，我们不难发现，造成冤假错案最关键的原因，是一些地方的公检法在办案过程中相互遮掩、相互“协调”，最终默契配合出“铁案”。”

“有人曾表示，在办案过程中，只要哪怕有一名办案人员能够站出来，这些案件或许都不会成为冤假错案。”

问题是，确实有人看出来问题，却置身事外。

让真相一直处于“沉默”之中。

而汪康夫用尽一生的努力，去打破这种沉默。

从这个角度讲，汪康夫为自己平反的意义，比我们想象的更大。

毕竟，当年的起诉书中并没有犯罪的具体时间、地点、经过，可以说是凭空捏造，依然被办成“铁案”。

如今，各种证据轻易地就被判定“不可信”。

这难道不是双标吗？

汪康夫的努力，也是在打破双标，以抵达司法公正。

只可惜，他再也等不到那天了。

汪康夫去世后，有人感叹，迟到的正义还算正义吗？

而我想的是，迟到的正义里有真相，有补救的希望，有对在世之人的安慰......

前提是，虽迟但到。

本文为国馆原创，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羽逸尘